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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艙門關上之后,即將開始一段旅行的謝冠宏接到了上司富士康老板郭臺銘的電話,郭讓他馬上趕去開會。
雙方因為謝的休假開始時間發生了誤會,郭臺銘認為謝冠宏正式休假應該是在第二天。
管理100多萬人的老板一直是令出必行,“擱在以往肯定是下了飛機就趕飛機回公司,但是那次我沒回。
”謝冠宏對《深網》說。
就這樣,在富士康管理數萬人的謝冠宏“被解雇掉了”。
那是2012年,謝冠宏50歲。
說到這些時,戴著眼鏡的他顯得很平靜,失業對他似乎并是一種痛苦,反而是一種解脫。
在富士康期間,謝冠宏判斷出數字化、電子化趨勢,先后拿下蘋果iPod、iPad的訂單。
此前在亞馬遜Kindle軟硬件設計和整合過程中,謝冠宏貢獻頗多。
他把對Kindle的生產稱為JDM,比ODM多了聯合開發工作。
閑下來之后,謝冠宏有一陣子感到輕松,他沒有想過回臺灣創業,而是留在了深圳,“他們都叫我大陸人,只有口音上還有些像。
”小米當時正值用人之際,雷軍約談了謝冠宏。
謝冠宏考慮到從合作方富士康進入小米,有“旋轉門”問題。
實際上,他顯得有點多慮,在小米模式火爆的時候,通過“旋轉門”進入小米的人不在少數,比如高通的王翔。
但是,他過不了這一坎,放棄了,留給雷軍一個圍繞小米做系列生態鏈公司的建議。
在深圳,謝冠宏棲身在龍華的一座茶樓里尋找創業機會。
茶樓不遠的地方有一家日本料理店,白天喝茶談事,便宜;晚上餓了就去料理店里談事,“再晚也不會趕人走。
”謝冠宏說。
有一次談事很晚,吃飯時,一位同事想起來那天是他生日,幾乎都忘了。
謝冠宏有些感慨。
他離開富士康之后,原先的部門換了新領導替代他。
但是有幾個人裸辭跟了過來,包括合伙人林柏青和章調占。
在一張紙上,他與早期幾名創業者畫了一張圖,圍繞著手機,有充電寶、耳機、手機殼等周邊產品,最終選擇做耳機。
邏輯很簡單,智能手機起量,對耳機必然有更多、更高需求。
2013年,他給公司取名1MORE,鞭策自己,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對謝冠宏而言,“年紀大了出來創業,能夠再多一次機會,做不一樣的事情。
”1More后來諧音為萬魔聲學,公司主要業務是做耳機,早期客戶是小米。
跟隨著小米為代表的智能手機一路發展,2018年,1More累計賣出5000萬條耳機,入主上市公司共達電聲,謝冠宏轉身成為董事長。
謝冠宏創業后第三年,來自臺灣的郭柳宗也來到北京,創辦釹鍋智造機器人公司,成為小米第50幾位生態鏈企業。
與謝冠宏類似,郭柳宗也是臺灣富士康制造業出身,創業切入口是做既有價格優勢又智能超常的兒童陪伴機器人。
“這件事在臺灣干不了,大陸有更廣闊的市場。
”郭柳宗對《深網》說。
因為機器人要用到人工智能自然語言處理,郭柳宗了解到一家叫竹間智能的公司,創始人簡仁賢同樣臺灣出生。
簡仁賢先在美國微軟工作,后被派到中國區。
在微軟參與小冰研發后,他看到人工智能趨勢中對于語言處理的迫切需求,打算專項突破,成為自然語言處理中to B平臺。
在科技創業的大陸上,臺灣人謝冠宏、郭柳宗和簡仁賢等人有意無意地引導了一波新潮流。
與上一代半導體、芯片加工、制造業臺積電、富士康不同,與早期臺灣來的康師傅、統一和徐福記等品牌也不一樣,這一波新的創業公司,一開始就以大陸市場為目標,具備更強科技屬性。
盡管他們現在體量還小,卻在大陸的產業架構中學會了游泳,摸索前進。
對此青年創業者楊方儒比較有感觸。
他在大陸做過商業記者,現在臺灣做一個類似于今日頭條的創業項目Knowing。
作為長期奔走在大陸與臺灣之間的觀察者,楊方儒告訴《深網》,臺灣錯過了移動互聯網,但在這一波移動互聯網創業浪潮中,臺灣有一二十名幸運者搭上了大陸創業風潮。
