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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是一個明星企業,不僅僅因為它生產全球流行的蘋果產品,也因為它的工廠內曾經發生的一幕幕悲劇。
不止一次被曝員工自殺、保安工人沖突等惡性事件,給富士康蒙上了“血汗工廠”的標簽。
工人們如何進入富士康?工廠的安保與工人之間,為何曾經關系緊張?在惡性事件后,富士康在工人管理方面發生了哪些變化?帶著這些疑問,新京報記者走進富士康工廠內部。
關注富士康,不僅僅為了回答上述疑問。
從某種角度看,富士康是中國經濟參與全球化分工的一個象征和標本。
它受益于全球化,依賴人口紅利;它在管理上有把人當作機器管理和使用的傾向;它是個森嚴的“帝國”,它產生了巨額的GDP,制造了繁榮,甚至造就了一個階層,一個社會。
目前,想要進入陷入“招工難”困局的富士康工作,比較“輕松”。
只要有一張二代身份證,就可進入富士康做工了。
有時,沒身份證也能應聘成功。
上午體檢——下午考試——晚上分宿舍,一天時間內,提著行李和被褥的打工者就可以成為“世界五百強”的一員。
“輕松”的應聘條件只要有不穿富士康工衣的年輕人從公交車上下來,立馬會有一窩人圍過來塞一張名片,或者問“要不要進廠?”無論是太原富士康還是鄭州富士康航空港廠區的門外,掛著“富士康招工”字樣的中介與等活兒的小摩的一樣,尋常可見。
中介們掛出“進廠返現”或者“報名送精美雙人被”的招牌或橫幅。
太原富士康南二門和南三門門外,只要有不穿富士康工衣的年輕人從公交車上下來,立馬會有一窩人圍過來塞一張名片,或者問“要不要進廠?”名片上羅列著富士康招工的要求:學歷不限、年齡16至45歲、有本人二代身份證原件、胳膊上無文身和煙疤等。
在網上搜“富士康招工”,相似的內容會顯現出數頁之多。
我按網上的電話聯系了一位自稱太原富士康內部負責招聘的主管。
該主管再三叮囑,“一定不要搭理路上的中介”。
該主管這樣說,或許是有利益之爭——在太原富士康園區內,至今還可以見到“截止日期為10月底”的鼓勵“內部工人舉薦老鄉或親朋好友入廠”的橫幅和告示,其中規定每舉薦一人可獲獎300元。
很多中介會向一些胳膊上有文身和煙疤等不符合要求的應聘者打包票,“找找內部的人就肯定能進廠”。
通過“活動”,超齡或沒有身份證的人也可以被中介送進富士康。
10月底,鄭州富士康航空港廠區前,一個中介向幾個超齡的女村民“秘授訣竅”,“去借一張身份證,讓身份證本人參加面試,照廠牌照的時候你再頂上”。
同樣的方法,那些沒身份證的應聘者也可進入富士康。
過場般的應聘考試在面試、體檢結束后,還有筆試。
筆試監考極為寬松,成績也不會對入職產生什么作用。
11月1日早上8點,我來到了太原富士康的北一門。
當日,大概有四五百名和我一樣的應聘者在此等待。
應聘者被帶進了富士康廠區內有一個籃球館大小的招募大廳。
隨后,應聘者以受舉薦的中介機構為單位,坐在塑料凳上,等到9點開始走包括面試、體檢等在內的流程。
富士康的面試過程不超過1分鐘。
應聘者隨便坐在一溜穿著富士康工衣的男女面試官面前。
面試官問我的問題是,“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以及“進入富士康之后,能否適應嚴格的紀律”。
