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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圍獵戰剛讀完西北大學凱洛格商學院的第一年,魏新月就做了一個決定:輟學。
幾乎是以疫情中最快的速度買到機票,她在三個月后登上了回國的飛機。
盡管這場飛行頗為周折:在經歷了長達48個小時、途徑芝加哥、墨西哥、東京的疲憊飛行后,她還需要在梅雨天卻無法開空調的上海酒店里獨自度過14天。
但魏新月依然止不住興奮——她回來,是為了創業。
今年3月底,一條微信推文在魏新月所在的北美華人圈中一度刷屏:《致大洋彼岸的你》。
“疫情當前,不能聚首。
見字如面,甚以為懷。
”這封來自紅杉中國的“公開信”的最后一排文字撩動了無數海外留學生的神經:“回國創業正當時”。
一周后,這些人在紅杉的線上活動上“見”到了周逵。
周逵被視為紅杉中國的“二號人物”——作為這家中國最頂級VC的關鍵合伙人,他是每一位創業者都想見到的人。
與他同時出席的還有紅杉中國合伙人吳茗、曹曦,以及副總裁公元,可見這場活動規格之高,還有近600位來自不同時區的準創業者們同時在線。
活動雖名曰“中國前沿科技投資趨勢分享會”,但紅杉更希望傳遞的信號是:回國創業找紅杉。
此刻正是一個微妙的節點。
一方面,中美之間的通路變得阻礙重重:政策的變化導致,美國的華人留學生和工程師們一旦選擇回國,短期內便難回美國。
另一方面,華人在美國當地創業更為仰賴的中國資本,正在因審查制度迅速撤離,包括創新工場在內的多家風險投資機構關閉了美國辦公室。
突如其來的疫情下,矛盾正在進一步放大。
“必須馬上決定,創業是回國還是留美,是馬上還是暫緩。
”峰瑞資本創始合伙人李豐告訴36氪,在這個特殊的年份,想要創業的海外群體的心境正在發生變化:“何時、何地”,這兩件原本有充分思考時間的事情,突然變得“迫在眉睫”。
對于更信奉“投資即投人”的早期機構而言,通過某個特定群體物色創業者是一條常規路徑,國內資本對海外留學生、工程師群體的格外關注也是多年慣例。
老道的投資人或許比多數創業者們更為嗅覺靈敏。
紅杉之外,包括峰瑞資本、高榕資本、真格基金、金沙江創投在內,多家VC都上線了針對海歸創業者的活動。
8月一個周六的上午,峰瑞資本在北京亮馬橋的辦公室和線上同步舉行了創辦5年來的第一次“OpenDay”。
不大的會議室在開場前就滿滿當當的,參會者緊挨著坐著,還有100多人Zoom在線。
“OpenDay”事前預告的標題親切而直接:打算回國工作、創業的你,歡迎來峰瑞坐坐。
發布僅三天,就有超過500名的活動申請者。
以往,峰瑞資本的掌門人李豐會以一年三四次赴美出差的頻率來接觸當地的華人創業者。
但在今年,他招募來了一位北美負責人董韋利,她的履歷顯然對峰瑞有幫助:曾任硅谷華人創業者協會(CEO)聯合會長、創立北美創業者聯盟(CEA)——她可以輕松找到哈佛、斯坦福、MIT和伯克利等多所北美高校的潛在創業者。
“很明顯,投資機構上半年對這批人更積極了。
”Uphonest Capital,曾獲得國內多家投資機構注資,有著硅谷“前哨站”之稱,其創始人合伙人郭威比任何人都敏感地察覺到了資本的變溫:隨著海外疫情加劇,中國資本接觸海外留學生、工程師等潛在創業群體的腳步更急、更快了。
“美元基金的的根在沙丘路(注:硅谷聚集美國最重要的風險投資機構的一條路),關注這里的中國留學生、華人工程師是他們長期的傳統。
”郭威告訴36氪,“沒有人會直接說,但都在更積極地做。
大家都知道,現在是圈這批人最恰當的時機。
”躁即使沒有2020年的奇境,“走還是留”也是始終高懸于硅谷華人頭頂的選擇題。
一個多月前,徐衡落地海南。
這位亞馬遜原高級技術產品經理在年初決定放棄超過百萬人民幣年薪回國,他希望將亞馬遜的物流和供應鏈技術應用到中國的傳統批發生意中。
“來美國大多是學技術、做技術的,能力強、水平夠。
但說實話,在這里的互聯網大廠工作,是受限的。
面試讓你造原子彈,工作讓你去擰螺絲,身邊的工程師很少能從工作中獲得成就感。
更別說,華人工程師隱形的天花板了。
”徐衡很早就清醒地認識到,在硅谷,只有非常少的華人能做大型公司的主管、副總裁級別,大量的華人工程師卡在“senior”的層級無法動彈。
于是,徐衡身邊的大多數工程師過著“一眼望得到頭”的日子。
