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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8日夜里,萬人矚目之時,他升入高空,環場一周,點燃火炬。
那是李寧和李寧公司共同的高光時刻。
隨后,卻是一路跌宕。
李寧不得不強迫自己成為一個代理CEO,落入繁雜的事物之中。
時代巨變,追求自由的冠軍歸去來。
他也沒有豁免權。
2018年7月28日, 55歲的李寧先生起了個大早趕到鳥巢。
他需要在臺上做3分鐘的講話,臺下是一群5歲的小足球運動員。
這是他周末繁忙行程中的一個。
時間匆匆,他來不及多做停留。
一晃十年已過。
眼前巨大的場館空空蕩蕩。
比起白天,他更熟悉鳥巢的夜。
十年前,他曾每天在這里訓練到天明。
直到2008年8月8日夜里,萬人矚目之時,他升入高空,環場一周,點燃火炬。
那是李寧和李寧公司共同的高光時刻。
隨后,卻是一路跌宕,李寧不得不強迫自己成為一個代理CEO,落入繁雜的事務之中。
如他的一位朋友所言,奧運“點火”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隱喻。
隱喻李寧被國家賦予的高光時刻,也隱喻落下之后,才是他和他的企業,把腳放到真實大地上的日子。
財經作家吳曉波這樣總結奧運后的這十年:“希臘神話般的‘諸神誕生’不再出現,遍地英雄皆凡人,商業回歸到世俗的本意,體制突破的戲劇性下降,模式創新、資本驅動和法治規范成為商業運營的主軸。
在某種意義上,感性突變的‘藝術時代’結束了,諸神黃昏,理性的‘科學時代’降臨。
”時代巨變,追求自由的冠軍歸去來。
他也沒有豁免權。
救火2014年11月中旬,香港九龍旺角亞皆老街朗豪坊大樓45層,視野開闊,窗外是平靜的維多利亞港,但無人有心情遠眺。
會議室內,正緊急召開董事會。
這一天,51歲的李寧公司董事長李寧,在離開具體管理職位16年后,再次被推到前臺——眼下正是公司的危急時刻。
李寧公司已連虧3年,虧掉了31個億。
李寧面容平靜,但股東們的心情不太好。
公司元老們早就坐不住了,紛紛跑到李寧家里,勸他出山做CEO。
這些年來,創始人李寧對這家公司來說是一個怎樣的存在?一位離職員工對《人物》舉了個例子:2011年他曾為李寧安排過一次采訪,地點就在北京通州李寧公司總部的董事長辦公室,結果李寧進去了想開燈,卻弄不清楚哪個開關控制哪個燈。
“可見他非常不喜歡在辦公室里待著,他就是這樣一個人。
”面對勸說,李寧巋然不動。
他閑散慣了,還是想找職業經理人,挑了兩三個,最終相中一個西班牙裔的候選人,要價一年一個億。
雙方已經達成意向,馬上準備簽約。
李寧覺得錢是一回事,此人也確實有能力。
公司股東、董事、上下員工,都不同意。
元老張向都苦苦相勸:“老板,你不是光對你一個家庭負責,你現在要對幾十萬人負責。
這位西班牙人,首先有語言溝通成本,你說一句,給他翻一句,而且翻得不一定準,這是最大障礙啊。
”十幾年來,李寧和自己創立的這家公司刻意保持距離,他不相信個人的力量,卻篤信職業經理人制度,從1998年開始放手,他先后聘用了三任CEO。
2012年,他引入私募企業TPG的合伙人金珍君,這位哈佛畢業的美籍韓裔經理人,通曉三國語言,當時剛帶領達芙妮走出泥潭。
李寧把危機中的公司托付給他和他的團隊。
兩年,金珍君沒有上演奇跡。
伏筆早已埋下。
金珍君入主不久,就被元老直接在會上炮轟:‘什么你都懂,你都明白,你把這些人都開了得了唄,就你一個人做決策唄。