之后的體檢亦不算太復雜。
應聘者先是伸直胳膊、連續上下蹲5次,接著排著隊去抽血以及做胸透。
初次進廠的應聘者還被要求打上一針防控相關疾病的疫苗。
體檢結束后,打算住宿的應聘者須在招募大廳外的一個機器上刷一下身份證。
富士康會按此在當天晚上分配宿舍。
用招聘人員分發的餐券在富士康內部的食堂吃過午飯后,應聘者陸續回到招募大廳等待下午的考試。
考題共100分,有選擇、計算和綜合三種題型。
題目的知識面比較廣泛,其中一題為“生活中所說的煤氣中毒,實際上是指()氣體中毒”,其他還有“英譯漢:‘Work’譯為()”等英語、文學題,甚至包括數學方程式。
部分應聘者在這些題目上犯了難。
有個中專生解出方程式,人群立刻一陣歡呼,紛紛搶過他的試卷抄一下。
這個監考極為疏松的考試只是個過場。
考試成績似乎對于應聘者的入職不產生任何正面或負面的作用。
熬到傍晚時分,幾乎所有的應聘者都能領到一張窄且長的小紙條。
紙條上標注著應聘者的姓名、所分到的事業處、工號等16項內容。
在培訓中灌輸“紀律”新人培訓時間僅為2天,其中,紀律和獎懲體系是講師重點闡述的內容。
次日上午,新人開始在D區的DR2餐廳4樓接受為期2天的培訓。
開始培訓前,講師強調了兩條紀律:衛生間不許吸煙和下課時不準離開教室。
他說,一旦走出四個玻璃門,違反者將自行承擔被除名的后果,“這是富士康最基本的紀律之一”。
紀律和獎懲體系是在介紹完富士康的基本情況后,講師重點闡述的內容。
“富士康的考勤非常嚴格。
”一個女講師說,員工上下班出入大門和宿舍時,須刷門禁;連續曠工三天視為自動離職;上下班時間如委托別人打卡或替別人打卡,雙方記大過。
“警告、記小過、記大過、降級和除名”構成了富士康的懲罰制度。
按女講師所述,“員工工作時做與工作無關的事、拒不聽從主管指派”等行為,將受“警告”處分,而“私自攜帶食品、飲料進入生產車間”等行為,屬于“記小過”范疇。
一旦員工在園區內打架或者偷盜,除了被富士康除名外,還“將被送到公安機關”。
培訓進行到第二天,也就是入廠第三天的下午,入職員工會被要求簽一份為期3年的勞動合同。
培訓的最后是分配車間。
11月3日,正值太原大風降溫,一堆人在負責人的帶領下,頂著風朝車間的方向跑去。
每個人都知道,自己在富士康的生活,真正開始了。
新京報記者 尹聰■ 數讀6%富士康2011年進出口總額2147億美元,占中國大陸進出口額的近6%。
1027.4億富士康2011年營業額1027.4億美元,接近越南或伊拉克的GDP總量。
那天是11月10日,進入富士康的第十天。
那段時間里,我與太原富士康8萬多名工人一道,重復著“宿舍—餐廳—車間”“三點一線”的生活。
車間里的活兒,簡單至極——把流水線傳送到面前的手機、電紙書的殼抓到托盤里即可。
胳膊一伸一蜷的動作,每四五秒就要重復一次;10個小時的工作時間下來,累計七八千次。
“機器人”或者“磨盤前的驢”,年輕的工人如此形容坐在富士康車間內的自己。
難熬的夜班開始了太原富士康的夜班,從前一天晚上的8點到次日早上的8點。
噴碼線上完成一個“收料”動作用不了4秒。
“收料”者還要盯著“料里是否有不良品”。
“開線。
”晚上8點一到,女線長就會以混著威嚴的口氣下達命令。
她快速地按下開關,流水線上方的燈亮了起來,慘白的光打在我的臉上。
六七米長的流水線轉了起來。
它載著一片一片的“料”向下游傾瀉。
