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大亨們的“骯臟 ”發家史：白手起家是童話

對李嘉誠、何鴻燊、謝國民、林梧桐、陳永栽等香港、東南亞商業巨賈，中國人民以前總是充滿崇拜質感，并稱其為財富的“教父”，但是，他們的致富之道也許并沒有這么光彩。

《亞洲教父：香港、東南亞的金錢和權力》一書便披露了他們“骯臟”的發家史和財富秘密，該書作者為史塔威爾。

“香江第一健筆”林行止撰寫評論稱，本書不少內容，有待“教父”們自行澄清。

“白手起家”的真相“華裔大亨多為白手起家”，這是一個謊言。

真正白手起家者，最多只占其中五分之一。

而多數大亨，均在某種程度上靠祖蔭或父蔭起家。

該地區真正發達起來的商人，多為第二代而非第一代。

這些富豪要么本來就家庭出身優越，要么是做了優越家庭的女婿。

當然這些富豪確實是通過自己的努力，使原有家庭的財富上了一個新的臺階，但這種努力主要是體現在，利用已有的財富做資本，進行政治尋租。

李嘉誠總是說自己小時候如何窮，怎么沒機會讀書，實際上，在他為富有的舅舅工作之前，他讀過幾年書，然后娶了表妹。

他開始的生意得到丈人的經濟支持。

毫無疑問，李是一名商業天才，但他的天才在于他搞關系、做交易的能力。

而在自由競爭的環境下，他并沒有體現出多少投資、管理的能力。

史塔威爾指出，“教父”們最熱衷標榜的“出身草根，童年過非人窮困日子”，說法太夸張、失實;香港大學前校長、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東亞研究所所長王賡武說“我未曾見過一名苦力出身的商賈”，巨富當然更不必說了。

王教授為研究華僑社會權威，這句話揭穿了眾多豪富為彰顯自我奮斗，成功編造“感人故事”故意貶低出身不盡不實的說法。

史塔威爾還曾以此事質疑“對世界局勢了如指掌”的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李爵士沖口而出，說白手興家的豪富多得是，比如邵逸夫、李兆基和霍英東，便是從無到有的典型巨賈。

史塔威爾不以為然，他指出邵爵士為上海紡織富商之后，李兆基的先輩是順德成功的銀莊主人，霍英東確是無產階級出身，但他獲英國政府獎學金入名校(皇仁書院，因“二戰”而輟學)就讀——在殖民時代，入讀名校學得英語，等于跳出草根階層、邁出事業成功第一步!顯而易見，在政權易手之際，南來的富家子弟大都身無長物，唯他們除了有富裕階級的基因、童年受良好教育外，還有耳濡目染的“身教”以至廣泛的人脈關系，這些都是草根階層人民所完全欠缺的優勢。

行壟斷之實，不從事出口業史塔威爾指出，亞洲這些超級豪富在經商上有兩個相同的特點。

第一是他們大都不是從事“最興旺”的出口業，因為做出口生意要面對國際競爭，那意味即使訂單源源而至、生意大有可為，但利潤“普通”，從牟利角度看，做出口貿易尤其是兼營工廠，賺的是“辛苦錢”，而且比較起來是蠅頭小利，因此避之大吉，是為上策。

