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復旦經濟學教授投資20年，身家百億，如今已成中國“最富學者

近日，在胡潤發布的2017百富榜中，史正富、翟立夫婦以百億身家上榜。

因為同時身為復旦大學教授，這也讓史正富被稱作國內“最富學者”。

2007年，史正富便以15億的身家首次登上富豪榜，排名516位，從那時到現在，其財富在10年間年均復合增長率高達85%。

考慮到過去十年一次世界性金融危機、至少2次股災、資本市場大起大落頻繁的背景，其投資業績的含金量就更加耀眼。

大學畢業前，史正富跟同學朱民相約合寫畢業論文，并到江蘇、安徽考察經濟改革新情況。

行至史正富的老家安徽滁州來安縣，朱民吃到了史父經營的早點攤新鮮出鍋的油條。

“聽他父親講市場經歷，吃他父親剛炸出鍋的油條，經濟改革的社會福利效應栩栩如生，理論一下活了。

”在朱民看來，史正富特別擅長從實際現象中提出理論問題。

家人在政策開放之初對市場經濟的大膽嘗試和與生俱來的強烈求知欲，使高考恢復第一年就考入復旦經濟系的史正富，對當時剛剛開始的經濟改革抱有極大熱忱。

據同學回憶，史正富牽頭組織了經濟改革研究小組。

聰敏、具有批判精神是同學們對史正富的一致評價。

進入復旦之前，他曾在部隊服役五年，而當年被破格特招入伍，也是由于其在高中表現出的聰慧與主動。

進入大學后，史正富聰明、活躍，“對經濟學癡迷”，極具問題意識，他思路敏銳，氣勢如虹，常常駕馭一些前沿論題，研究富于挑戰性。

當時復旦經濟系教師群體陣容強大，既有早年留洋、學術造詣很深的老教授，也有事業上如日中天的骨干教師。

在這樣的學術環境影響下，史正富憑借其天賦和勤奮，在經濟學研究上迅速嶄露頭角。

他的論文多次在權威學術期刊《經濟研究》發表，還曾獲得孫冶方經濟學獎、中國圖書獎等多個獎項。

如果一切按照既定方向前進，史正富也許就只是“學者史正富”了。

拐點究竟出現在哪一刻，無人知曉。

史正富自己的描述是，許多變動也是源于“偶然因素”。

獲得復旦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后，史正富留校教書一年，1987年，“為了研究美國高水平的經濟學、政治學”，他赴美深造，獲得美利堅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經濟學博士學位。

原本計劃1992年回國的史正富，一直在美國待到1995年。

而此間的美國資本市場，正經歷私募股權投資（private equity簡稱“PE”）發展的第二波高潮。

毫無疑問，對巴菲特產生濃厚興趣并對其投資案例深入研究，是史正富留學生涯中重要一筆。

在此前的采訪中他稱自己“肯定是國內第一個知道巴菲特的人”，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把巴菲特的投資史“倒背如流”。