這些“料”以手機和電紙書的鎂、鋁合金板或者金屬框架為主。
它們在生產線上被擺成一條線,間隔不超過10厘米。
緊接著,一只只戴著白手套的手在生產線上來回翻飛。
難熬的夜班開始了。
太原富士康的夜班,從前一天晚上的8點到次日早上的8點,白班則相反。
上班前的15分鐘內,工人需要拿廠牌放在打卡機上打卡。
然后,一個負責點名的男線長,召集工人在車間的前門集合,查看遲到和曠工,給每人發一副白手套。
有的車間還會讓工人們喊上一曲《團結就是力量》。
按 事業群不同,太原富士康的車間分布在A、B、C、D四個區。
至于員工進入哪一個車間,是隨機分配的。
11月3日,幾個車間負責人走到包括我在內的250多 個待分配的新入職員工前,隨手一指,“這隊人出來”,不問姓名,不看出處。
各人在富士康的工種和前途由此被“高效率”地決定。
我被帶到了噴碼線前。
其他的人,有的被分到了“研磨”,有的去了“涂裝”。
他們的工作之一是將手機、筆記本等電子產品的外殼變得光亮且平整。
噴碼線上的工作,分“放料”和“收料”,都極易上手:“放料”是把“料”擺到流水線的最前端;“料”順著流水線下來,經過噴碼機時被噴上日期或代碼;然后,“收料”的工人就把繼續順流而下的它們,裝到托盤或紙箱里。
完成一個“收料”動作用不了4秒。
“是個人都會做。
”一位老員工說,這活兒沒有任何技術含量可言。
十多個工人分列在噴碼線兩側,2人“放料”、6人“收料”。
在“收料”的過程中,除了手臂來回伸縮外,“收料”者還要盯著“料里是否有不良品”。
女線長向新人點撥了如何判斷“不良品”:看“料”上的碼“噴沒噴上”或者“噴沒噴出指定的范圍”。
富士康對不良品的嚴苛,從進廠的培訓起就反復向我們強調。
“不收、不做和不出不良品”的“三不原則”,具體落實到噴碼線,就是除了“收料者”順手拎出不良品外,旁邊還有專門撿拾不良品的分揀線以及品管。
每4秒收一個料工作10個小時內,6個收料員每人每4秒就要收一個料。
即便雙手忙得不可開交,眼睛來不及查看不良品也會招來苛責。
排配量大的時候,10分鐘的休息也有被線長取消的可能。
“容易上手”并不意味著這是項輕松的工作。
“現場是一切高效的來源”。
車間墻上掛著的這句話,道出了工人工作時所要達到的效果——“高效”。
噴碼線每天領到的排配量(即任務量)不盡相同,如果以排配量為5.4萬個計算,平均下來,工作的10個小時內,我們6個收料員每人每小時要收900個“料”,即每4秒就要收一個料。
6個收料員有男有女,三人一組分列流水線兩側。
我坐在一側流水線的最下游,上面有2個工友。
成片的“料”順流而下后,前面的兩個工友先拿,余下的“料”一概歸我負責。
也就是說,我既要把盡量多的“料”揀到托盤里,同時又得防止被遺漏的“料”被卷到地下。
“料”多的時候,便是一陣手忙腳亂。
我站起來,雙手不停地把那些“料”從流水線上往面前的板臺上扔。
待到“料”來得稀松時,再急促地將它們擺到托盤里——不用冀望托盤不夠用時,可以趁機歇一歇——當瞅見收料員身旁的托盤不夠時,一個專門負責的工人就會“及時”地抱來一摞。
一個小時內,白手套就會染上油墨。
日積月累,油墨也早已把流水線上的綠色覆蓋成黑色。
再過不了多久,手套磨出了口子。
這時,往指頭上套個塑料指套,繼續干。
干活必須要迅速,否則前面的“料”堆多了,一通催促甚至是呵斥不可避免。
