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比馬云還要紅火的浙商風云人物，為何會凄涼收場？

1984年2月26日晚7時25分，央視中斷了正在播送的國際新聞，改而臨時插播中央關于肯定步鑫生改革精神的消息。

那是步鑫生一生中最輝煌的時刻。

1934年1月，步鑫生出生在錢塘江口海鹽縣一個裁縫世家。

步家裁縫鋪在當地原本赫赫有名，但步鑫生9歲時，父親病逝，從此家道中落。

步鑫生11歲才上小學，他體弱多病但活躍好動，瞞著母親去江里游泳，馬路上滾鐵環踩高蹺，喜歡踢足球;文藝方面步鑫生也是小能手，會打腰鼓，美工比賽拿過第一名，能用口琴吹一百多首曲子。

步鑫生輟學后跟著堂哥學裁縫手藝。

他聰明好學，技術一流，小鎮上有頭有臉的人，都喜歡找他做衣服，逢年過節，步鑫生常常加班到深夜。

業余時間，步鑫生最喜歡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他覺得保爾身上刻苦、倔強、要強的特質跟自己很像。

這跟母親對他的評價頗為一致：命硬，個性強。

1956年國家搞“公私合營”，步家的榮昌裁縫鋪就此合作化。

22歲的小裁縫成了武原縫紉合作社的負責人。

兩年后他在“大辦鋼鐵”運動中被調任至安吉縣郵局曉豐支局，直到1962年，才重新回到紅星服裝社(海鹽襯衫總廠前身)做裁剪師傅。

▲1958年在武原縫紉合作社工作的步鑫生據早年就與步鑫生相識的林堅強回憶，上世紀70年代初，步鑫生就已表現出十足個性：膽子大、悟性高、辦法多，主觀意識很強，“認為不合理的事，即便是頂頭上司，也敢當面頂撞。

”令他印象深刻的是，這個小個子、穿著考究的精瘦男人說話時不停揮動手臂，神采飛揚。

這時的步鑫生，已經因為敢想敢說特立獨行，成為廠里的爭議人物。

紅星服裝社是家縣屬集體企業，十幾年發展毫無起色。

改為海鹽襯衫總廠后經營僵化，養了諸多閑人。

步鑫生看不過去，當車間主任時，他就提出建議：多勞多得，要在工資上進行獎勵。

這在當時是異想天開，甚至有點“大逆不道”，自然沒有領導采納。

1979年，業務突出的步鑫生當上了海鹽襯衫總廠負責生產的副廠長，兩年后升任廠長。

他盤算了多時的改革措施，終于可以付諸實踐了。

廠長的日子更不好過。

步鑫生接手的襯衫廠，全廠固定資產只有2萬多元，年利潤5000元，發不出老工人的退休金。

生產上不去，步鑫生覺得是“大鍋飯”搞的鬼。

干多干少一個樣，誰還肯賣力氣干活?彼時安徽鳳陽等地的農村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已見成效，他活學活用，很快上馬了一整套大刀闊斧的改革措施。