你請那么多O(指CMO、CFO等高管)干什么,就你一個人說話啊?’另一位元老對這個外籍團隊的總結是:“他們的態度就偏離,他們的方法更是錯誤,所以兩年內沒有遏制住李寧公司的下滑,反而加速了下滑,坡行變成了陡行。
他對公司不了解,請來的全都是英國人、臺灣人、美籍華人、美籍韓人,這對公司的文化形成一種嚴重的扭曲。
”日積月累生長出來的不信任感,往往會在公司文化深處裂出縫隙。
這時候需要的是一個有強大黏合力量的人。
在危急時刻,如果公司的創始人都不出來,還有誰能救公司?李寧只好硬著頭皮,接了。
吉祥物即使已經回歸公司3年半了,李寧臉上仍有一種疏離感。
7月18日,是李寧公司與代言人、美國NBA球星德懷恩·韋德續約的日子。
《人物》記者在發布會現場看到,照相機停止拍攝的時刻,站在臺上的李寧收斂笑容,兩只手局促地晃來晃去。
他穿了一款公司今年最熱的、找黃牛加價才能買到的‘悟道’球鞋,卻搭了一條過長的卡其色長褲,鞋子被遮得嚴嚴實實。
副總裁洪玉儒對他這種穿衣風格早已習慣。
2014年李寧回歸后的第一次公開露面,是洪玉儒幫忙挑的衣服。
“我要他穿什么衣服,穿什么褲子。
他那褲子,哎喲喂,我說你得這么穿大哥,‘咔咔咔’把他褲腿給挽上了,再把那個鞋繩拽下來。
”多年來,李寧都被公司上下視作一個吉祥物式的存在。
對于員工來說,他更像遙遠而模糊的精神象征。
他出現的形式包括園區內‘李寧交叉’的雕塑、年會舞臺上那個遙遠的身影,和每個新年一封加油鼓勁的員工內部信。
李寧出現的次數之少,有一個細節可以佐證:一位設計師面試實習生,兩個人出門時遇見李寧,設計師認為是大喜之事:‘你運氣非常好,你看前面是誰?可能注定你要在這家公司工作了。
’20年前,李寧就開始與公司的日常管理脫離。
1998年,李寧到北大上學,把公司交給CEO,自己只做董事長。
2004年公司在港股上市,他更是把家搬到香港,陪伴一對子女在那里上學。
他的放手是相當徹底的:只參加一年四次的董事會,每兩個月和CEO見一次面,但極少在管理會議上出現。
他任命了公司第一任CEO陳義紅,但陳離開時,繼任者張志勇是陳自己選的。
CEO以下的管理層,李寧更不干涉。
在公司遇有重大決策時,李寧會出現,但他不一定拿主意。
最著名的故事是,2010年夏天,公司決策層決定換標。
他們要放棄那個打上李寧深深烙印的L型logo,換一個更鋒利、時尚的——這是后來飽受詬病的決定。
但出席了提案會的李寧并不顯露喜惡,只推說腰痛復發,問他們:‘我能不能不選?’2008年汶川地震后,李寧帶隊到四川賑災。
當地許多經銷商找到他,抱怨當時公司管理層的決策。
李寧和他們是當年創業打天下時積累下來的交情,曾經互相成就,但即便如此,這些抱怨他也只是聽聽,幾乎不會去和公司高層反饋或建議。
他曾這么解釋自己作為董事長的作用:‘結不結婚不是我決定,而是我參與拍板決定;而后具體跟誰結婚,怎么結婚,那就是志勇(CEO)他們的事情了。
’他不是那種一心撲在工作上的創始人。
7月23日,他再次向《人物》重申了他的觀點:‘我并不想做一個CEO,我是想做一個企業的投資人,或者創業者。
’他打了一個比喻,2014年回歸之前,公司對他來說可能有兩米高,但其他的事情,可能也有一米九。
比如讀書對他很重要,他對知識有近似收集的渴求。
1998年他跑到北大法學院讀本科,在學校里包了一間房,踏踏實實住下來。
法學教授何兵對他印象好:‘十幾年前,李寧在北大法學院讀書,聽我講民事訴訟法。
他是個認真的學生,每課必到,遠遠地坐在后面的角落,是個低調的人。
’讀著法律,他還選修了經濟學雙學位,又去光華管理學院讀EMBA,還讀了歷史系的研究生。
當時的北大學生曾在期末考試前,在熬夜復習的牛肉面館里遇到他,聽到他跟同學說:‘這道題肯定考。
’他對體育比賽始終很有興趣。