有一次,因為來“料”太猛,我措手不及,板臺上堆了幾十塊“料”。
“你們是怎么配合的!”那個23歲的女線長朝著我吼道。
機械般且高度緊張地做著一個又一個的動作。
休息之于工人而言,就成了期盼。
除了晚上11點——12點之間一個小時的吃飯時間外,晚上10點和凌晨3點各有10分鐘的休息時間。
不過,排配量大的時候,這10分鐘的休息也有被線長取消的可能。
休息時,女工或趴著瞇會兒或跑去喝水,而男工則吆五喝六地蹲在車間后面的小屋中點上一支煙——出于防火考慮,太原富士康有一些固定吸煙區,吸煙區外則不允許員工吸煙。
約莫一支煙的工夫,女線長再喊了一聲“開線”,慘白的燈光“刷地”打下來,流水線轉起來。
又開始了。
“挺過下半夜”,是一段漫長且飽受煎熬的歷程。
往往凌晨三四點左右,“料”來得最“澎湃”,睡意不可遏制地襲來,初冬的寒風也穿過門縫鉆到車間來。
有一次,眼見一塊沒人收拾的“料”順著流水線就要被滾到地下,我卻連一點去拾的“興趣”都沒有。
一個男工趕忙跨步過去,俯下身子,伸手一擋,“料”嗖地就彈向了坐在線末的我。
“利索點兒,小心被罵。
”男工提醒我。
挨個看去,每個工友的臉上都寫滿倦意——他們剛上班時,還聊得熱火朝天。
此刻,車間里安靜極了,只剩下流水線轉動和收放料的聲音。
早晨七點左右,終于下班了。
走出車間,像個大病未愈的人“飄”在路上,跟踩著棉花一樣。
■ 數讀40%制造了全球約40%的消費性電子產品。
100萬富士康旗下企業從業人數超過100萬人,在大陸的工廠數量超40家。
感覺“胳膊沒了”張順地去研磨車間上班的第一天,他的上司就直截了當地說,“在這里干久了,會覺得自己變成行尸走肉”。
進入車間的前幾天,手腕、胳膊的酸痛感越來越強烈。
同期入職噴碼線的工友跟我說,他感覺“自己的胳膊沒有了”。
我曾懷疑這是初來乍到者的不適應。
但一個入職一年的女工卻告訴我,她的頸椎貼著膏藥,“動一下就像針扎”。
“知足吧。
”這個女工說,噴碼線已經是太原富士康最輕松的活兒了,倘若“不幸”分到研磨和涂裝等車間,承受的勞動強度將更大。
和我同批進入富士康的張順地,就是“不幸者”之一。
他在研磨車間的工作是,在一個工作臺上,用砂紙將手機和筆記本外殼上噴漆不規則的地方打磨平整。
張順地去研磨車間上班的第一天,他的上司就直截了當地說,“在這里干久了,會覺得自己變成行尸走肉”。
線長給他和工友們制定的任務是每人每小時磨100個。
“大部分人都磨不到這個數。
”張順地說,線長會命令那些速度慢的“站起磨”。
磨一天下來,手腕疼得厲害,黑色的粉末也會穿過口罩粘在鼻子和嘴巴上。
偶爾,也會有段時間難得輕松。
張順地說,有次線長通知他們“磨得慢一點”,原因是“客戶要到車間參觀”;等到客戶一走,線長口風立刻就轉變,心急火燎地對他們喊道,“磨得快一點,把剛才落下的補上”。
張順地剛進研磨車間的前幾天,覺得車間生活太過漫長,怎么也等不到下班。
幾天后,他就跟我說,他發現了一個可以感覺時間變快的方法——“不要看表,什么都不要想,悶著頭使勁磨”。
“踴躍”加班“討厭”流水線,卻“離不開”流水線。
重獎之下必有勇夫,多倍的加班費誘惑工人們搶著加班。
對自己朝夕相處的流水線有感情嗎?我問這些流水線前一坐一天的工人。
一個男工回答說,鐵皮做的流水線只是個養家糊口的工具。
“我討厭它。
”一個女工說,流水線一轉,她就感到恐懼。
可幾乎每個工人都不愿意自己的腳步離開生產線太久,哪怕是在周末。