與此同時，1989年KKR收購RJR納貝斯克公司等經典案例，帶動了美國股權投資“杠桿化”熱潮，也感染了致力于經濟學研究的史正富。

通過實踐驗證經濟學理論的的可靠性，無疑是學者從商的誘因之一。

1995年，史正富“因朋友同學邀請，興致所至，回國幫忙”。

最初的驗證并不成功。

憑借對美國大公司運作的了解，史正富回國后決定著眼于自己擅長的企業咨詢領域。

他與朋友共同創辦了華夏西部經濟技術開發有限公司，欲將美國資本引入中國市場。

“美國資本+中國機會”，在史正富看來，這具有可觀前景。

結果事與愿違。

史正富曾花一年半時間幫一家中國企業談好美國投資，連合同都簽了，沒想到中國公司“不要這個錢了”。

當然沮喪。

但這也讓白忙一場的史正富意識到，當時中國企業的掌控者既不具備引進國際資本和服務市場的能力，更缺乏對市場規則的尊重與遵循。

這條路明顯走不通。

他及時轉舵，開始嘗試項目投資。

華夏西部投資當時投資了兩個項目。

其一為安徽滁州信托投資公司，后因行業整頓并入省一級的信托公司；另一項目江蘇華陽水泥廠，在知情人士描述中，史正富的投資額為7000萬，最終以4000萬的價格轉手。

好在，史正富隨后靠快進快出投資包括8848（中國最早的電子商務網站）在內的四家互聯網公司，迅速倒手賺了一筆錢，填平了債務。

這一他并不樂于提及的起落，可看作史正富投資生涯的序曲。

2000年出資650萬元創辦上海天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被公認為史正富進軍投資界的起點。

這家日后更名為同華投資集團并發展出多家支脈的公司，成為史正富資本運作的主要平臺。

雖然曾在互聯網投資領域實現“翻盤”、成功補貼虧損，但史正富最終卻在幾個項目的運作中堅持全身而退，認為其“燒錢”，同時自身“資源不夠”，這讓他錯過一些機會。

而勞動密集型產業在當時的中國雖有優勢，但并不適合投資者。

綜合經濟學理論與中國本土實踐經驗，史正富確定了同華的投資主題：技術密集型制造業。

他認為這一主題最適合同華的資源和能力，業務和商業模式也更容易理解。

此后，史正富開始實踐自己的模式。

投資的第一個投資項目，是在2000年初與另外兩個朋友合伙，收購了中軒生化40%股份并成為第一大股東。

位于山東淄博的中軒生化是中國最大黃原膠生產企業。

黃原膠被譽為“工業味精”，為目前世界生產規模最大且用途極為廣泛的微生物多糖。

中軒生化的迅猛發展驗證了史正富的投資眼光。

僅僅五年，公司的產能、銷量、營業收入與凈利潤增至投資時的6倍以上。

這成為史正富財富傳奇的真正開端。

他曾對媒體表示，截至2010年，僅中軒生化的分紅就有8億元人民幣。

中軒生化之后，史正富又陸續投資了華菱星馬、浙江三星、南大光電、奇瑞汽車和古井貢等項目。

經歷了近十年的高成長階段后，技術密集型制造業開始了轉型升級的陣痛。

史正富也早已著眼思考下一個投資主題。

2014年，史正富稱同華未來十年將不再局限于現金制造業；2015年，他在采訪中表示，自己看重的是大型產業升級和高科技創新。

但前者需要的資金量太大，于是，“只能根據我們這種小公司的特點選一個”，選了高科技創新。

截至目前，同華投資已陸續投資三十多家企業，基金規模達70多億元，涉及TMT、生物工程、高端制造業、新材料、快速消費及現代服務業等行業。

關于投資的具體方式到底是PE、VC還是產業投資，史正富是怎么合適就怎么投。

“條條道路通北京嘛！”他說。

盡管不局限于任何投資方式，史正富的投資卻始終有著強烈的個人風格：項目少，投資大，介入深，周期長。

同華投資的官方網站上對其“擇優合作”的投資戰略是這樣闡述的：秉持“少而精”的原則，不重投資數量，不跟熱點風向，而是敢于集中巨額資金，為具有優異成長性的企業和優秀企業家，傾力協助其發展。