作為曾經的體操國家隊隊長,他從1990年便開始贊助體操、跳水、乒乓等幾支國家隊,每逢這些隊伍有重大國際比賽時,他常常親臨現場,與隊員教練們在一起。
李寧回歸公司后,他的一位前員工去丹麥出差,正趕上李寧公司贊助的運動隊在當地比賽。
大使館的人說,李寧會來看比賽,這位前員工馬上給他發短信,李寧回復他,公司太忙了,這次沒法來了。
射擊隊商業化程度不高,不掙錢,但早年許海峰找到他要贊助,他二話沒說答應了,讓許提要求。
隊友李春陽、師弟李小鵬、師妹畢文靜,都先后在李寧公司任職。
一直到現在,他的朋友還多是體育圈里的人。
高光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李寧一生始終和體育深度纏繞,他的性格和人生關鍵時刻都與此相關。
2008年,是他離開賽場之后的人生高光時刻。
8月8日,奧運會開幕式之夜,在苦練一月、瘦了10斤之后,45歲的李寧作為最后一棒火炬手,被威亞吊起,在鳥巢上空繞場一周,引燃主火炬。
提起當年那一刻,他更愿意把萬眾矚目的榮耀,降到自己為了克服恐高而進行的嚴苛訓練,‘我眼睛始終盯著我的手,把我的世界壓縮得很小,我就只做我的動作。
’這個榮耀把18歲的李寧公司推向了最高點。
對手的反應,最能說明此事的強烈程度——李寧剛點完火,北京奧運最大的贊助商阿迪達斯就去國際奧組委、中國奧組委投訴了,當時安踏一位高管還給阿迪達斯的市場總監發去短信:‘你是不是得跳樓了?’更直接的回饋是市場的反應。
2009年,李寧公司實現凈利潤39.7億元,同比上漲23.3%,它在中國市場的銷售額,首次超越了阿迪達斯。
鮮花著錦、烈火烹油之時,世界將變得更加開闊自由。
這段時間里人們做的選擇,往往就是他們的價值取向所在。
透過李寧這時候的選擇,能勾勒出一個自由心性的李寧。
也許是2008年的點火者形象讓他更堅定了自己在商業之外的選擇——國家和責任感又一次擊中了他。
奧運后,來找李寧的事情無疑更多了。
一位曾在2008到2011年間為李寧打理公共事務的前員工告訴《人物》,李寧不像其他企業創始人,他并不愿意參加商業性很強的活動。
把什么活動推給他合適,把握分寸是非常難的,但有一點,‘他確實更愿意做一些和國家相關的事情,這時候他會愿意聽你安排。
’2008年后,他作為親善大使,跟著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的工作人員出國訪問,到過萊索托、孟加拉、柬埔寨,有些地方環境惡劣,出發前要打許多針疫苗。
但李寧非常樂意做,他那是代表中國,所到之處都會有中國大使出面會見,而他向駐在國民眾發放的每袋糧食上都有國徽,這些是他在意的。
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后,李寧參加聯合國糧食計劃署活動受訪者供圖數次與李寧同行的原聯合國糧食計劃署(WFP)新聞官許楠印象很深,李寧探訪糧食援助項目時格外專注,他對國際人道主義援助很感興趣,言談間會很想知道聯合國其他機構是怎么運作的。
在同行人看來,這位上市公司的董事長在外面很‘閑’,沒有什么公司的電話要打,關于生意,一口不談。
2010年,他做了上海世博會健康大使,開幕之前排主題歌,他也愿意去上兩三次。
公司品牌項目管理中心總經理張向都記得,當時國家體育總局想成立一個運動員基金,用于退役運動員的安排,他們約李寧在國家體育總局邊上的天壇飯店見面。
一位局長提出,希望李寧能投200萬,李寧想了想說,他投2000萬。
局長沒聽清,問了兩遍,沒錯,就是2000萬。
那位曾經為李寧安排公共事務的前員工,是這么理解李寧的:‘他當運動員時,每一場比賽都代表國家,這是一以貫之的教育,在賽場上聽到的國歌,眼睛里看到的國旗,身上穿的國徽,經典的紅黃配色,全部都是跟國家有關系。
