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土豪村的創投史：中國最低調的那群富豪村民，開始玩VC了

“富可敵國”的南嶺村，開始登上創投歷史的舞臺。

5月9日，廣東首個村集體經濟成立的創投母基金——南嶺母基金正式獲批運作，計劃總規模5-10億元。

值得一提的是，該母基金的管理人——南嶺股權投資基金管理公司，則是全國第一家由村集體企業作為發起人和實際控制人的私募股權、創業投資基金管理人。

“太新鮮了！”這是不少VC/PE投資人對南嶺母基金的第一印象。

梅花創投創始合伙人吳世春表示，自己也是第一次聽到由村集體經濟出資設立母基金，“從出資人來看，這是創投圈的一個新鮮血液”。

母基金“缺糧”：村里也可以出錢在“募資難”的背景下，南嶺母基金的誕生尤為令人關注。

目前母基金的資金來源一般有四類：政府資金、國有資本；金融機構資金；民營企業資金；個人投資和家族財富。

而頭頂著“廣東首個村集體基金公司成立的創投母基金”這個光環，南嶺母基金是由深圳市南嶺村社區股份合作公司主要出資并發起設立，直白點說，是村里出的錢。

在吳世春看來，南嶺村出資成立母基金，意味著以往被忽視的村集體經濟也可以成為母基金的資金來源之一。

據了解，該母基金計劃總規模5-10億元，將主要投向專注于國家戰略新興產業投資的創業投資子基金，最終投向下一代移動通信（5G）產業、芯片設計制造、互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高端裝備、生命健康等領域的早中期高成長性中小企業；也可不通過子基金，對科技型創業企業直接投資。

而該母基金的管理人——南嶺股權投資基金管理公司，則是全國第一家由村集體企業作為發起人和實際控制人的私募股權、創業投資基金管理人。

經過幾個月的籌備，南嶺母基金將作為基石出資人，聯手政府引導資金、戰略支柱產業上市企業、知名天使投資機構、大型民營企業、優秀企業家等，于最近共同發起設立一支5G和互聯網產業基金、一支天使投資基金等，總規模約10億元。

資管新規落地后，眼下金融機構資金進入母基金受限，如果村集體企業出資成立母基金，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母基金“缺糧”的窘境？對此，吳世春表示，如果南嶺村只是“個別現象”那于事無補。

他坦言，目前母基金資金缺口比較大，就連很多優秀的GP在募資上都面臨著緊張局面。

相反，如果村集體資金大規模進入母基金行業，那自然會緩解“錢荒”。

不過有深圳的VC/PE機構表示，如果村集體有充裕的資金，其實可以考慮直接委托專業機構管理，“讓專業的人干專業的事，畢竟無論是母基金還是直投都是一個門檻很高的活”。

一個“土豪”村的創投之路在深圳，南嶺村的神話已流傳多年。

上世紀70年代，南嶺村曾因為貧窮被戲稱為“鴨屎圍”。

改革開放后，該村發力建設工業區，村民靠著廠房和住房的“雙租金”富裕了起來，過上了“包租公”的生活。

這樣的群體在深圳并不少見，他們堪稱中國最低調的一群“土豪”——靠著土地暴富。

很多村民表面上干著每月幾千塊的普通工作，但手里往往握著幾棟物業，身家過億。

南嶺村過去30多年成功的發展路徑，被稱為“房東經濟”：村集體經濟的主要收入來源于廠房出租。

這種收租過活的發展模式，滋養了南嶺村30多年，直到2014年，南嶺村開始主動拒絕一些租戶的廠房續租申請，甚至通過經濟手段提前解租，全面清退工業園區內的低端產業企業。

彼時，深圳“雙創”開始火熱起來，而“有錢、有地、有廠房”的南嶺村也把目光瞄準了創投，并且騰出空間來發展高科技企業。

2016年1月份，南嶺村斥資1.2億元收購了當地一家老牌創投企業——深圳國成科技投資公司，這家公司是深圳最早的一批國有創投機構，自此南嶺村全面進軍股權投資。

這當中有一個頗有意思的細節：2015年6月，在表決收購風投企業的村民大會上，南嶺村“當家人”——社區黨委書記張育彪站著向大家作了慷慨激昂的轉型思想動員，甚至立下“軍令狀”：三年里轉型升級做不出成績來，辭職！最后，超過95%的村民簽字同意出資投資甚至收購風投企業。

2017年11月，南嶺股權投資基金管理公司順利完成基金管理人登記，成為國內首個村集體經濟的創投基金。

作為“首吃螃蟹者”，南嶺村社區黨委書記、南嶺基金創始人張育彪曾向媒體表示，基金的管理將實施專業化、市場化，南嶺村不會直接干預管理團隊的經營運作和基金具體業務，只負責提供資源、提供助力。

村集體經濟登上創投歷史的舞臺？從國內首個村集體經濟的創投基金到廣東首個村集體經濟成立的創業投資母基金，南嶺村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了創投行業的歷史。

在一些投資人看來，南嶺村的創投之路，似乎意味著村集體經濟作為新生力量開始登上創投歷史的舞臺。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中，村集體經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尤其在珠三角、長三角等村集體經濟發展蓬勃的地區，數以億萬計的財富就掌握在這群低調的村民手里。

用創投行業的話來說，他們幾乎個個都算“高凈值人士”，都是潛在的個人LP。

對于村集體經濟進入創投行業，吳世春認為會給當地帶來一些積極的效應，比如投資半導體、5G等新經濟領域，有助于這些工業城市實現“新舊動能轉換”。

不過，他提醒，創投行業需要的是大量既懂產業又懂金融的高端人才，這恐怕是村集體經濟最缺乏的。

而一名深圳的VC投資人坦言，其實村集體經濟的決策效率和風險承受能力都不支持他們介入創投行業。

原因之一是村集體經濟非常依賴標志性的帶頭人，需要協調很復雜的利益關系和訴求，所以決策效率大多不高。

“另外，由于村集體經濟是一種分散聚合狀態，每個權益人的專業度和風險偏好都比較低，村民對于過長的投資周期、短期內無現金流的資產持有，以及投資失敗的容忍度也會偏低。

”他直言，無論村集體經濟還是村民個人，“直接老老實實做LP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