深圳大產業,臺灣“小確幸”帶著多年工作經驗,滿配創業,后來富士康一些昔日兄弟裸辭追隨而來,1More的成立可謂天時、地利、人和都占了,但是,真正邁出第一步卻遭遇失敗。
在公司只有六個人的時候,謝冠宏和同事們設計了一款耳機,起訂單量1萬支。
因為耳機上按鍵設計不理想,謝冠宏沒好意思交貨去賣,陸陸續續作為免費禮品送了好幾年。
以一支耳機60元成本來算,至少60萬元交了學費。
謝冠宏從此學會了做產品要小心,不妥協。
好在1More早期融資順利,損失不至于傷到筋骨。
很快新機會來了。
瑞聲科技幫小米做了一個橘子色耳機,交不上貨,失敗慘重,損失幾千萬。
瑞聲科技項目負責人向雷軍介紹謝冠宏接手解決。
謝冠宏設計了“拉都拉不壞”的耳機線。
其中一個硅膠集線器,反反復復,短時間內模具改了50次。
最終達到放在地上汽車壓不壞,耳機放在里面踩不壞標準。
深圳產業鏈配套齊全,全球沒有幾個地方與比肩,卻也不是任何一個人都能做到。
“你去試試看,他會不會給你改50次。
讓合作伙伴相信你,你不是瘋子,不是神經病?”謝冠宏說。
熟悉行業,并且一貫的好口碑起到積極作用。
這款采用鈹振膜的耳機產品,在小米網上競猜價格,大多數人都給出150元價格預期。
最終,耳機零售價99元,遠低預期價格,首批上萬條耳機一售而空,然后追加訂單。
把之前一萬條損失彌補回來之后,“第一年這個案子成功了,大賺錢。
”謝冠宏說。
這次合作后來演變成小米與生態鏈公司基本模式。
謝冠宏想出一個新概念,叫作聯創模式,以出廠價交付給小米、網易等客戶,比如99塊錢出廠價,只是材料費和加工費,不加任何其它費用。
最終售價減去出廠價的余額,“你一半我一半對分。
”此后,1More發展迅速進入正軌。
小米與順為資金、GGV、IDG、新加坡主權基金等機構的投資也進來,但沒有臺灣資金。
與此類似,郭柳宗的釹媧創造機器人公司啟動之時,也沒有從臺灣找到資金。
處在創業前期,郭柳宗感受更深。
在北京華潤五彩城小米辦公樓旁一座咖啡廳里,郭柳宗拖著行李箱、架著公文包出現了。
他說,幾乎一個月來回大陸和臺灣四次,每周都在飛。
與《深網》長談兩小時,他分析了來大陸創業原因。
第一,臺灣市場小;第二,最嚴重問題是臺灣創投業不像大陸積極有活力,臺灣大部分VC都投中后期。
曾經,郭柳宗拿著商業計劃書尋找投資時,問過很多臺灣地區投資者。
“早期沒有銷售數字的,做互聯網用戶沒有達到一定程度的,基本上拿不到錢。
”郭柳宗說,“不像大陸這邊有人愿意給你機會。
”釹媧拿到小米投資的時候,還沒有注冊登記。
注重數據的臺灣投資者不相信“空話”,相應地,冒險積極性跟大陸比起來有差距。
即便后來郭柳宗注冊好公司,做出樣品之后,“在臺灣還是找不到資金。
”受限于市場狹小、冒險意愿不足,郭柳宗感受到臺灣整個創業氛圍不如大陸。
“我們叫做小確幸。
即使到今天,很多臺灣人覺得做一個小生意,開一個咖啡廳很悠閑。
而不是大陸這邊創業者一波接一波,大家都想改變世界,以馬云和雷軍為標桿。
”結果,年過四十,謝冠宏、郭柳宗和簡仁賢不約而同選擇在大陸搏一個機會。
臺灣企業家是不是在郭臺銘、張忠謀之后有一個斷層?Knowing創始人楊方儒覺得有這個現象,像馬云所描述的,“白發蒼蒼的老人在談創新。
”也有一些臺灣年輕創業者來到大陸淘金。
楊方儒的一位臺灣年輕朋友在大陸做“活動行”APP,公司搬到北京后發展還不錯。
活動行是一個活動報名與售票平臺,與傳統的郵件、電話/短信和現場報名方式相比,活動行線上報名與售票平臺更省時省事、活動管理功能更強更全,隱私、數據更安全。
“臺灣只有2300萬人,一年才幾千場活動,但在大陸機會則多很多。
”擺脫制造業窠臼早在上世紀90年代,臺灣有一波做鞋子、帽子等加工行業的企業家來到大陸開廠設店。
幾乎與此同時,跨國公司微軟、惠普和思科等也向大陸派駐人員,區管理層很多是臺灣人。