后來雖然在公司,他也覺得只要涉及國家,就應該把它當成責任來看待。
’也因為這一點,體制內官員對李寧認可度頗高。
前任國家體育總局裝備中心主任馬繼龍告訴《人物》:‘李寧對體育的感情,福建那些企業是沒有的。
而且體育為國的這種榮耀,不是僅從電視上看到的,他是體會最多的。
’李寧和體制的這種互相認可也給了公司信心,進而讓他們做出了更激進的判斷。
負責政府事務的張向都認為,政府也對李寧公司非常支持,能給到李寧的,在合法合情的局面下,都會首先給到李寧。
那時的李寧公司,上下情緒一片高漲,他們認為擴張是必要的,也想要一個更國際化、更年輕化、更有活力的公司形象。
2010年公司換了商標,在這之前,他們已經把新的研發中心開到大洋彼岸的美國波特蘭。
那是球鞋產業的世界‘圣地’,耐克和阿迪達斯都在那里有設計中心。
這足可見得當時李寧進軍國際的野心。
盡管這野心建立在尚未成熟的商業模型之上。
但是很快,命運的饋贈就結束了。
過分的樂觀最終需要一個償還。
2008年后是一個更現實的年代,它結結實實地撞了上來。
受訪者供圖對手一位體育從業者對2008年后的體育產業繁榮有一個比喻:李寧、安踏、耐克都進了電梯,一個在里邊跑步,一個在里邊做俯臥撐,一個在里邊拿大頂。
別人問他們是怎么上來的,他們說,跑步、做俯臥撐、拿大頂上來的,其實都錯了——是電梯把他們拉上來的。
這電梯,指的就是2008奧運刺激下的整個中國體育產業的勃興。
也正是因為這種蓬勃,體育用品企業都帶有一種盲目的熱情投入生產。
2010年初,整體供大于求,行業頹勢已十分明顯。
阿迪達斯等國際品牌經歷過幾次經濟危機,對市場更敏感,很快開始打折,但李寧還在大量生產。
2010年,李寧業績發生斷崖式下跌,凈利潤暴跌至11.08億,股價在短短5個月時間內被腰斬。
僅2011年,李寧就關店1821家。
時至今日,李寧公司的高管們已經能客觀看待當年的‘試錯’。
7月19日,張向都告訴《人物》,他認為這都是公司戰略的問題,盲目擴張、投入,最后形成負債,‘都是自己的事’。
尤其是2008年之后,公司因為戰略重心從‘體育’轉到‘時尚’,因此選擇性放棄對中國奧委會戰略合作伙伴的爭奪。
這后來被許多人認為,是第二任CEO張志勇任內錯誤的決策之一。
它不僅意味著李寧失去了一個趁勝追擊的機會,還意外地養大了對手——當時營業額還不到李寧一半的晉江企業安踏,拿到了戰略合作伙伴資格,迅速進入發展快車道。
世界總是充滿吊詭。
最看重國家責任的李寧,在2008年打了一場漂亮的翻身仗,最終導致的卻是李寧公司因為這認可放棄了自己本來寬闊的道路。
在親歷者的敘事里,安踏為得到這個機會,用心頗深。
當時負責競標的安踏副總裁張濤告訴《人物》,為了和體育總局建立關系,他從2008年春天起,就開始天天去總局‘上班’。
他知道要從處級以上領導里邊誕生評委,就去敲了幾十個處級以上領導的門,給人遞一個簡歷,挨個介紹,‘我來自于安踏,我們是晉江企業,我們生產這個玩意兒。
’他們做標書的團隊分為兩支,一支明線,一支暗線,‘你不能對你身邊的任何一個人表示信任。
’他們最終用了暗線制作的那份標書,臨出發前,張濤接到了安踏創始人丁世忠從總部打來的電話,告訴他投標的數字。
他填好,封好,出了門。
在總局門口,張濤還遇見剛交了標書的張志勇,兩個人揮了揮手,沒說話。
開標時,李寧的價格在6家企業中居于中游,而安踏則遠高出所有對手。
時任中國奧委會市場開發部主任的馬繼龍嚇一跳,馬上給張濤打電話:‘你們還有機會,后悔還來得及。
別像當年的秦池酒在央視砸錢做廣告,廣告做完了,企業也垮了。
’他甚至提出可以寫個內部條款,‘萬一企業不行了,咱把錢退給人家。