“朝十晚四。
閑著的時候,不是在院子里DIY、開party,就是在陪娃、打游戲。
工作的飽和度和國內996沒法比。
”如果說,國外安逸的生活和對國內競爭的忌憚曾使這群人陷在抗拒改變的港灣里,那2020年的特殊性就在于:安逸被打破了。
今年上半年,硅谷經歷了一場據說是2008年后最大規模的裁員潮,相當一部分科技公司里的華人深受影響。
一時間,不同公司的“崗位需求表”在華人中間流傳著,“華人互助找工作”的群組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有媒體統計,前后有接近3000人參與到職場互助、自救中。
“在美國做工程師,很快就可以有小富即安的生活。
但中國工程師想要打破這種固化的階層——越來越多的硅谷人相信要想大富、大成功還是得回國。
”一位硅谷工程師說,即便到如今,離職Google回國創立了出門問問的李志飛、從斯坦福大學回國打造小紅書的毛文超,仍然是硅谷工程師心中的偶像。
“躁。
”徐衡用一個字來形容目前海外技術精英們的普遍心態。
每年回國,他都會因在大洋彼岸看不到的新事物而感到震驚。
“之前是移動支付,今年是直播帶貨。
和美國不一樣,國內每年都是新的。
看到這些,都是有能力的人,誰都會躁。
”如今,“躁”的情緒更大濃度地出現在硅谷華人中。
“現在人們見面主要討論兩件事:要不要回國、要不要創業。
”常年駐扎硅谷的金沙江創投合伙人張予彤對36氪說,現在的商業世界越來越像一個平行世界。
“美國有一套規則,中國有一套規則。
未來的商業世界如果更分離呢?以后回國,不如現在回國。
”但對于回國創業這件事,海外華人們長期被一重矛盾拉扯著:一面是急劇變化、迸發機會的市場環境將他們推向前;另一面是“雙創”大潮后國內不斷激烈的競爭使他們腳步踟躕。
回到國內的半個月后,在UpHonest Capital位于上海新天地的創業加速孵化器OnePiece Work里,魏新月和創業伙伴舉辦了一次試飲活動。
這是她第一次向人們介紹她的新品牌——“風下”酒精氣泡水。
這是一款定位低酒精度、水果口味,“0糖、0脂、0碳水,又爽又健康”的飲料。
盡管是酒類,風下的定位與近兩年國內爆紅的氣泡水品牌元気森林非常相似——江湖盛傳后者如今的估值已近20億美金。
自覺也不自覺地,魏新月站在了消費品牌創業的風口上。
原本那只是一場“內測”,但魏新月在和來賓交換名片時卻發現,現場來了不少不速之客:鏖戰在消費賽道里的投資人們,以及好幾個還未拿出產品的競爭對手們。
“現在,光我知道的競對就有十幾個,都在做類似的事。
”這是每一位中國創業者都在面對的問題:任何一個賽道都玩家如林。
“回國創業,競爭激烈是100%的。
”峰瑞資本李豐對此習以為常,“錢多了,競爭自然就激烈了。
”這導致:盡管所有的硅谷華人都在討論回國和創業,但真正付諸行動的還是少數人。
“大多數人都會顧慮國內的競爭。
現在,騰訊、阿里、頭條站在世界舞臺的中心,從這些大廠出來創業的人和十年前相比要多太多了。
”張予彤和許多當地華人聊過,幾乎每一個人都會提到的顧慮是:“相比于國內創業者,我的差異化優勢在哪里?”決意離開的人只能讓自己更快地適應中國速度。
在買到回國機票之前,徐衡利用此前工作積攢的假期,過起了中國時間:要不就是大半夜地用微信、電話、騰訊會議、Zoom一個個接洽種子客戶,要不就起個大早和國內的合伙人聊技術、聊研發。
直到他前后買了三張機票,花了近兩萬美元,最終降落在海南,“創業沒有等待,國內的競爭對手更不會等待。
”地氣回到國內,魏新月也迅速開啟了創業時間。
這是她人生“密度最大”的幾個月:此前只在一線城市工作的她和團隊跑了供應鏈上下游能接觸到的所有工廠,一月內打通了所有環節。
頻繁的生產改期、復雜的合規條件,這些她之前都完全沒碰到過。
商學院博弈課、協商課里的練習成為她每天的日常。
她還在不停地見人:招聘者、潛在客戶、合作方、監管者,當然還有投資人。
到融資階段時,魏新月發現自己很容易陷入一場悖論:出國時的她是帶著想要在酒類賽道中尋找機會、學習創業的想法,并最終“幸運地”在課余的派對里找到了那瓶對的酒——White Claw,也是“風下”靈感的來源,一個在美國年輕人群中最炙手可熱的酒飲品牌;但恰恰又因為這段短暫的留學經歷,她不得不一次次地被標簽化。
“無數個人想條件反射一樣對我說:海歸做消費?不接地氣啊。
