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是中國社會最后的階層上升通道

自從我離開傳媒行業，開始互聯網創業之后，來找我咨詢創業事宜的朋友，已經不下百位。

這些朋友，或海歸，或土鱉；或傳統行業老板，或企業中高管；或國企，或外企。

他們有兩個共同的特點：其一，都是自己所在領域的精英，不乏已經功成名就者，普遍勤奮高智；其二，也都明顯感覺到傳統行業的危機，不想成為溫水里的青蛙，希望在30-40歲的年紀，能夠再成就一番事業。

當然，更重要的也許是新經濟帶來的巨大機會，讓他們感受到了同儕壓力。

比如習近平訪美，帶上了程維；再如李克強接見老中青三代企業家，專門與王興、張一鳴這樣的“嫩創”握手。

這三位年輕人創辦的滴滴、美團、今日頭條，恰恰是這撥移動互聯網熱潮中最大的三個贏家。

我一直有一個觀點，即創業是最后的階層上升通道。

這一觀點也為數據所證實。

根據《福布斯》中文版發布的報告，預計到2015年底，中國私人可投資資產1千萬人民幣以上的高凈值人群規模將達到112萬人。

這其中，企業主占了一大半。

其他高凈值人口包括，投資者（房產、股票）、企業金領。

但社會階層不僅考慮財富規模，還要看社會資源和社會聲望，考慮到這兩個因素，創業幾乎成了逆襲的唯一通道。

 【1978年、1992年、2001年】在中國市場經濟改革之前，國人的階層上升通道和傳統社會差不多，主要是依靠高考。

自隋煬帝在大業三年（607年），開科取士，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廢除科舉，千百年來，底層社會與帝國廟堂之間，始終有著讀書這樣一個上升階梯，對于維護社會穩定，保證社會活力，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1905年廢除科舉之后僅6年，滿清即宣告崩潰，史家歷來有一觀點，認為光緒廢除了青年精英的“中國夢”，將士子與士紳推向了革命，加速了封建王朝的衰竭。

辛亥之后，國民黨大佬胡漢民就說過，“如果科舉不廢，誰還來革命！” 事實上只要社會還給精英留有出路，按照正常的人性來計算，沒有人會愿意去做刀口舔血的革命生意。

此后中國在內憂外患下飽經滄桑，一直到1977年鄧小平20分鐘內決定恢復高考，此后數十年間，社會活力有目共睹，無數底層青年有了翻身的機會。

如今福布斯富豪榜中的財富精英，如王健林、許家印之輩，都是在1978年參加高考，完成了人生的關鍵一躍，如今長期盤踞于各類富豪榜的前十。

1992年，市場經濟地位的確立，更是開放了自由競爭的空間，在傳統仕途之外，給與青年精英一條高聳入云的上升階梯。

這個時期的創業熱潮，絲毫不亞于今天，高級公務員下海者比比皆是，統計說1992年辭官下海者凡12萬人，社會價值觀是“最優秀的人應該從商”。

以致現在企業家群落中，有“92派”之謂，一大批政治精英在上升空間受挫之后，在商界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而在民間，則有浙江草根商人自成一脈，偏安于京師千里之外，上承數千年民間商幫基因，下接經濟改革帶來的消費紅利，很快在消費品、輕工、外貿領域占據潮頭，以宗慶后為代表的這脈商人，純粹以草根起家至今依然是各類富豪榜的主力。

2001年則是又一個新的分水嶺。

兩件大事決定了財富的流向，以及今天各路精英的命運。

其一是中國入世，經濟騰飛；其二是互聯網開始流行。

一方面，入世帶來的經濟效應讓上一波完成原始積累的富豪，財富飛速增值，而在這個食物鏈的下游，也有無數國人嘗到了財富自由的滋味。

另一方面，互聯網造就了張朝陽、丁磊這些新貴，互聯網開始發芽，并逐漸侵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馬云、馬化騰、李彥宏們隨后爆發，BAT霸業初成。

【2008年、2012年】事情在2008年之后起了很大的變化，無數的屌絲青年突然發現，逆襲越來越難。

這一年，汶川地震、北京奧運、經濟危機的發生，讓國家加強了對宏觀經濟和整個社會的控制，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走到了一個拐點，整個經濟領域都缺乏新引擎。

一方面是國企的收益相對穩固，成為海歸擇業的首選之地；另一方面民間經濟的活力開始下降，外企和小型民企日子越過越緊，風光不再。

我身邊的社會精英，則在房貸、教育、醫療這三座大山的壓力之下，結結實實感受到生活之重。

更要命的是，職場上留給剛畢業小鮮肉的機會也越來越少，原因也很簡單，起點已經明顯不再公平。

這一代年輕人遇到的新問題就在于，他們的父輩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浮沉，已經進入了不同階層，當子女輩進入職場之后，父蔭和家族的提攜，直接決定了自己在職場中的起點和未來。

拼爹已經不是公務部門的個別現象，而是泛濫至外企和民企的普遍現象。

換而言之，普遍存在的起點不公平，使得高考（科舉），已經不再是階層流通的顯性通道。

實話實說，2008年之后畢業的大學生是很苦逼的。

一方面，北上廣深的房價高企，很難想象這些年輕人能夠靠自己的工資解決房貸；另一方面，缺乏上升的想象空間，也會讓年輕人覺得比較苦悶，沒有盼頭。

以致到2012年，一個名叫“屌絲”的網絡臟詞席卷中國，這當然是一種自嘲，承認自己無力回天，認命式自娛，回應這個缺乏光榮與夢想的時代。

2012也是換屆之年，政治驅動下的中國經濟迎來契機。

一方面國有企業的地位得到了加強，對于執政者來說，自己掌控的經濟底盤更加穩固；另一方面，在技術和監管上完成對互聯網信息的絕對掌控后，可以坐收互聯網的經濟紅利，遂有總理一而再，再而三出臺各種利好，鼓勵全民創業之舉。