這導致那段時間大陸商界冒出很多臺灣面孔。
竹間科技創始人簡仁賢即是從美國微軟派駐大陸。
他在臺灣大學畢業之后,去美國繼續讀書深造,畢業后留在美國微軟,然后被微軟從美國派到大陸。
“當初從微軟調到北京,我最主要目的是想要熟悉整個中文市場,還有亞洲市場的日本、韓國等。
”簡仁賢告訴《深網》。
做了微軟人工智能產品小冰和小娜之后,簡仁賢拉上CTO翁嘉頎等人一起,開始創業,深耕人機交互中自然語言、語意處理市場機會。
對于為什么不把創業想法在臺灣落地,而選擇大陸?簡仁賢的回答很簡單:大陸的中文市場是全宇宙最大的。
由此,他的競爭對手變成了科大訊飛、百度和微軟等大公司。
趕上人工智能風口,竹間科技很快獲得了金融業客戶招商銀行。
“大陸公司對新事物、新技術的接受程度更高。
”簡仁賢向《深網》說起這些時,顯得有些興奮。
他自己也愿意嘗試一些新事物,“我可能比你騎摩拜單車更多。
”“百度、訊飛做不好,技術很難的。
”簡仁賢的自信來自對于復雜語意的理解技術。
“第一要理解上下文,第二個要能做到多輪對話,第三個它要能夠做到實體識別。
”簡仁賢舉了一個例子,招商銀行信用卡有兩三百種,每張卡上個月,“麥當勞總共吃了多少錢?快餐吃了多少錢?單筆超過200塊的刷卡有幾次?”他認為這些語意識別,甚至微軟和IBM Watson都做不了。
以專注團隊,集中于力量于大公司暫時無力顧及之處,單點突破,這是簡仁賢的戰略。
“我大概面試過幾千人,一個一個手把手招來的。
”把人才聚集起來發揮,去不斷地爭取領先于行業的技術優勢,成為簡仁賢每天面對的挑戰。
竹間科技離職員工武劍(化名)告訴《深網》,作為創業型公司,竹間科技需要拿到三四個月技術領先時間窗口,如果技術不往前跑,別人三四個月就可能追上。
而竹間所處在行業,BAT都有涉及。
長久來看,將比拼綜合實力。
時間一久,創業公司成長不夠快,如何留住人才是難題。
臺灣從制造業過來,臺灣地區管理風格,就像富士康一樣,會對員工算得比較精明一點,不像大陸這邊有一些創業公司老板花錢比較大氣。
臺灣創業者給期權、股票,不像大陸創始人給得爽快。
武劍評價,“好處是,臺灣管理相對而言精細化,比較規范,但薪資待遇摳門一點。
”由此,臺灣創始人不像大陸公司創始人對員工有很強的感召力和人格魅力。
面對人才市場競爭,釹媧創始人郭柳宗選了一個折中方案,資金大陸找,一部分研發團隊留在臺灣。
臺灣人員相對穩定,研發人才薪資相對大陸而言便宜一些。
“大陸機會太多,做算法的太搶手,本科生剛畢業,年薪40萬起,臺灣沒有那么高,20多萬(人民幣)。
大陸做算法的,做三五年薪水可跳到100萬,嚇死人。
”郭柳宗說。
臺灣制造業留下了另外一個管理弊端,武劍說,“像富士康一樣風格,上下級比較嚴格,高一級就是高一級,很多臺灣公司普遍如此。
”從富士康出來的謝冠宏創辦公司時對人力成本糾偏。
“能不能不要每天在那兒搞管理,每天搞流程?”1More成立五年,第一年公司只有50多人,沒有獨立的人力資源部門,后面三年只有一位專職的人力資源,到今年人員增加到200多人后,才又加了一個助理。
他想引入一種簡單管理,不搞那么多KPI。
“要理解數字、成績、利潤、營業額,這此都是結果,成敗因素不在于這些數字。
最終,1More公司留了一個KPI,是否能成為最受推崇的科技公司。
”在遠離深圳的中部省份湖南省一個偏遠地方,叫作炎陵縣,這里離最近小機場開車要兩小時,1More通過招商引資,最近在當地設了一個廠,以本地員工,裝配耳機。
在工廠車間里,《深網》看到穿著白色制服的員工,不緊不慢地焊接耳機線,組裝耳機。
墻上貼著鼓勵個人責任心的宣傳語。
謝冠宏向身邊參觀嘉賓介紹,“不靠流水線趕著人走。
”與制造業集大成者富士康相比,有些變化已經發生。
著眼長跑道坐在從炎陵至衡陽東的大巴前排座位上,謝冠宏和《深網》完成了訪談。