’但這是安踏總裁丁世忠最珍視的機會,他砸鍋賣鐵也不可能放棄。
2008年李寧在鳥巢上空點火時,他就感情復雜地坐在臺下。
當時丁的多數家族成員都強烈反對花這么多錢,在會上丁世忠就罵了一句晉江糙話,問他們,有沒有比這個資源更好的?要有,他們提供,如果沒有比這個更好的,那擺在眼前的就是機會。
“他像獵犬一樣,一直在尋找這個味兒。
”張濤說。
挫折沒有就此結束,對李寧公司來說,觸動更大的是2013年,安踏以高出他們一倍的價格,拿下了國家體操隊的贊助權。
體操隊是李寧的“娘家”,當時的輿論認為,安踏已經攻破了李寧的禁地,它不僅是為了商業價值,更是為了打壓李寧的士氣。
2013年開標當天,李寧、張向都、時任CEO張志勇都在李寧辦公室等著。
中午11點,電話打來,告知安踏中標,李寧只說了四個字:恭喜他們。
提到這件事,張向都至今忿忿。
“李寧是一個故事的傳承,他是美好的傳說。
我去了體操隊參加的所有世錦賽和重大賽事,每當李寧到的時候,跟教練們、運動員在一起,能說出很多術語。
而安踏跟體操有什么關系?”當時張向都找到體操中心問:“李寧公司贊助23年,這些情感和幫助你們都不算了嗎?李寧個人對體操的支持,你們也都不考量了嗎?”時任國家體育總局裝備中心主任的馬繼龍知曉事情的經過,他告訴《人物》,當年體操中心主任向他解釋,為什么后來放棄李寧——不是為了錢,也是為了錢。
“不是為了錢,就是不是因為安踏的錢給高了我們就給它。
也是為了錢,就是說李寧這么多年來在這方面的支持,安踏確實沒法比。
安踏有一種狼勁,就是我一旦進來,會想盡一切辦法讓你滿意,讓你覺得我比李寧好、比耐克好、比阿迪達斯好。
”沒人知道這次對李寧的沖擊有多大。
李寧是個喜怒不形于色的人,沒有大開大闔的情緒。
他的表達謹慎、克制,說什么話都給對方留有余地。
采訪時,他對此事最嚴重的表達,也不過是,‘有一點難受’,他說他現在不能常去體操隊了,為了避嫌。
但李寧的一位同學曾在某個場合聽見過他的感慨:“現在做企業不能再靠經驗、感覺和關系了,企業要發展,必將會碰到訓練有素的職業選手,所以我們也必須很職業。
”個中況味,里面蘊含的人情,商業,潮起潮落,殘酷,也許只有李寧才知道這感受有多復雜。
初期創業 受訪者供圖善良就夠了嗎體操隊未中標的挫折不過是嚴峻商業現實的一種。
當時雖未回歸CEO崗位,但李寧已經看到了風雨欲來的危機。
不是不著急,但似乎又沒那么急。
做選擇做決定,對李寧來說需要更長的一個時間。
許多員工認為,李寧的氣質深深影響了這家公司。
一位離職員工給了老東家很高的評價:李寧有中國民企少有的令人愉悅的氛圍,因為李寧本人的善良,公司的氣質也是不斤斤計較,是相對寬松與自由的。
這種氣質真實可感。
李寧公司在通州的辦公中心,園子寬闊,里面種著櫻桃樹、柿子樹、海棠樹,四季都有自家的果子端到員工桌前。
園區里還開了職工幼兒園,收費比外面低,員工們可以放心地帶著孩子上下班,有上世紀老國企的脈脈溫情。
在李寧公司的籃球館上空,高高地、一絲不茍地掛著國旗。
前任國家體育總局裝備中心主任馬繼龍對李寧最深的印象,是他的寬厚。
即使是在公司最低谷時,李寧和他談話,反思前幾年的工作,也不會批評前人。
他會承認以前是個爛攤子,但從不說某個人的壞話。
‘你想陳義紅,李寧看到他的問題了,沒有單刀直入和他談,而是送他走,把卡帕(李寧公司原有品牌)送給他。
后來張志勇折騰,修改logo,一會兒走時尚,一會兒要走國際,左右搖擺,李寧對他這個事兒都不再提,只是往前看。
’有時候,他的大度甚至讓人生氣。
2009年是國慶60周年,天安門有花車大游行,奧運冠軍們也在車上。
這年已經進入了安踏的贊助周期,他們得穿安踏的衣服,但冠軍中也有李寧本人,‘很尷尬’。