這主要是因為加班的“餡餅”誘惑太大。
根據入職培訓時人資部門的介紹,富士康目前有“加班1”、“加班2”、“加班3”3種加班。
具體來說,“加班1”是工作日正常8小時外的加班,工資為平時工資的1.5倍;“加班2”是周末的加班,工資為平時工資的2倍;而“加班3”則是節假日的加班,為平時的3倍。
目前富士康試用期工人的底薪為1800元。
以其規定的每月21.75個工作日,每個工作日8個小時計算,其平時工資約每小時10.35元。
由此,其“加班1”、“加班2”和“加班3”的工資分別為每小時15.53元、20.7元和31.05元。
這也就意味著,一個試用期工人在周末加班10個小時,能拿到207元。
而那些老員工的加班報酬還要更高一些。
“重獎之下必有勇夫。
”一個女工這樣形容自己周末“搶著加班”的動機。
她在10月份加班80個小時。
據此,她盤算了下,她10月份的工資能拿到3500元左右,“如果不加班,也就只掙到那一兩千的底薪”。
而在一些工人看來,那些任務輕、不經常加班的車間算不上“好車間”。
11月10日的星期六加班,噴碼線上所有的工人都“自愿”參與了;而到了11日,除了我和另外一個去過“光棍節”的男工外,其余的人均向線長報了加班。
“我感覺自己是個機器人,生活里只有不停的‘磨啊磨’。
”張順地感慨說。
員工與線長的沖突富士康的車間里,各種紀律和規章像透明的繩索一樣,纏繞左右,稍有不慎,即會“觸雷”。
富士康車間里的各種紀律和規章,首當其沖不容觸犯的規則之一是考勤制度。
我曾經故意遲到5分鐘,缺席了開工前的點名。
結果不到十分鐘,我就被一個車間負責人叫去訓話。
“丑話說到前面。
”這個“90后”的男負責人口氣嚴厲地警告我,“如果明天再遲到,就給你記曠工”。
他補充說,記曠工將影響我的工資、晉級以及年終獎發放。
大約兩天后,與我同期進廠的一個工友也受到了上司的訓話。
他遭殃的原因是,在下班前的集合時掏手機準備發短信。
上司警告他說,念及他是初犯暫不追究,如有下次,“就不給你報加班”。
訓話和處罰停留在“如果”和“下次”的層面,只是“幸運”。
“不幸的人”比比皆是。
據一位工人介紹,11月12日時,其所在車間里有一個員工,因被檢查出褲兜里裝了一包煙而被記小過。
一名“二次進廠”的21歲青年則說,他上次在河南富士康工作時,半夜瞌睡漏掉給一個手機盒稱重,結果被罰寫了一篇檢討。
我進車間的第二天,噴碼線的一個20歲左右的女工,因為調錯了代碼被女線長“發配”去“上掛”——上掛需要一直站著工作。
次日,不堪其重的女工央求女線長將她調回噴碼線。
女線長對她說,“我心疼你,誰心疼我?”從工人中提拔出的線長,是富士康最基層的管理者,直接與工人打交道。
“線長們壓力很大,每天都要受到排配量的考核。
”一位車間中層管理人員說,若線長帶領工人完不成當天的排配,就要受到組長或課長的批評。
這些大多面孔還顯稚嫩的線長,迅速將上司簡單粗放的管理方式復制過來。
有的線長會在挨罵后朝自己的工人發上一通火。
在富士康的日子里,關于“線長與員工沖突”的消息或段子幾乎每天都能聽到。
一位山西當地的“二次進廠”的20歲左右的員工稱,他之所以上次逃離富士康,是因為“與線長對罵”。
幾乎每個工人都不愿意自己的腳步離開生產線太久,哪怕是在周末。
這主要是因為加班的“餡餅”誘惑太大。
根據入職培訓時人資部門的介紹,富士康目前有“加班1”、“加班2”、“加班3”3種加班。
