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沒有真正的便利店

任何一個首次去日本旅游的中國人，可能都體會過文明的震撼。

他們驚嘆于日本人的文明、日本城市的整潔，當然，他們還會對日本遍布大街小巷的便利店感到不可思議。

的確，在日本，便利店早已遍布全國，融入日本人的生活之中。

2016年，日本平均每2329個人就有一家便利店，有24.6%的人每周至少去一次便利店。

便利店也不再是僅僅提供便利生活的消費場所，更是一種城市文化現象，也孕育出日本新一代的生活和消費模式。

日本導演新海誠的《秒速5厘米》不僅是一部少女心爆棚的動畫片，其中對便利店極為寫實的描寫，也是日本世代生活的一個隱喻。

但在中國，絕大多數城市仍是便利店荒漠。

2016年，中國每3000人以下就擁有一家便利店的城市只有4座，且沒有一座城市的所有便利店是24小時營業的。

在豆瓣，有一個小組叫“很愛便利店”，大家在上面抱怨新去的城市沒有熟悉的便利店，也分享著在便利店的故事。

便利店究竟為城市帶來了什么？為什么那么多人熱愛便利店？中國大部分城市又為什么是便利店荒漠？擁有便利店的中國城市，又差在了哪兒？便利店越多，城市越宜居毫無疑問，便利店首先是發達國家的產物。

上世紀20年代，便利店首創于美國，70年代起在日本和港臺地區興盛起來。

直到1992年，美國便利店連鎖品牌7-Eleven才在深圳開了中國大陸第一家門店。

在今天，深圳與上海是中國大陸便利店發展比較成熟的兩座城市。

據中國連鎖經營協會（CCFA）發布的“中國城市便利店指數”，深圳基本上從2013年起就霸占著榜首的位置。

2016年，深圳市平均每2354個人就擁有一家便利店，基本上已經與日本平齊，而且它還在以15.8%的速度增長著，發展前景仍十分可觀。

而上海，在2016年“中國城市便利店指數”中居于第七，平均每3369個人擁有一家便利店，增長率為10.8%。

至于便利店品牌，上海和深圳均已超過10家。

從便利店在中國的擴張軌跡不難看出，便利店的發展與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宜居程度息息相關。

從某種程度上而言，便利店在一座城市的普及程度，代表了這座城市的公共服務設施的便利度和城市的生活舒適度。

便利店越多，城市越宜居。

東京、香港、深圳這些便利店繁多的城市，基本上都是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且比較宜居的城市。

英國生活雜志《Monocle》自2006年起每年都會發布宜居城市報告，其中一項指標考量是“生活品質”，東京已經連續三年蟬聯宜居城市榜首。

而深圳也在中科院發布的2017年《中國宜居城市研究》榜單的前十之列，在公共服務設施方便性評價方面，上海和深圳分別居于第一和第三。

便利店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衡量一座城市宜居程度的標準之一。

一個地區要想擁有便利店，首先你得足夠富有。

便利店發展風生水起的日本、香港和臺灣，人均GDP都在兩三萬美元以上。

而在中國內地，領銜便利店市場的上海、深圳，2016年人均GDP分別為1.7萬美元和2.5萬美元。

事實上，業界總結出一條規律，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時，便利店起步發展，消費者開始接受便利店的概念；人均GDP達到5000美元時進入快速發展期，便利店的形態與顧客的需求開始結合，市場化程度明顯，便利店的特色鮮明；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時進入爆發增長期，各品牌開始整合，優勝劣汰。

不是誰都配擁有便利店的。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如果單純以人均GDP來衡量，早在2011年，中國大陸地區就已經有3個直轄市、40個地級行政區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以上。

2016年，GDP排名前五的城市分別為上海、北京、廣州、深圳、天津，其中排名第5的天津人均GDP為1.7萬美元。

按便利店發展規律，這些城市的便利店早應該發展成熟，但以天津為例，在2016年“城市便利店發展指數”排名中，天津居于第35名，為倒數第二，平均每1.6萬人才擁有一家便利店，且2016年天津便利店還出現了5.9%的負增長。

為什么會這樣？最首要的原因恐怕是，在衡量這些城市的GDP時，沒有考慮到這些城市的GDP結構。

以天津為例，工業在天津GDP中的占比太高，2016年，第二產業在天津經濟結構中占比高達44.8%。

在“城市便利店發展指數”排名中墊底的重慶、大連等城市，概莫如是。

而便利店發達的香港，四大經濟支柱為貿易及物流業、旅游業、金融業、專業服務及其他生產性服務，日本、臺灣也都是服務業在GDP中占主導地位。

而且，人均GDP不等同于一座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

如果我們看一看中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就會發現，2017年上半年，中國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才2585美元，便利店發展相對成熟的深圳2016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卻已達到7491.5美元。