一是借鑒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聯產計酬制。

做多少襯衫，拿多少工錢，“實超實獎，實欠實賠，上不封頂，下不保底”。

“大鍋飯”的僵化體制被打破，一些技術熟練的學徒拿到了超產獎，生產積極性大為提高;二是改革勞保福利制度。

職工請病假，他親自核實假條，一天只發四角生活費，根除了“泡病號”的流行病;三是砸了“鐵飯碗”的用工制度。

規定嚴重影響生產秩序、屢教不改者除名，不顧產品質量、態度惡劣者除名。

盡管是技術出身主管生產，步鑫生在銷售上也頗有頭腦。

襯衫廠以前主要業務是代工，給美國日本生產過襯衫，也做過阿拉伯大袍。

但步鑫生認為，貼牌加工利潤太薄，“餓么餓不死，發么發不了”。

他決定“創牌子”，創了牌子價格就能自己定。

早在1974年，步鑫生就曾帶人到上海的襯衫廠參觀學習，把服裝廠的發展方向瞄準了彼時江浙尚屬空白的襯衫業務。

掌管襯衫廠后，步鑫生派人常駐上海，研究上海襯衣款式、花型的變化，設計自己的品牌。

最早打出名號的是“雙燕”牌襯衫，1980年，“雙燕”成功闖入時尚前沿大上海，并由此輻射全國20多個省市，全國各地駐上海的采購員紛紛到海鹽看樣訂貨。

此后，同樣由海鹽出品的“三毛”牌兒童襯衣和“唐人”牌男式襯衣也在市場上打開了局面。

外地服裝進到上海市場，步鑫生的襯衫廠是第一家。

為了搶占服裝銷售的制高點，步鑫生在大上海打起了招牌。

當時淮海路人民廣場只有三個大型霓虹燈廣告，一個是三洋電器，一個是中國牙膏，還有一個就是“雙燕”襯衫。

而從上海出發的火車，沿線到處都能看到海鹽襯衫廠的廣告。

為了擴大銷路，襯衫廠每年還要舉辦訂貨會、展銷會。

據步鑫生晚年回憶，他當時搞出了幾十個集體企業的全國第一：譬如搞企業宗旨全國第一，搞治廠精神全國第一，搞廠慶廠服廠歌全國第一……但最重要的，還是率先打破了大鍋飯、廢除了平均主義。

但當時他并不知道這就叫“改革”。

直到1983年，步鑫生才第一次從報紙上看到自己被稱為“改革者”。

他覺得這個詞兒很新鮮，而對于自己的舉措，此前他一直用家鄉土話描述，叫“破舊立新”。

回望三十年，步鑫生的破舊立新有太多。

他組建了全國第一支廠辦時裝表演隊，作為“活廣告”在展銷會上登臺亮相，并應邀在北京飯店、民族文化宮專場表演，引起轟動;他設計廠標、制作廠徽、統一廠服、譜寫廠歌，舉辦一年一度的廠慶;他花幾千塊在廠門口種植六棵龍柏，為了接待外賓搞了150平米的現代化自動接待室。

廠里每年都要組織看樣訂貨會，步鑫生從上海租下5輛小轎車，往返上海、杭州等地機場、車站、碼頭專程接送客戶，轎車在縣城內招搖過市，十分顯眼，而當時海鹽縣縣委政府也只有一輛北京吉普車;去新疆看樣訂貨，按常規坐火車來回半個月，步鑫生說耽誤不起時間，于是改乘飛機，三天完成任務。

襯衫總廠接待客戶要上三菜一湯，現在看來不免寒酸，當時卻遠超接待標準。

某次步鑫生沏了杯綠茶接待來視察的領導，對方大拍桌子：買茶的錢從哪兒來的?!盡管招待費來自廠里賣邊角余料得來的費用，但在當時，嚴格說來依舊不合規定。

步鑫生對此的態度是，“紅頭文件合法不合理，所以我必須要打破它。

”在一個四處是條條框框的環境下，“冒天下之大不韙”，他的處境可想而知。

告狀信滿天飛，說他“比資本家還資本家”。

但步鑫生不在乎：這是為了企業發展，企業形象不好哪有客戶?沒有客戶哪有訂單?他表示自己很想得開：大不了回家做裁縫。

最大的爭議還是他打破大鍋飯、砸了人飯碗。

步鑫生開除工人、嚴格審查假條，還砍掉了三分之一的行政人員去充實生產一線，被人罵成“舉著鞭子的資本家”。

1982年，縣里一位副書記寫了個條子托人帶給他，步鑫生一看：“勞保福利、固定工資都是國家紅頭文件規定的，要改回去”。

他當場撕了條子，“什么改回去，工資發不出你來發?”當年新華社的報道《步鑫生的“上下內外觀”》，或許相對準確地描述了他當時的境況和風貌：對下——不怕后進群眾吵鬧;對上——不怕錯誤領導的壓力;對外——不怕社會上的閑言碎語;對內——不顧親友的勸阻。

很多時候，專制強硬的步鑫生確實像個獨裁者，他的做法被總結為兩點：一是“工廠就要廠長說了算”，二是“要讓企業家當廠長”。

里里外外到底得罪了多少人，步鑫生自己也數不清。

但鐵腕改革的成效有目共睹，生產積極性被調動起來，企業效益越來越好。

據《海鹽史志》記載，1983年，海鹽襯衫總廠生產襯衫100多萬件，工業總產值達到1028.58多萬元，利潤58.8萬元，上繳國家稅款49.5萬元，分別比改革前的1978年增長4.3倍、4.2倍和2.6倍。