很多年以后，我們回顧2012，會發現無數公司是在這一年奠定了自己的霸業。

無論是前面提到的滴滴、美團、今日頭條，還是雷軍的小米，都是在這一年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伴隨著這一輪的財富效應或曰“風口”，屌絲們終于有了喘息的機會，前方看到了一絲亮色。

當高考不再成為唯一的階層上升通道時，另一道大門被打開了。

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經濟通道，是一個純粹市場化，起點也很公平的嶄新階梯。

 【創業就是把人證券化】如今，創業成為一個全民現象，于是在認知上也出現了極端現象。

一種是年輕人容易把創業想象成暴富的捷徑，看到無數的財富神話之后，總覺得自己也是不可一世，各種咖啡館都能聽到估值、VC這些江湖黑話，而實際上第一次創業的成功率不會超過10%。

一種是老人心態總覺得創業就是不靠譜，還是在大公司呆著安心，卻忽視了今天的安全區就是明天的危險區，溫水煮青蛙的心態，會導致在信息和產業快速迭代的今天，個人很快就會失去競爭力。

實際上，做成一家百億美金的上市公司，永遠是運氣成分居多。

但如今在傳統經濟見頂，新經濟和產業升級機會層出不窮的年代里，機會仍然相當之多。

更重要的是，這一代的創業者們，除了面臨增量的市場機會之外，還有一個大機遇就是資本市場為個人變現清除了障礙。

新三板、新四板對“估值”的認可，讓創業者個人有非常多的變現通道。

就我個人的理解，創業的本質是投資自己，把創業者個人的專業技能和人脈資源證券化。

在創業公司股權的流動性大大增強之后，創業者的個人財務問題會很容易解決，這比在大公司打工帶來的收益要高得多。

最近有兩個朋友找我咨詢創業，他們都比較郁悶。

一個是十多年500強外企經驗，但在晉升過程中被公司政治暗算了一把；另一個是10多年央企經驗，以前工資就不高，但最近工作量突然變大，而且各種隱形福利不再。

他們在傳統大型公司恐龍化的體制之下，并未能充分發揮個人能力，而且也無法將個人能力證券化，以便在市場中流通與變現。

需要重視的是，這一波互聯網熱潮對實體經濟的侵襲，并不僅僅是在產品、商業模式層面，而是在公司組織、激勵模式上，形成了系統性的挑戰。

這也是傳統行業無法真正轉型的原因所在。

【創業是最后的階層上升通道】現在，我們大約可以下兩個結論。

第一，高考（科舉），大約只能讓年輕人勉強組建小康之家，但隨著上代人權力和資本的積累，后續年輕人的上升通道越來越窄；第二，創業是最后的階層上升通道，而且這個通道并不會隨著互聯網紅利的消失而消失。

最后，順便反駁一下兩個關于創業的流行論調。

其一，有人說，現在是資本寒冬，創業就是泡沫。

就我個人感受，所謂的資本寒冬，只是在B輪、C輪這些億元級投資比較受影響，而在天使和A輪階段的公司，這種效應并不明顯。

我或者朋友參與的公司，幾乎全部完成融資，或者自己有足夠的收入根本不需要融資。

當然，創業肯定是一個九死一生，成功率極低的行當，要知道王興、張一鳴這些人，以及更早的馬云、馬化騰也都不是第一次創業就成功。

如何理性的認識創業，學習創業的方法論，是另外一個話題。

總而言之，逆襲很難，但總好過沒有逆襲的機會。

其二，有人說，創業是政府在推卸就業責任，互聯網泡沫已經到頭了。

其實就業這個問題本來就跟政府沒半毛錢關系。

宏觀經濟固然在下降通道，政府鼓勵創業也有確然有解決就業的動機，但從大的經濟基本面看，傳統經濟的飽和，以及互聯網、消費升級引領了新經濟空間，就基本確立了創業成為這一代青年精英的上升通道。

事實上目前仍然是資本過剩，全球范圍內優良資產都匱乏的局面，在這樣的情況下，行業精英在新經濟領域創造全新的產品，建立全新的商業模式，實在是時勢推動的必然。

中國的經濟改革有一個特點，就是存量不動，用增量改革推動經濟發展。

從1978年小崗村的農業試驗，到2015年互聯網金融的網開一面，都是這種“試點經濟”的現實實踐。

只是今天的變革者，不需要像小崗村的農民那樣，提著人頭談改革。

在可以預見的數十年中，存量的傳統經濟領域，利益格局很難撼動，階層流動的通道正在收窄。

而增量改革的空間依然很大，包括金融、醫療、教育、農業等領域都在逐漸釋放政策紅利，里面依然孕育著大量的創業機會，上述每一個領域都是萬億級的市場。

可以想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各個領域的創業紅利都會當作一種隱形的國民福利交給一代代的青年精英。

他們在為自己創造財富的同時，也驅動著各種經濟引擎，為社會帶來活力，讓國家更為健康。

讓青年精英對國家和未來保有希望，類似科舉制度留給古代士子的機會，這是政治未能開放之時，留給這一代年輕人最后的階層上升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