與投資界常見的廣撒網式投資手法相比，這種重倉進入、重拳出擊的風格無疑十分大膽霸道。

史正富在投資領域強勢凜冽的作風，比照其學者身份和彰顯出的溫和風度略顯違和，反倒像五年軍旅生涯留下的雷厲風行的個人印記。

史正富在2005年，以巴菲特的“價值發現原則”為基石，確立了同華的核心投資理念：基于價值發現的價值共創。

在投資領域的種種際遇令他意識到，僅僅發現企業的內在價值還不夠。

做股權投資，看重的是企業多年后的價值，是企業未來的成長性。

而這種成長性并非既定，也不能獨立于投資者行為。

簡而言之，就是投資者要介入企業的成長過程，提供有針對性的增值服務，也就是要和企業一起把看到的未來創造出來。

從同華官網上梳理史正富的投資歷程不難發現，其多數投資發生于企業初創階段，部分發生于企業困難階段。

華菱星馬：2004年在企業創業初期投資進入，之后，同華開展的工作包括：主導企業增資擴股、幫助企業獲得銀行融資，推動公司上市工作。

南大光電：2006年在企業處于虧損狀態時投資并成為第一大股東，之后，支持企業獲得科技部和地方政府的財政支持，解決了公司發展的資金瓶頸。

安徽格瑞德：2011年4月投資時處于創業期的公司，之后，促成企業引進戰略投資者；協助獲得產業發展園區土地，協助制定企業融資方案。

.....很多案例中還提到，同華還為其投資的公司引進高管人才、擬定團隊激勵方案等。

而查閱公開信息可以看到，史正富擔任高管的公司共15家，其妻子翟立亦為15家。

從戰略布局到細節管理，同華對其投資的公司介入之深，可見一斑。

在史正富看來，投資者就是要把自己“加進去”，在推動受資企業持續做大做強的過程中實現自身的資本增值。

“因為投資如同結婚，雙方關系決定前途好壞。

”史正富說。

毋庸置疑，“蜜月期”給投資方和企業都帶來過甜頭。

拿華菱星馬來說，史正富投資時，這還是個沒有客戶、沒有品牌、甚至沒有牌照的“三無企業”，在同華的重金下注與策略引導的雙重“加持”下，它成功發展成了重卡行業的領頭企業；而南大光電則擺脫虧損走上陽光道，于2012年成功上市。

“蜜月”的另一邊，危機也就此潛伏。

深度介入企業的經營管理甚至發展布局，給史正富與企業經營者埋下沖突的伏筆。

這個時候，史正富軍人般的強勢作風就開始表現了。

曾經有合作者指出，早在華夏西部投資水泥廠項目時，史正富就強勢清退過原來的管理層，導致工人圍住他“要打人”。

而創業者和資本之間的矛盾關系，在中軒生化項目上，表現得最為明顯。

入主中軒初期，史正富承諾“搞生產經營，不搞資本運營”，以打消時任董事長的周福祿等創業元老的顧慮。

最初幾年，他也未向企業派出任何財務、經營等監管人員，自己都很少來公司，雙方相處融洽。

但隨著中軒生化的迅速發展，史正富開始介入企業的財務投資。

2003年，他請來了投行、券商，醞釀將中軒香港上市，并在當地政府進行了備案。

這引發了中軒創始人周福祿的強烈抵觸，矛盾發酵和升級的結果是兩敗俱傷，企業甚至遭遇了十余年來首次虧損，但史正富并未停止對中軒的改造動作，一度導致生產秩序惡化。

多年的拉鋸交鋒中，史正富認為周福祿抵觸上市“不可理喻”，而農民出身的周福祿則指責史正富“出爾反爾”。

同為軍人出身的二人表現出對等的強硬姿態。

兩次上市未果后，2010年2月9日，史正富在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達拉特旗投資設立了淄博中軒第二個生產基地。