可沒有人告訴我,究竟什么叫接地氣。
”空氣里似乎飄著這樣的等式:海歸=不接地氣。
盡管當下國內消費投資異常火爆,但風下卻遲遲未正式開始融資。
作為消費品牌的創業者,魏新月認為自己的產品本身足夠有吸引力,回國一個月就上線產品的執行力也是超強的。
但投資人更想從她身上看到產業的資源、供應鏈的資源、渠道的資源。
這些她顯然都沒有。
多數人都想看到她有什么,卻很少人看到她正在做什么。
有時面對投資人對資源的詰問,她只能在心里說:“我最大的優勢是——比別人更喜歡。
”投資人們對于海歸“不接地氣”的陳見并非無因。
客觀地說,海歸這個一度被寄予更大期待的群體,確實并未成為過去十年中國新商業繁榮中的核心力量。
上世紀九十年代,太平洋上演著無數中國人急于奔向彼岸實現個人財富與夢想的故事。
“離開”是許多精英人群的選擇。
直到1995年,張朝陽放棄美國國籍回到國內:中國互聯網時代由此肇始,海外華人的回國潮也從此開篇。
但回頭來看,“海派”在中國商業歷史中的紅利期卻并不綿長。
BAT的大戰還未真正開始,李彥宏的百度就已悄然退身;字節跳動、美團、滴滴、京東、拼多多等新巨頭之中,有留洋經歷的也僅有王興和黃崢兩人。
互聯網萌芽時期,創業講究的是技術視野和能力,“看過世界”的海歸們有著天然的優勢。
而在過去十年,中國的互聯網創業由商業模式創新主導,把已經在國外成熟的形式落地國內,核心在于對本土市場的理解與實踐。
海歸優勢在時代的變化被極大程度地消解了。
2014年,一篇名為《波士頓人》的文章講述了一個令人心潮澎湃的故事:從波士頓世界頂尖大學走出的中國留學生正在通過創業,極可能改變未來的中國。
但至今這一幕也未發生。
一家以投資海歸聞名的VC曾在去年做過一次內部復盤:這些年所投海歸的創業成功率并沒有所想象得那么高。
“我們曾希望他們成為最好的CEO,但事實證明,他們也許更適合做優秀的CFO。
”海歸不接地氣成了創投圈中的某種刻板印象,也是每一位海歸必須快速自我反證的事。
更大的困難倒未必是身份認同,而是海歸和本土創業者確實擁有截然不同的商業理解。
五年前,在美國留學工作過8年的翁斌斌在硅谷創辦了跨境定制維生素品牌lemonBox,并開始中美兩邊跑。
其模式不難理解:用戶填一份健康問卷,可以得到注冊營養師的專業建議,通過購買,能定期獲得從美國直郵到家的個性定制營養補充包。
2018年末,LemonBox入選YC在中國投資的首批項目之一。
YC合伙人、第一代智能手表品牌pepple watch的創始人Eric Migicovsky成了翁斌斌的創業導師。
Migicovsky曾建議他,“早期公司不要花錢做廣告”、“do things,not do scale”(專注產品而非規模)。
但最近在開啟新的一輪融資時,翁斌斌進入了一個迥異的語境:他說的是產品,投資人們卻在意渠道;他認為仍需要時間,對方卻不斷地追問復購率。
套用社會達爾文法則,能生存下來的未必是最強的,但一定是最適應環境的。
相較于許多猶疑不決的海歸,翁斌斌顯然更愿意接受變化。
“比如消費這件事上,國外的邏輯是H5、google、instagram、Facebook,國內是淘寶、天貓、京東、抖音、微信小程序。
每個平臺都要有knowhow、人脈和經驗。
”他說,國內創業者天天在這樣的環境里,而海歸們必須得從頭學起。
輪回多數投資人是隨風向而動的動物。
在中國的一級市場,很少人能長時期地相信同一個群體。
徐小平,或許算一個。
有趣的是,他的前一次新東方創業曾把無數人帶向美國,而后做天使投資則又將一大批留學生感召回國。
2011年,徐小平、王強攜手紅杉中國設立真格基金,并迅速將其打造為關注海外華人創業群體知名度最高的國內早期基金。
畢業于斯坦福大學的真格基金投資總監尹樂在早年就以實習生身份加入,并全程參與了真格基金“真驛站”計劃的推出。
“把天使投資機構化后的第一件事,我們就在思考,如何更規模化地抓住海歸群體。
”真格基金從2013年起為了給回國創業的海外學子提供有效的“窗口期”,特別設計了“真驛站”項目。
通過帶領學員走訪多家真格基金被投公司,加之各種類型的實踐和團隊建設活動,在為期十天左右的時間內,“真驛站”希望讓海歸群體集中認知國內的市場與環境。
在進行了十余期活動之后,真格基金發現,環境有所變化,僅靠“真驛站”覆蓋所有行業既不現實,也無法聚焦。