第二是他們較有興趣的生意是港口碼頭、電信服務、公用事業、賭博娛樂和物業發展，這些項目的共同特點是有專利或只有少數競爭者，因此較易組成卡特爾，進而財源廣進。

人們常有的一個錯覺，以為香港是一個完全自由化的經濟體(弗里得曼認為它是全球經濟最自由的地區)。

實際上，香港的對外經濟(貿易)確實是最自由，但它的內部經濟，卻一點不自由，地產、公用事業、零售等各行各業都被寡頭所壟斷。

為了阻擊零售業的競爭，李嘉誠不讓家樂福的運貨車進入長江實業擁有的物業地區，打斷水電供應。

如果扣除李嘉誠在壟斷性資產和操縱市場、內幕交易中獲得的利潤后，即使加上他售“橙”中獲得的巨額收益，他在開放市場上的投資收益，并不比被動投資的收益高。

(有意思的是，就像熱衷“莊股”的內地股民一樣，被李一次次玩弄的香港股民，始終對“超人概念”樂此不疲。

)不斷改變自己的顏色有跡象顯示，東南亞富豪們的財富地位，和他們的“去中國化”程度上是成正比的：與當地文化融合越深，地位越高。

當然，更準確地講，他們的財富地位，與他們的“文化本質”并無太大關系，而是取決于他們的適應變化的能力。

無論是早期的殖民統治者，后來的民族主義者，還是日本占領軍，成功的富豪就是要能夠根據政治統治者的變化，不斷改變自己的顏色。

隨著港澳回歸，以及近年來中國經濟的強盛，越來越多的富豪成了“愛國人士”。

何賭王以二戰時與日本人做貿易起家，現在則是知名的愛國人士。

一些為了開拓中國市場，盡力要向國人體現自己“華人性”的富豪，實際上華語能力已經很糟糕。

選擇性節儉作者所提到的富豪們所極力要顯示的“節儉”“勤奮”，也令人喟嘆。

全世界都知道李嘉誠戴西鐵城手表，或者某富豪飛機只坐經濟艙，等等。

但同樣是這些節儉的富豪，卻擁有眾多的豪宅、勞斯萊斯和女人。

“教父”們的節儉被稱作“選擇性節儉”，他們中不少仍住在數十年前購下的古舊豪宅(其目的多半是以節儉的身教示之兒孫，洋記者忽略的還有不愿舍棄“發財寶地”的風水問題);有人買下大屋后拆建為數間較小的物業，然后把它們賣出或分租，保留一間“賺回來的”自住。

他們中很多人支取比掃地雜工還低的工資，以示不計較收入“無償為股東服務”。

為此，史塔威爾指出香港有薪俸稅而無股息稅，揭穿了“低薪之謎”。

在收股息方面，恒基的李兆基名列榜首，李氏(1996年香港首富、世界排名第四)近年在世界富豪排名榜的名次雖從高位略為回落，然而，其“香港首富”地位應該保持，這二十年來，他僅從恒基地產收取的免稅股息便可能高達三億美元，唯數十億港元在千多億的身家中，小數目而已;李兆基在美國擁有超過三萬個物業單位，這些年來美國樓價翻數番，加上私人投資基金，他的個人財富真的不可估量!這些富豪經常稱自己一周工作7天，每天12小時。

但不要忘記，他們所說的工作可不是一般企業主所說的研究客戶需求，開發新的產品，監督生產流程，而是指使下屬，陪重要人物吃飯，打高爾夫球，和其他的娛樂節目。

官商一體東南亞國家特別是印尼、菲律賓和泰國的巨富，官商一體(不只勾結這么簡單)及裙帶關系之深，港官港商不能望其項背，他們中不少行為真的有點像Mario Puzo筆下(也是后來的同名電影)《教父》中的黑社會頭目，此中最臭名昭彰的是蘇哈托的次子湯米，其行徑與西西里黑手黨教父無異。

他于2000年(其父于1998年下臺)因受賄、盜竊國家財產(欠印尼央行十余億美元)及非法侵占國家土地等罪名被判十八個月徒刑，在獄中指揮“門客”，成功暗殺判他有罪的法官而再加十五年刑期，但他有怨無悔、再下狠手，2003年派出手下由警察開路搗砸刊登其罪行的流行雜志Tempo并毆傷多名記者(此事鬧上國際法庭，卻因沒有人敢做目擊證人而不了了之)。

湯米其后“上訴得直”，已于2006年10月“有條件”獲釋……把其他純商業大亨和這類借父蔭強取豪奪的流氓型人物并列，不加引號是不合理的。

不過，在中國，“關系”會變得很復雜。

即使你搞定了表面上的決策人，但一個小小科員的作梗，都可能讓你面臨麻煩。

作者舉的一個例子是新加坡在蘇州搞的新城。

盡管李光耀是關系高手，搞定了中央政府，但蘇州當地政府的不同意見，導致計劃的失敗。

真正的關系王國就是東南亞：如果你搞定了當權者，就可以把國庫當自己的ATM機，直接從中央銀行提錢。

地域的原罪雖然人們把新加坡、香港視為發展的模范，但實際上，這兩個城市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們被腐敗、低效的國家所包圍，而他們把自己定位為這些國家提供洗錢、走私服務的中心。

新、港兩地，在政治、經濟體制上雖然差別很大，但人均GDP卻沒有大的區別。

這意味著，他們的根本優勢，還是在于地理位置和市場定位。

為什么一貫強調儒家道德的新加坡會開賭場，據說對賣淫態度也比較寬松：它的定位就是一個洗錢中心，是經濟罪犯的天堂，許多被印尼所追捕的經濟罪犯都生活在此，新加坡的相當大部分金融資產來自印尼富豪。

近幾年新加坡金融業發展很快的一個原因，在于歐洲的反洗錢法規越來越嚴，很多不愿見光的資金從瑞士轉了過來。

在導致謝國忠從摩根斯坦利辭職的郵件中，他寫道：“新加坡一直標榜全球化的成功故事，事實上，新加坡的成功主要來自為印度尼西亞貪官及商人洗黑錢，現時印度尼西亞已經無黑錢可洗，所以新加坡正在蓋賭場，以便吸引他國的貪污資金。

”而香港的起家源自走私，本來就不是什么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