中國，便利店荒漠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么中國大多數城市依然是便利店荒漠了。

因為你的經濟發展水平根本就還沒有資格讓你擁有便利店。

不過，這個解釋并不全面。

因為除了經濟發展水平之外，人口密度對便利店市場的開拓也有著重要影響。

從國際便利店業態發展的經驗看，人口密度高的地區，便利店發展得比較好，如日本人口密度較大，購物中心的選址遇到了瓶頸，這對便利店的發展卻是良機；香港也如此。

而美國人口分布相對分散，購物中心發展得比較好，便利店則多為加油站型便利店。

這可就愁壞了那些職住分離的城市。

以北京為例，便利店集中分布在東北部，尤其以工體附近密度最高，而這些地方是北京最繁華、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之一。

而便利店分布稀疏的西南部，以居民區為主，在白天幾乎淪為空城，客流量難以保障，租金又高，便利店選址只好繞開這些地方。

而且，過去在北京，門店搭載的餐飲項目是審批雷區，這對于以鮮食為主要盈利點的便利店來說，無疑像被扼住了三寸。

要知道，鮮食支撐起了便利店的半邊天，60%-70%的便利店消費者會購買鮮食產品，7-11的鮮食與日配商品的銷售占比達61.6%，全時便利店的鮮食銷售占比將近41%。

但據報道，之前除北京外的全國其他地區，便利店只需向食藥監局取得食品流通許可證，就可以經營盒飯、關東煮、飯團等食品類項目，而在北京經營的便利店需取得食品經營許可證，也就是說，便利店做餐飲需要和餐飲企業一樣經過嚴格的審批。

不過，從2016年11月起，北京市食藥監局放寬了對便利店食品的審批標準，設置了專門的適合簡餐審批的政策。

便利店申請餐飲項目經營關東煮、壽司、盒飯、包子等非現場制售項目，只需要符合“熟食”類要求即可。

這對于常常在半夜徘徊一公里也買不到一瓶水的北漂族來說，無疑是一個好消息。

只是就算解決了食品審批的問題，職住分離的問題依然還在，此外還有缺少臨街店鋪資源，房租、人力成本以及配送成本高的問題等著解決。

而且，北京、鄭州等北方城市缺少夜間消費習慣，這對極為看重客流量的便利店而言，也是一個不小的難題。

所以，即便是在北京，北漂族們也常常為遍尋寬闊的馬路卻找不到一家便利店而感到無比心塞，偶爾在小區里會看到一家小賣部，雖然買不到羅森的冰皮月亮蛋糕和全家的關東煮，能買到一杯泡面已經讓人感動到流淚。

事實上，分散在小區的這些小賣部（亦稱“夫妻店”）們，在中國反而仍有極大的生存空間。

據凱度零售統計，目前中國有將近700萬家包括夫妻店在內的小店，它們貢獻了整個零售渠道40%的出貨量。

其中約30%的夫妻店盤踞在鄉鎮、農村，46%在三線城市、縣級市。

即便是在北京，這樣的夫妻店也到處都是。

這些夫妻店通常開在人口聚集的社區、學校內或附近，面積不大，以經營食品飲料和鍋碗瓢盆等日用品為主，家族經營，店主為夫妻、子女或親戚，且租用普通民居，所以開店成本較低。

店面裝潢比較差，門面簡陋，且進貨渠道分散，效率低下。

2016年10月14日，在河南省三門峽市盧氏縣官坡鎮蘭草村的小學內，孩子們下課蜂擁至學校的小賣部里，在小賣部的零食中挑選五毛錢一包的辣條 / 視覺中國但這些處于傳統零售鏈條最末端的夫妻店們，營業時間長，離小區消費者又足夠近，老板熟悉店鋪周邊情況，有著穩定的熟客網絡，且價格便宜。

因此，相較于標準化裝潢、進貨渠道統一且價格通常貴于超市的連鎖便利店而言，夫妻店反而擁有無法替代的優勢，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便利店的競爭力。

中國便利店不行然而，這些小賣部終究是傳統零售業的末端，它或許可以滿足最基本的日常用品需求，卻沒有任何增值服務，產品質量也難以保障。

事實上，真正的便利店與其說是一個兜售貨物的消費場所，不如說它是一個一站式服務中心。

在日本和臺灣，便利店幾乎能滿足你的全部日常生活需求。

日本小說《便利店人間》的作者就表示，作家是單獨工作的職業，而便利店則是她與現實唯一的連結，“擁有完美生活指南的便利店，讓我得以成為這世界正常的‘零件’。

”便利店已經成為他們現代生活的一部分， 在某種程度上，便利店就是城市之光。

在日本，發達的便利店系統被譽為“國民的生命線”。

便利店基本上也囊括了從快遞、郵政、干洗到影印、傳真等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種服務，甚至可以繳納保險、稅金等各類非公共事業費，便利店就相當于一站式服務中心。