2019年底,在“真驛站”之外,真格基金推出了更聚焦前沿科技人才的孵化項目——“真格星球”(ZhenPlanet),并開展了首期線上科技創業營。
一直以來,對于海歸創業群體,這家典型以“看人”為主的早期投資機構都在不斷尋找他們最適合、最高成功率以及最快適應國內環境落地的創業方式。
從“真驛站”到“真格星球”的進化背后,是“海歸回國創業的趨勢,正在從商業模式創新向科學技術創新轉變”。
有過Groupon、Facebook工作經驗,在美國學習生活了10年的陸繼恒參加了第一期的“真格星球”。
連續5天的早晨9到12點,參加線上的會議,事后還要進行小組項目。
在他所在的小組中,有超過一半是來自美國頂尖學校的在讀博士,還有一些正在考慮創業的在職工程師。
他是其中最早選擇回國創業的那一個。
2019年初,陸繼恒回國創辦了無代碼應用開發及運營平臺函子科技。
從那時起,他和妻子過上了依靠視頻的“異地戀”生活:每天,去上班的路上會和妻子視頻十幾分鐘,中午吃飯的時候視頻十幾分鐘,晚上1點下班回家,再聊上個十幾分鐘。
“最崩潰的是6月底宣布暫停H-1B入境的時候。
”妻子突然意識到,短期的分別會變成長期的異地,兩人通了最長的一個電話。
陸繼恒最終說服了她,“因為她和我都知道,現在是回國技術創業最好的時機。
”各種資源在向技術海歸們傾斜。
陸繼恒剛拿到今年的蕭山“5213”計劃扶持基金。
“5213”計劃是目前國內典型吸引海外人才回國進行技術創新型創業的扶持計劃,它要求申請者在國外求學和工作,并有獨特的技術背景,對于申請合格者的獎勵資金也頗為豐厚。
“因為國外技術好的人才密度會更高,國內針對海歸技術的資金也變得越來越多”。
如果說商業模式時代有著抵觸海歸創業者的必然,那如今或許是一個更適合他們的時代。
一個人人津津樂道的趨勢是:一個期待技術創新的時代已經開始。
峰瑞資本李豐在接受36氪專訪時稱,對于想要回國創業的技術人才,“當下集中了所有的有利因素”:第一,政府、政策支持;第二,國際政治的因素下,使得很多方向上都產生了國產替代的機會,技術和產業結合的需求愈發迫切;第三,資本市場在發生改革,包括科創板的推出、創業板注冊制實行在內,資本對技術類公司的評價在發生改變。
“二級市場的財富效應會帶動一級市場對技術領域的投資。
”許多投資人向36氪指出,目前國內在一些技術領域、待互聯網化的傳統行業,海外背景的技術人才應該更有優勢。
這也是疫情之下,不少投資機構在通過更多的方式“圈定”海外華人的關鍵原因。
然而不能忽視的是,人們在看慣了多年的“copy to China”之后,也在近年看到了越來越多的“to China copy”、“copy from China”。
創新的界限始終在彌合,單個國家始終保持技術領先的狀態從不曾永續,技術優勢的“窗口期”總是有限的,海歸們的稀缺性和競爭力還能持續多久?面對中國這個進化迭代極度壓縮的商業世界,海歸們真的做好準備了嗎?回到國內兩個月后的一個夜晚,徐衡從海南給36氪發來一條信息:“我們去面試奇績創壇了!”奇績創壇,這家原YC中國負責人陸奇創辦的新興投資機構,也成為當下網羅硅谷精英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盡管還沒確定拿到陸奇的投資,徐衡和他的團隊設計的供應鏈SaaS系統已經在家族企業運轉起來,并且幫助家族企業提升了超過30%的庫存周轉率。
他們的下一步是找到更多的意向客戶去進一步打磨產品和銷售打法,目前已經聯系了8家全國各地的種子客戶。
青島盛夏的一個凌晨,魏新月從一家郊區的工廠疲憊離開。
無數次改期之后,她終于拿到了風下的第一個易拉罐。
最近,她剛參加完天貓為新品牌舉行的的創造營,“風下”在三十多個成熟品牌的產品PK中挺進了前十。
她選擇把所有精力放在比競爭者們更早地拿出更好的產品來,到年底成果出來了再啟動融資。
她認識到,“這可能是最核心的競爭力了”。
翁斌斌差不多落實了新一輪融資。
在回答了無數遍“如何接地氣”的問題后,他在激烈的消費品牌投資大戰中存活了下來。
他開始明白國內投資人想要的答案,也更清晰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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