據全國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顯示，鄂爾多斯子公司的董事長為史正富的妻子翟立。

在處理與古井貢的關系時，史正富也曾面臨不睦境況。

對管理層進行調整后，他遭到“冷遇”，一度召開總裁會都無人參加，最后在地方領導的干預下才把會開起來。

另一個維度上，史正富似乎并不缺乏與人打交道的素養。

在美留學期間，他與中國留美經濟學會交往密切，并與當時在美留學、日后成為中國經濟學界標桿人物林毅夫、錢穎一等有著深入交往。

史正富進入投資界初期，PE這種私募股權投資方式才剛剛在中國萌芽，資金來源主要是熟人和朋友。

復旦大學的不少老師，都曾是史正富募資的對象。

而當時復旦大學教師圈之外的一些“有錢的學者”，如樊綱、張五常等，也曾把富余的資金交給史正富打理。

與學術界的密切交往，為史正富增添了幾分神秘背景；學者這一身份，也在爭取資金和項目，為其完成了絕佳的信譽背書。

而史正富與家鄉政商兩界的密切關系，則構成了他投資生意的重要脈絡。

縱觀史正富近20年的投資史，其選擇的項目多集中在長三角一帶，尤以故鄉安徽居多。

2003年，史正富斥資2.4億投資了位于安徽馬鞍山的華菱重卡、2007年又投資8000萬獲得位于安徽巢湖的奇瑞汽車2.5%的股權，2009年安徽亳州古井貢集團改制時，史正富又斥資4.6億元拿下其40%股權成為第一大股東。

此前曾有媒體披露，史正富與安徽淮北地方領導關系密切，而安徽省投資集團的總經理也是其在安徽投資的重要牽線人。

實際上，史正富無論在其學術研究還是經營實踐中，都極為注重地方政府及官員的作用。

在2013年出版的《超常增長》一書中，史正富將中國特色的經濟體制稱為“三維市場經濟”，認為地方政府也是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的主體，并在發展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這一理論突破了西方經濟學理論中經典的“政府-企業”二維關系，在學界引起了較大反響。

史正富在書中指出，地方政府具有雙重身份，既是中國政府科層體系中的一個級別，又是這些地區經濟規劃的管理者、收益分享者。

一面是政治人物，一面是經濟人物，要從事商務活動。

史正富從不刻意回避官商之間良好關系的維護，同時，也對地方政府的投資經濟措施持肯定態度。

他認為，近幾十年來中國官場最大的變革就是地方政府官員經常有一批非常能干的人，跟官僚這個詞關系不大，“我們理論界可能過于黑化了中國地方問題。

”以投資人身份享受到地方政府的投資政策優待的同時，絲毫不避諱對地方政府作用的肯定、對地方政府官員能力的贊美。

這個側面的史正富，無疑是帶著一點率真書生氣的。

書生氣、有情懷，也是熟悉史正富的幾個朋友對他的評價。

而史正富對自己的評價則是：樂天派、性情中人。

在《超常增長》一書中，史正富不僅將“獻給翟立——我的妻子、摯友、伙伴”印在扉頁，還在后記中大書特書對妻子的感謝，稱翟立“是上蒼的恩賜，是無言的福音”。

至情至性的文人情懷，盡顯無疑。

史正富曾慨嘆，企業界的人和做學問的人，完全是不一樣的人格。

在兩個領域唱戲，自如切換兩種人格，并不容易。

致力投資的20年間，史正富并不曾遠離做學者的理想。

2003年，他創辦了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個人支付研究經費和研究者薪水；2014年，他與安徽大學共同發起成立經濟與社會發展高等研究院，并捐助500萬元用以支持研究院的運行與發展；2015年，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成立，他又出任該研究院的學術委員會主任。

史正富還個人出資400萬，在2007年組織經濟學界出版了一套中國改革叢書，系統總結中國改革開放30年經驗。

在公開的演講發言中，史正富的主題幾乎全部集中在對中國經濟制度的研究上，很少涉及投資領域。

他曾多次跟朋友提過，要徹底回到復旦教書，也曾多次表示要回到校園專心搞學術，將實踐所得運用到對中國經濟機制的研究當中。

但，“生意繁忙，一拖再拖”。

或許，這是一場一個自我與另一個自我間的博弈。

2012年，58歲的史正富說，再過兩年就退休。

五年過去了，63歲的史正富身家百億，關于退休，尚未聽到任何官方消息。

而這場貫穿了史正富大半生的內心拉鋸戰何時才能告一段落，至今沒有答案。

雖然，他曾在接受采訪時一再強調，“我的理想一直是做個學者，組織一批人，研究中國的制度變遷，拿幾個諾貝爾經濟學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