海鹽襯衫總廠由此成為海鹽縣首家產值超千萬元的企業，也是當時浙江省最大的專業襯衫廠。

企業做大了，步鑫生這個充滿爭議的廠長也引起了關注。

1983年4月26日，《浙江日報》以《企業家之歌》為題對步鑫生進行了報道，文章占了整整一個二版，基調是對改革者的肯定和贊美。

這也是步鑫生第一次聽說“改革”兩個字。

當年9月，新華社浙江分社記者童寶根了解到步鑫生事跡，敏銳察覺到這是個話題人物。

他很快深入廠內采訪，獲得了大量一手材料，當然，褒貶皆有，毀譽各半。

童寶根覺得內容有點敏感，不宜發公開稿。

11月5日，題為《一個有獨創精神的廠長》的調查報告以《國內動態清樣》的形式發布。

這是新華社內參的次高級別，主要供省部級以上領導參閱。

內參引起了當時國家領導人胡耀邦的關注，他寫下批示：“海鹽縣襯衫總廠廠長步鑫生解放思想，大膽改革，努力創新的精神值得提倡。

對于那些工作松松垮垮，長期安于當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企業領導干部來講，步鑫生的經驗應當是一劑治病的良藥。

”10天后，內參被改寫成長篇通訊，向全國發了通稿。

而通訊的“編者按”，正是胡耀邦的這段批示。

一時間，全國各地所有黨報頭版都被步鑫生占據。

事情隨后發生了戲劇性的轉折。

步鑫生以一貫的專制作風撤了工會主席的職，一時間引發軒然大波。

《工人日報》就此發了一篇內參，列舉了步鑫生包括包括“收買記者、自我吹捧”在內的14條罪狀。

內參再次引起胡耀邦重視，他做出批示，責令新華社會同浙江省委作深入調查。

調查結果對步鑫生作出了肯定，稱改革需要具備大膽創新精神的人去推動。

這些人有的跑過碼頭，敢作敢為，但也存在這樣或那樣的毛病。

對他們不應苛求。

胡耀邦在調查報告上第三次作出批示：“抓住這個指引人們向上的活榜樣，對干部進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教育，統一思想，推動經濟建設和整黨工作。

”被這樣定為“榜樣”之后，步鑫生想不紅都不行。

步鑫生很快成了風云人物。

1984年2月26日，新華社再次播發通稿，大力倡導步鑫生的“改革創新精神”;當晚，央視中斷了正在播送的國際新聞，播出了中央關于肯定步鑫生改革精神的消息。

“向步鑫生學習”的熱潮霎時間席卷全國。

1984年3月9日到4月15日，僅新華社就播發了關于步鑫生的27篇報道，共計3萬多字;據統計，除了國家領導人，步鑫生出現在《人民日報》上的次數，至當時為止僅次于雷鋒。

“造神”運動由此轟轟烈烈展開。

1984年5月，經時任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提名，步鑫生被增補為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他用過的裁布剪刀被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全國各地的行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甚至文藝團體紛紛邀請步鑫生前去演講、介紹經驗;步鑫生還被評為1984年全國十大新聞人物。

步鑫生當時的大紅大紫，比如今的馬云過之而無不及。

來參觀的人每天潮水一樣涌向鹽城，據步鑫生回憶，當時作巡回報告和接待參觀者已經成為他的主要工作，由于分身乏術，有關部門規定，只有廳局級以上的參觀者才能見到步鑫生本人，其他人只能被組織起來集體聽錄音報告。

日后叱咤商界的魯冠球，彼時差點也只能聽聽錄音。

當時他剛剛用自家兩萬多塊錢的苗木做抵押承包了工廠，懷揣著《人民日報》從蕭山來到海鹽“取經”，未料因為級別不夠被保安攔在門外。

最后是靠《浙江日報》記者周榮新引薦，才獲得了15分鐘的寶貴交流時間。

娃哈哈集團創始人宗慶后曾經回憶說，自己剛創業那會兒，步鑫生已是炙手可熱，“很多人排隊想見他，而我只是個剛剛創業的人，還輪不到。

”盡管未能謀面，步鑫生的改革故事和他創作的一系列“改革格言”，還是給當時無數白手起家的民營企業上了一堂生動的啟蒙課。

“日算月結，實超實獎，實欠實賠，獎優罰劣”的分配原則，“人無我有，人有我創，人趕我轉”的生產方針，“生產上要緊，管理上要嚴”的管理思想，“靠牌子吃飯能傳代、靠關系吃飯要垮臺”、“誰砸我的牌子，我就砸誰的飯碗”的經營思路，這些順口溜樸素通俗又極具操作性，被許多企業掛起來當作標語口號。

