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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幫在我國古代已有之,但是受到古代農業社會主流的“重農抑商”思想的影響,商業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士、農、工、商”四大階層,商人排在最后。
直至明清,商幫才逐漸開始興盛。
商幫的形成商朝初現商業繁榮,《詩經·商頌》有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周朝初年,這些經商做生意的人被稱為商人。
商人在古代社會普遍不受尊重,即便是幫助越王勾踐完成復國大業的范蠡、孔子賢能的徒弟子貢,后人尊敬他們也不是因為其經商的能力。
范蠡是“從政轉商”的典范,且行善天下;子貢兼得學識、德行和商業頭腦。
兩人都兼具智慧創新的精神、雄厚的財力于一身。
古代治安不靖,遇到突發事件,商人往往血本無歸,出于安全的考慮,商人往往會以同鄉之誼結成商幫。
一個地區的從商之人聯合起來,抱團取暖,在夾縫中求得生存。
比如最早崛起的山西、陜西商幫,后來的閩、粵商幫,最后逐漸發展成為徽、晉、陜、魯、閩、粵、寧波、洞庭、江右、龍游等中國十大商幫。
十大商幫中最早崛起的就是晉商。
商幫之中以晉商(山西商人)規模最大、實力最為雄厚。
很多人對山西的印象僅限于“煤”,同樣,對晉商的印象也僅限于票號、喬家大院等某個片段。
其實,晉商歷史源遠流長,古人用“猗頓之富”形容某人富可敵國,這位猗頓即春秋時一位赫赫有名的晉商,其財富甚至超過“財神”陶朱公。
武則天的父親武士彠(huò)也是隋唐時一位赫赫有名的晉商,同時他也是唐朝開國元勛之一,位列二等“太原元謀勛效功臣”,是武德皇帝李淵最信任的大臣之一。
武則天能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離不開這位商人父親的鼎力支持。
晉商的歷史雖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晉唐時期,但真正崛起于明朝,至清乾隆、嘉慶、道光時期發展到鼎盛。
晉商在中國經濟發展史上有著突出的地位,在商界綿延繁榮了500多年,是明清時國內最大的商幫。
其足跡不僅遍及國內各地,還出現在日本、東南亞、俄羅斯、阿拉伯國家和歐洲,堪與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猶太商人相媲美。
到清朝中葉,晉商逐步適應金融業匯兌業務的需要,由商業向金融業發展。
咸同(1851—1874年)時期,山西票號幾乎壟斷全國的匯兌業務,并形成山西北號(票號)南莊(錢莊)兩大晉商勁旅。
從晉商中產生的金融機構票號,執晚清中國金融牛耳百余年,號稱“匯通天下”。
直至民國時期,晉商才被寧波幫后來居上,取而代之。
晉商規模之大,延綿時間之長,經商領域之廣,源于其獨特的經商秘訣:一方面以地域和血緣關系為紐帶,凝聚本幫商人的向心力,用傳統道德規范經商的行為,尋求政治上的靠山,庇護本幫的經商活動;另一方面,也是最為關鍵的,就是晉商家族的重要傳統之一:學而優則賈。
晉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讀書子弟去經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參加科舉考試,甚至出現過高中進士后依然棄官從商的案例。
晉商領袖人物之一的渠木翹,光緒年間以全省第一的身份考中舉人,不久又考中進士,但他依然將精力放在創辦現代化工廠上,創辦的雙福火柴廠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仍在生產著火柴。
一批又一批最優秀人才的加入才使晉商的事業持續百年。
學而優則賈的理念深深隱藏在晉商的心中,融化在他們的血液中。
正因為如此,晉商的文化程度相對高于其他商幫,他們的經營模式也是最先進的,股份制、資本運作等現代經營方式,已經在他們身上萌芽。
一個經商世家之所以經久不衰,是因為這些晉商不僅是商人,也是有學識之人,言傳身教,治商有方,使得財富得以傳承。
從“晉商”到“皇商”雖不乏巨賈大富,但晉商始終寥若晨星。
直至明清,晉商憑借天時、地利、人和才開始了集體暴富。
明朝初年,明蒙對立,興建九邊重鎮,常駐軍隊高達36萬,這就形成了一個極其龐大的消費區。
山西商人憑借地利之便,捷足先登,蜂擁而至,做起販運各種貨物的生意,北走大漠,南抵閩粵,著實發了一筆戰爭財。
與此同時,他們還越過茫茫戈壁和蒙古大草原,東跨日本海,西越英吉利海峽,馳騁于亞歐市場,真可謂“凡有麻雀飛過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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