馬繼龍記得,當時李寧公司上下一片反對聲,說李寧可以不參加也不能穿安踏。
李寧說,‘沒關系啊,穿安踏就穿安踏,我得去啊,我不去怎么跟體育界交代呢?’后來馬繼龍怕他太為難,給了他一個國徽,蓋住了安踏的logo,才算把事情解決。
在李寧公司初創時期,沒有遇到過太大的波折或競爭。
他那時有民族英雄的光環加身,他的多年好友張健記得,在80年代,李寧從洛杉磯奧運會拿回來三金兩銀一銅,那是前所未有的好成績。
“在柳州一個小城市有這么一個奧運冠軍回來,轟動得不得了。
他坐吉普車從火車站出來,沿途全是老百姓在路面上夾道歡迎,搶著就要摸他的獎牌。
”1990年李寧公司創業,向公眾征集logo,6000份投稿如雪花般寄來。
創業3個月,他便拿下了第十一屆亞運會的贊助權。
那是中國第一次舉辦國際綜合運動會。
李寧當時跟組委會說:‘您應該使用國產的、國家的、國內的企業,因為這對國人還是很重要的,對建立我們的自信、融合還是非常重要的。
’組委會也非常樂意接受他的建議,最后國外的競爭者就沒有考慮。
亞運會一役,李寧一炮打響,此后連續四屆奧運會,他都拿到了中國代表團的贊助權。
90年代的中國體育市場,是一片亟待開墾的荒原,國外的勁敵還沒進來,晉江系尚處萌芽之中,整個中國都是李寧的天下。
公司鞋研開發生產中心總經理徐劍光的回憶是,那時李寧的鞋供不應求,工廠的車子拉到倉庫都不用卸貨,經銷商的車直接就搬走了,根本不落地。
但到了北京奧運會前后,行業處境已大不相同。
且不說國際對手耐克、阿迪達斯,就說晉江這些品牌,他們是從上百家同類的企業里殺出來的,性格強勢。
比如安踏總裁丁世忠,對細節錙銖必較。
張濤記得,贊助CBA時,丁世忠會盯著電視看安踏廣告是怎么露出的。
每隔1分半,廣告牌有一次三連翻,‘咔’翻過來,丁世忠就拿著秒表掐,掐這個執行是否到位,執行不到位,他就給他助理打電話了。
贊助中國奧委會也是,丁世忠會拿照相機對著屏幕拍下來,“這個,你看,他為什么沒穿(安踏)?”張濤每回到廈門總部開會,董事會一大幫股東就會飆當地臟話,用普通話翻譯過來就是,“我們自己花了錢,還要被別人搞。
”為了增強競爭力,晉江商人都抱團。
安踏丁世忠與九牧王林聰穎、鴻星爾克吳榮光,私交甚篤,生意上也合作。
“比如說采購的時候,哥幾個一塊采購,采購完回來咱們自己掐。
先把別人干倒,咱再窩里斗,這是閩南企業的特征。
”這是張濤的觀察。
但李寧的朋友圈幾乎沒有商人,也很少有官員,都是體操隊的故人,或是早年在健力寶工作時的朋友。
一位與李寧熟悉的離職員工記得,每回他去參加公益活動,喜歡叫上一幫朋友,爬爬山,出出國,這種活動他最喜歡。
“他們的核心價值觀是一致的。
他這些年一直在延續這種生活方式,受外界改變的東西很少。
”曾給李寧授課的北大教授王亞非覺得,可能他本身也并不適合做CEO:“李寧個性比較樸實,其實某種意義上并不適合經商,你能想象他去追債的樣子嗎?”這件在巴黎時裝周展出的藍色夾克復刻了1990年北京亞運會紅色領獎服由受訪者提供歸來李寧的寬厚和疏離似乎需要一個更決然的時刻——真正的死胡同以及別無他法。
2012年倫敦奧運會前后,天兒還熱,馬繼龍接到張向都電話,約他到公司和李寧聊聊。
馬繼龍已經許多年沒見過李寧了。
走進辦公室,他的第一感覺是,李寧年紀不大,已經白發蒼蒼了。
第二感覺是,他是回來收拾這個爛攤子來了。
談話間,李寧表達了對公司2009年錯失中國奧委會合作伙伴的遺憾,那時李寧已經明確,公司的定位要重新回到體育上,他希望能與中國奧委會謀求合作——但已經不可能了,奧委會所有權利都歸屬唯一的贊助商安踏。
那是馬繼龍第一次打包做授權,他不能壞了規矩。
