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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斌,中國證監會研究中心主任,北京證券期貨研究院執行院長。
清華大學物理學學士,羅切斯特大學生物物理學碩士,芝加哥大學商學院MBA和清華大學數量經濟學博士。
1996—2000年就職于華爾街高盛集團等投資銀行。
2000年回國加入證監會,任戰略規劃委委員。
2001年至2005年任基金監管部副主任。
2006年至今任中國證監會研究中心主任。
2012年,兼任北京證券期貨研究院執行院長 各位領導、各位學員,下午好! 首先感謝中組部的組織和北京大學的邀請,使我有這么一個機會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討一些資本市場改革和發展方面的問題,也感謝今天這么多同志對于資本市場的關注。
今天在座的都是各個部委的領導同志,應該說,推動我國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不僅是我們證監會的任務,也是我們在座各位共同的使命,為什么?因為資本市場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重要舞臺,2012年,中國上市公司的盈利和銷售額已經在規模以上企業中占比達到43%,這個比例還會不斷增加。
因此無論各位所從事或領導的是哪個行業,都不可避免地要跟這個市場打交道,因為你要跟中國經濟打交道。
在未來的中國經濟社會活動中,這個舞臺的重要性只會愈發顯現,有一點像我們生活中的空氣和水。
今天我選取的題目是“我們需要一個什么樣的資本市場”,副標題是“未來十年中國經濟的轉型與突破”,希望把資本市場的改革和發展放到中國經濟轉型這么一個大背景下去探討,和大家共同探討一下,我們希望有一個什么樣的資本市場,能夠為我們的經濟、為我們的國家,起到一個什么樣的作用。
【引言:鄧小平與華爾街】開場有一個引言。
我最近在讀一本書,《鄧小平時代》,鄭重推薦給大家。
這本書的內容非常厚重,它通過對一個歷史人物鄧小平的描述,回顧了中國過去30年改革開放的歷史,而且不僅僅是30年,可以說是中國過去將近100年從屈辱走向復興的過程。
盡管我們在座的各位同志都是過去30年歷史的親歷者,但是從一位研究中國問題的外國人的視角去全面梳理一遍這段歷史,對我們仍然不無裨益。
而且,更重要的是,歷史是很難割裂的,往往具有很強的連續性,回顧歷史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研判未來,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推動中國經濟社會向正確的方向前行。
這本書里有一個很不起眼的細節,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特地摘錄在這里,與各位分享。
1974年,鄧小平第一次復出,代表中國參加聯合國代表大會,提出了著名的劃分三個世界的論斷。
“星期天,鄧小平在紐約的行程有一些空閑時間,手下人問他想做點兒什么,鄧小平干脆地說:‘去華爾街看看。
’在鄧小平看來,華爾街不但是美國資本主義的象征,而且是美國經濟實力的象征。
他具有一種尋找實力的真正來源并理解這種來源的本能,華爾街在星期天都關門歇業,鄧小平還是讓下屬把他帶到了那里,這樣他至少可以對此地有一個印象”。
1974年的中國,正處于文革期間,高度封閉,絕大部分中國人對華爾街聞所未聞,當時的意識形態方面也處于高度禁錮的狀態,去資本的象征華爾街看看無疑有一點離經叛道,但鄧小平卻堅持要去。
為什么?該書的作者,哈佛大學的傅高義教授認為,鄧小平憑其驚人的直覺洞察到,美國之所以能以強大的經濟實力傲視全球,其背后最重要的推動力之一可能正是來自于這條長不足500米的小街。
將近20年之后,1992年,鄧小平在其政治生涯的最后一次重要活動南巡時,講過這么一段話:“證券、股市這些東西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市場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是要堅決地試。
看對了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
關,也可以快關,也可以慢關,也可以留一點尾巴”。
他的政治勇氣和判斷力,使得當時剛剛踉蹌起步的中國資本市場堅定了前行的方向。
再過了一個20年,今天,中國經濟最重要的公司在這個市場掛牌上市;每天中國社會有超過一億人在這個市場進行交易,每個人身后是一個家庭,所以這個市場的漲跌影響到中國社會近1/3人口的財富和福祉。
無疑,今天的中國資本市場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和社會的主舞臺。
今天和大家交流的內容,我想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國際國內宏觀經濟金融形勢;第二部分,就正在推進的中國資本市場的改革與發展談一些個人的看法和認識;第三部分,探討一個比較大的話題,大國的興起與衰落,并由此探討中國社會未來中長期的發展。
第一部分:我們生存的世界和時代 2011年底,在一次內部的論壇上,我做過一個發言,后來論壇的主辦方根據錄音整理了文字稿,我起了個題目叫《中國經濟的圍城與穿越》,網上可以搜到。
當時對國際國內形勢做了一些研判:一是歐債危機,用了一個“糟”字,沒有最糟,只有更糟;二是中東局勢,用了一個“亂”字,沒有最亂,只有更亂;三是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用了一個“險”字,沒有最險,只有更險;四是中國經濟轉型,用了一個“難”字,沒有最難,只有更難。
一年半后的今天,有些情況被不幸言中。
【英雄遲暮】一年后的歐洲形勢怎么樣了?我選了幾張關于歐洲的圖片,因為圖像給人的印象超過語言的很多倍。
第一張是我們去年年底到意大利訪問時,在米蘭的街上邂逅了罷工的人群,發現他們優哉游哉,“勝似閑庭信步”,你實在是很難想得起來,這是一個深陷危機的國家,不禁感慨,歐債危機,至少暫時無解;第二張圖片上是卡梅倫和默克爾在對話,卡梅倫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他應該慶幸他的前任的前任做了一個英明的決斷,英國沒有加入歐元區,另一方面他仍然面臨一個非常艱難的決策,英國要不要退出歐盟,而一旦英國退出歐盟,歐洲的一體化進程將再遭重創;第三張圖片上是美麗的地中海小島,這個風景如畫的國家叫塞浦路斯,近期瀕臨破產,正在成為歐債危機中倒下的最新的一塊多米諾骨牌。
我們一直認為,歐洲的問題至少是三個維度的。
首先是高福利主義,高福利主義的問題不只是增加了社會的成本,最要命的是它上去了就下不來;其次是歐元問題,歐元問題的本質是大鍋飯問題;而從中長期來看,歐洲真正的、最大的問題是競爭力問題。
歐洲的傳統優勢產業如汽車,一方面因成本過高而面臨新興國家的沖擊,另一方面,囿于自身經濟體制和金融體制的非市場化,創新能力又無法與美國抗衡。
在世界大家庭中,曾以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領先于世界的歐洲,似乎步入了英雄遲暮的不歸之路。
歐洲問題的出路,可能只有依靠“改革開放”,也就是進行較為徹底的市場化改革并實現對外開放。
但我們看到的現實卻往往恰好相反。
在今天的歐洲,任何福利的降低都遭遇大規模的抗議,任何來自新興經濟體的并購都遭遇百般阻撓。
為什么?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往往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
中國經歷過兩次鴉片戰爭,一次甲午海戰,一次抗日戰爭,還有一次文化大革命,才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
據此來看,歐洲的覺醒還要假以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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