約見步鑫生的甚至還有港商。

1984年，香港東昌航運的主席何兆豐與步鑫生在上海會面，邀他去香港創業，表示愿意提供資金、廠房和設備。

步鑫生說，單是為了個人利益我會答應，但我不能去，因為現在的我已不屬于我個人了。

彼時，步鑫生已經與改革畫上了等號。

他多次對參觀者表示：我是改革廠長，中央給予肯定的。

支持我就是支持改革，反對我就是反對改革。

與其說他狂妄，不如說他被輿論狂潮裹挾至此、無從選擇，正如他向何兆豐表示“我要對中央對胡耀邦同志負責，也要對全廠近千名職工負責。

”當年的“步鑫生熱”，無疑是對特定時代特殊背景的一種契合：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獲得了巨大成功，改革重點需要向城市轉移。

但在以擴大企業自主權、推行廠長負責制的過程中，混亂隨之而至，經濟迅速過熱，中央于是又開始了對經濟領域犯罪的嚴厲打擊，改革一度陷入僵局。

橫沖直撞的步鑫生，意外而又必然地成了破局者，多年后，步鑫生說，是時代選擇了自己。

1984年，步鑫生登上神壇。

而這一年，也是他從巔峰滑落的開始。

這一年，西裝市場紅火起來，全國許多企業都開始了西裝生產。

縣里一位主管局長要求海鹽襯衫廠也要上馬一條三萬套規模的西裝生產線。

步鑫生推辭再三，但最后考慮到局長會“抹不開面子”，于是點頭答應。

結果對方要求規模從三萬套改為六萬套。

待到“六萬套”的報告送到省里，主管全省工廠的廳長看后表示：步鑫生是全國模范，要做就做最大的。

步鑫生問：什么是最大的?領導答：30萬套。

沒有任何市場調研或評估，生產線的規模從三萬套層層升級為30萬套，18萬美元的預算也隨之變成了80萬美元。

不久后，一幢6000平方米的西裝大樓破土動工。

盡管有國家外匯支援，但對于當時固定資產只有50萬的海鹽襯衫總廠來說，依舊是個無底洞。

步鑫生后來回憶說，大樓開建后，廠子已經是負資產;建好后，負債高達80萬美元。

被光環籠罩的步鑫生最初并未察覺到危機。

1985年3月，他還以成功改革家的姿態，購入了上海綠楊領帶廠的13萬條領帶，幫助對方“解決困難”。

而此時，他的工廠里也積壓著10萬多條領帶。

一年后，因無力付款，海鹽襯衫總廠被告上法庭，最后以廠里運貨卡車被法院拉走抵債了事。

更大的危機是，由于國內消費市場出現周期性的蕭條，西裝市場急劇萎縮。

步鑫生的生產線還沒建成，全國的西裝熱已經過去，生產的西裝根本賣不出去。

他陷入慌亂，甚至宣稱，凡武原鎮居民，只要出資1000塊，就可以進襯衫總廠當工人。

而那些西裝不得已只能低價銷售，一時間，鎮上賣菜的小販也都穿上了西服。

1986年，省二輕廳負責人稱“西裝熱”已過去，要求生產線下馬。

步鑫生則要再堅持兩年，等到“西裝熱”卷土重來就能重新搶占市場。

雙方發生激烈爭執，當年9月，步鑫生被送往浙江大學“深造學習”，由縣二輕工業公司掌門人代理廠長。

這年冬天，步鑫生在浙大寫了一首回顧經驗教訓的打油詩，其中幾句是：東風吹來紙老虎，小人趁機放冷箭;從中發難起浪頭，偽君亂中撈稻草。

1987年3月，步鑫生又被要求回廠收拾爛攤子。

此時，西裝線廠房、設備已被賣掉，廠內部分技術人員被放走，企業債務累累。

之后，他立下軍令狀：給我3年時間，我要使海鹽襯衫總廠恢復生機，重新起飛。

為了“尋找一種臥薪嘗膽的感覺”，步鑫生還戒了煙，表示：廠里情況不好轉，我就不再吸煙。

次年1月13日，步鑫生與廈門一家公司草簽了一份合同，預計稅利收入160萬元，可抵掉全廠虧損的一半。

他松了口氣，吸上了軍令狀后的第一支煙。

未曾想，兩天后的清晨，步鑫生從中央電臺廣播中聽到了自己被免職的消息。

他再次登上了《人民日報》的頭版，只不過，這一次的標題是：《粗暴專橫、諱疾忌醫。

步鑫生被免職。

債臺高筑的海鹽襯衫總廠正招聘經營者》。

被免職后，步鑫生含淚離開海鹽，北上創業。

這個叱咤一時的風云人物，彼時連差旅費都十分困難，只能靠親友資助。

隨后他輾轉北京、盤錦、秦皇島多地管理企業，試圖東山再起。

他專門選擇那些快倒閉的廠子，說，我就是要爭氣。

在北京，步鑫生把一個童裝廠改成了襯衫廠，創出了“金寶路”品牌;在遼寧盤錦，他生產出的“阿波羅”襯衣廣受追捧;1993年7月，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秦皇島步鑫生制衣公司出現在渤海之濱。