與這場會見幾乎是同一時間,李寧引入私募集團TPG,其合伙人金珍君出任公司CEO,并攜帶團隊進駐。
2014年底,金珍君辭任。
兩年時間,嘗試失敗。
時隔16年,李寧重新出任公司CEO。
那時公司深陷泥潭,資金鏈幾近斷裂,他只能全力以赴。
調整公司架構、清理庫存、改良渠道……丁世忠曾在安踏艱難時留下一年走遍400地級市巡店的佳話,如今李寧也不得不事必躬親。
即使腸胃不好時,他也得和經銷商一起喝酒。
他把侄子李麒麟帶回了公司。
2014年底,一天的下班路上,李麒麟勸他為了公司開個微博,“咱們既然回來了,就要全力以赴去做。
”他當時沒說話,第二天一早,李麒麟發現他已經開始發微博了。
原來李寧是個大家長,李麒麟12歲去英國讀書,李寧告誡他,別老給家里打電話。
18歲成年時,李寧一臉嚴肅地叮囑:別吸毒,別犯法。
然而現在,李寧也要向年輕人學習了。
他開始注重產品,愿意聽十幾歲孩子關于籃球鞋的感受,喬布斯也被他掛在了嘴邊。
他關于公司治理的理念也在變化。
十幾年來,他篤信職業經理人治理公司,把家族成員全部請了出去。
但這次,他不僅對學金融的侄子委以重任,還喚回了一些離職的公司元老回到重要崗位,提拔了老將洪玉儒為副總裁。
時至今日,他不得不否認當年自己堅持的東西,“我也在總結自己過去20多年的發展。
好的一面是我們還是給了職業經理團隊很大的空間。
不好的一面,在中國這種巨變的市場中,我們本身技能也不是很強,這個(職業經理人)模式也不是非常成熟。
”一個人在打翻身仗的時候很難享受。
采訪期間,《人物》記者也試圖找到這3年半來李寧情緒起伏的一些關鍵時刻,但近20位外圍采訪對象的答案出奇一致——他們幾乎沒見過李寧有強烈的悲喜、焦慮,及其他濃烈的情感表達。
公司元老、副總裁洪玉儒覺得,李寧是個特傳統、特含蓄的人。
他回憶起2014年底,李寧決定把產品全權交給他負責的那個瞬間——他倆站在李寧辦公室門口聊天兒,洪玉儒問,‘你想好了嗎?’李寧說,“我想好了。
”洪說,“想好了就干吧。
”就三句話,是他們這代人的情感交流模式。
在所有受訪者中,只有李寧的隊友、現在的同事李春陽,見過李寧大哭的樣子。
那是1988年的漢城奧運會,中國體操男隊在團體比賽中以0.1分的差距輸給日本隊,位列第四,李寧本人也沒有拿到獎牌。
比賽結束后,他們6個人在休息室里抱頭痛哭,聲音之大,走廊里都聽得清清楚楚。
時隔20年,李春陽已經變成了穿著職業裝的企業高管。
當時他年紀小,不覺得傷心,只覺得這樣的失利簡直不可置信。
他還記得李寧當時帶著哭腔的自責:“真對不起你們,我伴隨中國體操隊從1981年開始站上領獎臺,從來沒離開過。
直到今天,因為我的失敗,把你們從領獎臺上給拽下來。
”那個時代,舉國上下神經緊繃,民族情緒隨著競賽結果大起大落。
回國后,李寧收到過刀片、上吊繩,還被人稱作“體操亡子”。
但他們在李寧臉上看不到失落,他很快退役,創辦李寧公司,爬了起來。
這樣穩定的內心秩序,馬繼龍認為跟李寧少年時經歷競技體育的摔打有關系,‘他有達到最高峰的時候,也有掉到地毯上的時候,他(對成敗)的認識是最最深刻的。
’打火的人2018年,10年輪回,走過幽暗低谷,李寧再次回到公眾視野。
今年2月、6月,李寧公司在紐約和巴黎各做了一場秀。
面目清冷的外國模特穿著的紅黃配色的體操服、田徑服、T恤衫上寫著大大的“中國李寧”字樣,印著李寧當年在吊環、鞍馬比賽時的照片。
那時他還是國之青年,豐逸俊朗,替國出征。
當他再次與國家一起出現,似乎一切都對了。
這是60、70、80幾代人的奧運回憶,同樣符合90一代的符號表達。
紐約時裝周一月后,李寧公司升值近30億港元。
2018年2月紐約時裝周后臺花絮受訪者提供圖時機讓人慨嘆,當年李寧公司想要爭取90后,卻失去城池。