他稱工作中遇到四位好老師,分別是亞馬遜貝索斯,蘋果公司的托尼,富士康的郭老板,還有小米雷軍。
“我從幫他們做產品中學習。
”郭臺銘教會他對長期局勢判斷,“局勢就是布局”、“胸懷千萬里,心思細如絲”。
雷軍教會他怎么打性價比,做爆品,如何在網絡上抓粉絲,進行互聯網營銷。
現在,謝冠宏經常在朋友圈里Push一些戴著耳機的美女圖片,“這么做別人看了才不會拉黑。
”與服務于to B的富士康不同,他想打造一個面向終端消費者的耳機品牌。
“1More是探索中的品牌,要具備高技術水平,也要高性價比,產品要在發達國家得到驗證。
”這是謝冠宏的定位。
在國外,有主打時尚的耳機品牌Beats,是1More未來競爭對手。
在真正威脅來臨之前,1More希望先從抓住發燒友入手,然后再慢慢做時尚品牌。
當然,證明自身還需要時間。
耳機行業現在是兩極分化,高端產品品質好,價格昂貴,低端產品便宜,卻又品質堪憂,有些甚至會對耳機產生危害。
做出又便宜又專業的耳機,成為謝冠宏的一個理想。
這點聽上去與小米的品牌主張頗為相似。
不過,謝冠宏的客戶在增多, 萬魔已經逐漸成長為一個產業化公司——有聲學零組件上市公司共達電聲。
既有以耳機代工業為主的TinnLab公司,也有1More萬魔耳機自主原創品牌公司。
郭柳宗的機器人公司目前還沒有這么大規模,它打算借力小米,導入用戶。
“小米現在有2億用戶,日活用戶達到1.32億,月活躍用戶1.65億。
這個大漏斗上面滴兩滴水下來,對我們小公司就不得了。
”他想要跑得更快。
市面上所謂的機器人,九成以上只一個屏幕,或者在底座上加兩個輪子。
真正做有肢體的機器人是深圳一家叫優必選的公司,自研舵機,產品在2016年已經進入蘋果渠道。
優必選現在已經將一個舵機做到40元人民幣,價格遠比市面上500元有競爭力。
實際上,全球售賣的韓國Robatiss舵機,價格是250塊美金一顆。
僅此一點,釹媧創造可謂機遇與挑戰并存。
郭柳宗要求釹媧創造也自己做舵機,哪怕前期研發實力不足,但方向不能跑偏。
在最近一次眾籌活動上,釹媧的小丹機器人眾籌價1999元。
優必選的Alpha One機器人只能編程,不帶人工智能,賣價3999。
獵豹星空陪伴小孩那款,賣9999元。
“我還是有點機會的,現在看不到對手。
”郭柳宗說。
這也是被小米逼出來的。
最早做出的機器人,小米問郭柳宗,做出來賣多少錢?“我說至少要賣4500元。
對方說你瘋了,小米生態鏈的東西超過3000都很難賣,你賣4500?”打掉重做后,做到現在這樣子。
除了價格競爭力,郭柳宗覺得機會在于產品與兒童有著更好的溝通。
釹媧招聘了很多3D動畫師,強化與兒童的溝通效果,講故事時,可以讓機器人同時做出恰當的配合動作。
“要做出來不一樣的東西來。
”在拿到第一輪小米+順為領投的超過200萬美元、第二輪富士康加KIP領投800萬美元等投資之后,為了操作方便,郭柳宗想在成都設立一個公司。
最后經過一點波折,郭柳宗只跑了兩趟成都,公司工商注冊和銀行賬號都申請下來,進入運營階段了。
這讓郭柳宗有些感慨,大陸辦事效率在提升,而且政策越來越人性化。
今年開始執行的“31條惠臺措施”,其中有一條進一步降低了臺灣高中生來大陸念一流大學的門檻,對臺灣人的吸引力會越來越強。
楊方儒的公司業務也有所調整。
在發現臺灣因為Facebook占據了信息通道,很難復制今日頭條模式之后,他改變Knowing模式,向大陸的極客公園+長城會學習,以7-8個人的團隊,每年舉辦三四場七八百人的移動互聯網行業的峰會。
“臺灣創投圈不太愿意冒險,但是大陸的創業者基金已經投了十幾個臺灣的創業團隊,涉及AR、人工智能等等,未來還有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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