籌建制衣公司的過程極為艱苦，資金緊張，人才匱乏，步鑫生為此四處奔波，飽受炎涼，他還曾三下江南，組織專家對產品進行包裝設計和品牌定位。

有報道稱，建廠初期，步鑫生每天提前20分鐘站在工廠門前，微笑迎接上班員工，跟當年在海鹽襯衫總廠一樣。

2001年9月4日，步鑫生因患腫瘤切除了腎臟、脾臟。

他決定退休，而后定居上海，不肯歸鄉。

故鄉海鹽，有著說不盡的辛酸往事，他不敢去碰。

當年采訪報道他的記者周榮新說，步鑫生心里有很深的結，“當年的擴張是政府催促搞的，出問題了，卻全部怪罪在他的身上，不給他留一點的后路和尊嚴。

”晚年接受采訪時，步鑫生經常被問到當年“西裝上馬”一事，他很堅決地表示，西裝生產線的錯誤上馬是人為造成的，我步鑫生問心無愧，沒有失敗。

如果一定要說失敗，那是某些人頭腦發熱的失敗。

他的語氣頗有哀怨：我不愿意搞西裝，一會兒叫我小搞搞，一會兒叫我搞全國最大的，最后搞到“資不抵債”。

企業改革離不開政府提供的大環境，正是政企不分導致了西裝項目的失敗。

著名的經濟學家厲以寧談起步鑫生時說，市場化企業的成長，必須建立在產權清晰的前提下，否則，即便是一個天才型的企業家仍然難有作為，“步鑫生現象”無非是無數例證中的一個。

無論成敗，這個在經濟改革大潮中沖鋒陷陣的先鋒人物，給中國企業和企業家留下了極為寶貴的經驗財富。

財經作家吳曉波說：“沒有步鑫生這一代人的勇氣、敢闖，就沒有下面的企業家，更不會誕生那么多首富。

”“國企承包第一人”馬勝利曾宣稱：“我是學了步鑫生的事跡才搞起改革的。

”青春寶創始人馮根生認為，步鑫生最大的貢獻，是“告訴大家這里有地雷，那里有漩渦，繞過去。

”后來交情頗深的魯冠球，則一直記得步鑫生講給自己的那句話：“咱們是靠辦廠子吃飯的，離了這一點，真的一錢不值。

”2013年底，步鑫生癌癥復發。

大手術前，他將朋友親人叫至身邊，留下了兩封信。

一封帶著典型的步鑫生風格：手術出現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擔，家人和朋友不得對醫生有半點不敬!另一封信則是寫給海鹽縣：將自己的字畫、書信等物品，全部捐獻給海鹽縣政府。

漂泊二十余年，家鄉海鹽是他的痛，也是他放不下的念想。

熬過了大手術的步鑫生，于2014年6月回到海鹽定居，并遵照諾言，將收藏的所有珍貴字畫、印石、證書、信件和生活用品等捐給當地政府。

其中一幅字畫，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就賣到了30萬美金，而步鑫生的晚年生活，并不富裕。

▲林堅強/攝據采訪過步鑫生的記者回憶，手術后的步鑫生說話時依舊手舞足蹈，神采飛揚，聲音十分洪亮。

而在好友林堅強的印象中，即便到了狀況很差的時刻，有老友探望，步鑫生也堅持出院回家接待，并且換上白襯衣、西裝，還要系上領帶，維持著一貫的整潔、體面。

2015年6月6日7點30分，81歲的步鑫生在家鄉嘉興海鹽病逝。

這個用一把剪刀剪開中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序幕的先鋒人物，自此長眠于見證了他傳奇起落的故鄉。

生命的最后時刻，他給自己挑選好湖藍色襯衣、藍色領帶和西裝，怕兒孫打不好領帶，步鑫生還親手提前打好，他要最體面地離開這個讓他無限激情又無限憂傷、給他至高榮光又給他極大羞辱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