如今,似乎可以說水到渠成。
只有在這種時候,才能窺見李寧些許柔軟的樣子。
今年6月,他和老友張健回了趟佛山三水。
那是28年前他事業起步的地方。
他在街邊大排檔吃飯喝酒,同桌的老友是當年健力寶公司的司機。
當年下了班,他們一塊兒聽鄧麗君、譚詠麟和許冠杰的歌,看周星馳的片子。
2014年他回歸時,頭銜是代理執行CEO,至今“代理”二字還沒有去掉。
他的員工曾多次試圖刪掉這兩個字,被他拒絕。
‘我隨時想溜啊。
不是我想逃跑,我就是要逃跑,我沒想做這個CEO啊。
’7月23日拍攝《人物》雜志封面時,攝影師問李寧平常最喜歡做什么,他疲憊地嘟囔了一聲:“喜歡睡覺。
”原來他也是個愛宴客的人。
一位與李寧熟識的公益人士說,經常去他家里吃飯。
認識不認識的都有,一堆人。
他家在郊外,地下一層寬闊,原本是他的書房,后來改成了大家聚餐的地方。
有專門做鐵板燒的設備,每回李寧備好食材,請廚師到家里來做,付一些人工費。
他來往的人多,但無外乎是國家體操隊的朋友、廣西省體操隊的朋友,以及和公司、生意毫不沾邊兒的人。
廣西的隊友每次都住他家,賓主盡歡,他覺得這是他的責任。
現在這樣的日子是一種奢侈了,公司的挑戰一件接著一件。
刀刃上行走,容不得半點疏忽。
他具備了更多的警醒之心。
去年夏天,鄒凱要從國家隊退役,猶豫要不要離開體制,投身體育產業。
在李寧的家里,李寧告訴鄒凱,現在已經不是他創業時的那個年代了,資本的力量在更多進入這個行業,再靠自己單打獨斗,出頭太難。
資本時代,體育早已不是體育用品行業的游戲。
7月,正是公司競標CUBA(中國大學生籃球聯賽)商務運營權的決勝時期。
過去5年,李寧是CUBA的運營商,籃球是他們最看重的業務。
7月19日上午,《人物》在李寧公司見到負責競標的張向都,他前一天剛從現場回來,一坐下就開始感嘆:‘現在大家對體育資源這種掠奪的感覺,真是孤注一擲。
一個學生聯賽,我們去年最后一個賽季,兩個比賽加一起才4700萬,這次光CUBA一個賽季就有出到7000萬的。
我真沒想到。
’當天下午,副總裁洪玉儒也提到此事,“太狠了那幫人,他們根本不是按照市場規模來運營。
”7月30日,另一家公司以10億的價格,拿下了CUBA接下來7年的運營權,這一金額創下了CUBA商務運營權售賣的新紀錄。
對李寧和李寧公司來說,這次競標失敗似乎又是一道坎。
要觀察李寧對現行規則的適應程度,最直接的辦法是翻開公司的營收成績單。
今年3月在香港的業績說明會上,李寧宣布了2017年的年度營收:全年毛利41.76億人民幣,2014年這個數字是-7.8億。
站在臺上作報告的李寧,無論是否愿意,現在都是那個創業近30年、中國本土最知名的體育用品公司的實際管理者。
在2008年的高光時刻,媒體曾這樣評價他:李寧的身上有著獨特的烙印,從他進入健力寶開始,就一步一步離開體制,體驗各種人生,最終回歸到自由之路。
10年之后,并非如此。
田園將蕪,英雄也只能歸來。
他知道公司需要一個領路人,“中國的員工都愿意像盲人一樣,他們需要人帶路。
同時他們像一個蠟燭,需要能把他們點亮。
所以你得有一個人去打火,得有一個人帶領他們沖鋒陷陣。
”李寧曾經告訴許楠,當年他在國家隊,大賽前夜,他經常去爬長城。
黑暗中沿著這個國家最古老的城墻攀登,能增強他的使命感。
現在這對他來說已經太奢侈了。
侄子李麒麟注意到一個細節,李寧常常在會議與會議的間隙,站在寫字臺邊練字。
時間只有10分鐘,他就只想偷走10分鐘的寧靜與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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