據報道，單純只為了購物進入便利店的顧客只占20%。

前幾年，臺灣偶像劇《我可能不會愛你》紅極一時。

在這部劇中，“絕世好男人”李大仁陪程又青在便利店加班。

出現在便利店的程又青，褪去了白天當白領時的強勢與精致妝容，她可以素顏、脫下高跟鞋，甚至可以隨性拿起手邊的一支圓珠筆就盤起發，恍若在家里一樣輕松自在。

但這樣的場景幾乎注定只能發生在臺灣。

在臺灣，基本上任何一家便利店都有寬敞、明亮，帶WiFi的休息區，但內地的便利店常常一張桌子也容不下。

在上海便利店，比較常見的是墻邊或窗邊的一排小桌板，僅提供一個站著吃東西的空間。

因為租金實在是太貴了，且消費者也還沒有養成在便利店吃東西的習慣。

在寸土寸金的魔都，便利店經營者必須審慎考慮便利店的面積，以及有多少人愿意坐在便利店里吃東西。

據羅森的調查，大概不到10%的顧客愿意坐在便利店里吃飯。

但在臺灣，便利店的座位區越來越大，除了買東西、用餐，便利店歡迎老友聚會、學生做功課、商務人士談工作，幫助職場女性接送小孩的義工，甚至會將小孩的集合點設置在就近的便利店。

在某種程度上，便利店已經成為了社區中心和旅游中心。

事實上，早在2000年開始，臺灣便利店的增值服務就開始大爆發。

以臺灣7-11為例，2005年，7-11設立ibon，幾乎將全部服務集成這臺多媒體數位機上，包括儲值、繳費、買火車票、網購收貨、復印、申辯服務......臺灣便利店還免費開放廁所，以及結合當地推行的“垃圾不落地”，推出“幫你免費丟垃圾”服務，幫助那些對不上垃圾車時間點的居民處理垃圾。

據報道，截止到2015年8月，7-11的增值服務項目已多達700多項。

臺灣便利店的多項增值服務，不僅使便利店用“潤物細無聲”的方式，融入了每個臺灣人的生活之中，還為便利店帶來了豐厚的利潤。

據報道，臺灣便利店服務項目營收所得，占整個凈利潤的30%以上。

但在內地，這些增值服務的發展卻沒有成氣候。

一是因為已經有支付寶等平臺提供繳費、票務等生活服務；二則是因為政府相關部門管控嚴格，尤其是公共事業類服務。

“快遞+便利店”的商業模式成果如何，也令人存疑。

據報道，2013年，上海某便利店公司與某電商合作“代收包裹”，但由于包裹量巨大，加上不斷減少的傭金，此項服務已不足以平衡運營成本。

這家公司已經于2016年上半年暫停了與電商的合作。

作為內地便利店領頭羊的深圳，便利店品牌超過10家，而店鋪規模最大的是來自東莞的本土品牌美宜佳。

在成都，除7-11、全家等日資便利店以及紅旗連鎖、互惠超市、紅艷超市、舞東風等本土便利店之外，9010、GOGO等適應年輕群體消費的新興便利店在成都街頭接連冒出，連鎖O2O便利店也開始興起。

2017年5月24日，上海，上海南京西路地鐵站全家店現老鼠趴盒飯上，事發店已停業整頓。

當天晚上，在位于地鐵2號線南京西路站站廳層的全家便利店，看到該店店門緊閉，門口張貼著告示稱“內部整修”表面上看，這些便利店就像是7-11的“彩條便利店”的翻版，但走進去之后你會發現，很多便利店品牌使用的是同一家供貨商，有的即使打著各家便利店的logo，生產地址也在同一個地方，產品同質化嚴重。

一些還沒成氣候的小型便利店，大都沒有鮮食，或者鮮食僅是點綴。

大多數本土便利店只是“形似而神不似”，學到了日資品牌外在的皮囊，卻沒有學到其真正的內核。

與外資品牌相比，這些本土品牌更像是傳統雜貨店的升級。

雖然兩者都開放加盟，但外資企業對加盟的要求更加嚴格，且供貨渠道統一，物流冷鏈保障強大。

而這些本土品牌管理松散，加盟要求低，店主經營的自由度很高，標準化程度低，店與店之間的陳設、風格可能完全不同。

除了產品同質化嚴重，服務態度與質量也難以與日本、臺灣相提并論。

且內地便利店擴張瘋狂，導致加盟店質量堪憂，2016年3·15，全時和好鄰居被查出售賣過期的關東煮，以至于全時不得不暫停特許加盟，重新調整和加盟主之間的合作模式。

《春嬌與志明》里，偶爾回香港的春嬌，不得不不遠萬里地帶一盒7-11的肉醬意粉到北京給志明，但倒霉的你，就只能看電影充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