一位入職不久的員工稱,“上廁所前要匯報線長”的要求應無視。
因為上廁所是“他的人權”,“沒有人可以剝奪”。
“出門打工,受累不怕,就是不能受氣。
”一個“90后”的員工這樣闡述他的打工底線。
有些極端點的年輕工人,甚至會替那些“受氣”的工友出主意——等欺壓他的線長下班后,在廠區外面搞次“伏擊”。
“現在的工人比以前更有個性、更難管理了。
”前述管理人員深有感觸地說。
他說,幾年前,組長、課長去車間視察時,所有的工人一聲不吭埋頭干活;而現在即便當著視察的領導的面,有些年輕工人們仍旁若無人地有說有笑。
富士康式“減壓”在發生多起墜樓事件后,近幾年富士康在管理、生產等方面變得更人性化。
入職時先簽一份《珍愛生命承諾書》。
園區內有心理咨詢室、電影院、聯誼俱樂部等。
2010年8月,在富士康連發多起墜樓事件后,時任富士康副總裁的程天縱從員工主體變化的角度,分析過墜樓事件的深層次原因。
程天縱說,過去的隊伍以“70后”為主,而現在的隊伍則由“80后”和“90后”為主體。
“‘70后’的需求排序是工作、生活、醫療、感情、娛樂;而‘80后’或者‘90后’的需求排序恰好反了過來。
”程說,因為互聯網等因素的存在,他們過早體驗了這個世界,在他們看來,工作排在最后。
據前述管理人員的觀察,近幾年富士康在管理、生產等方面變得人性化了一些。
他舉例,體罰工人的現象比以前少多了,底薪由他入廠時的800元左右漲到現在的1800元;噴碼線的線速也比以前放慢了。
還有一些舉措也被推出:入職時,工人與富士康簽合同前,會先簽一份《珍愛生命承諾書》。
根據相關報道,該做法亦起源于多起墜樓事件發生的2010年。
太原富士康園區內有一家“心情驛站”的心理咨詢室。
我曾在13日以“入職沒多久,感覺工作單調乏味、對未來感覺迷茫”為由,前去“心情驛站”進行過咨詢。
接診的是一個女醫師。
女醫師允諾,會為我的工號、心理問題等個人信息保密。
“我手忙腳亂,卻跟不上流水線的速度。
我為此很焦慮。
”我說。
女醫師說,這是個很尋常的問題,你得多向同事請教。
“領導為此會訓斥我。
”我又說。
女醫師建議道,學會換位思考;或者可以裝作聽不到他們在罵你。
“我看不到自己的未來在哪,很迷茫。
”我傾訴道。
女醫師反問我,“你干好活就行,想那么多干嗎?”“心 情驛站”南邊的商業街上,或者在操場和A區的餐廳墻壁上,各有一塊巨大的LED屏幕。
傍晚和晚上時,屏幕上會播放臺標為“FTV”的富士康內部電視臺的節 目。
幾大播放率靠前的“王牌節目”是《新聞聯播》、《體育新聞》以及喜劇《武林外傳》。
天氣晴好之時,總會有幾個年輕人坐在操場上,仰望著大屏幕里的快 樂。
電影院向員工免費開放。
還有一個影廳時常播放素來受到少男少女追捧的湖南衛視的節目。
離電影院不遠,有一個聯誼俱樂部,有兩三間中學教室大,平時的作用類似于一個大型KTV。
11月1日晚上,我第一次進去時,一個青澀的年輕男工正深情地唱著:“星星點燈,照亮我的前程”。
十幾分鐘后,隔壁超市的手機專柜前,兩個20歲左右男工正在打聽iPhone 4S——他們或者他們在深圳、鄭州等地的幾十萬名同事,在日夜流轉的生產線打磨、組裝出的手機——的價格,老板報價4000多元。
“再考慮下吧。
”兩個男工轉身,訕訕而去。
“心情驛站”南邊的商業街上,或者在操場和A區的餐廳墻壁上,各有一塊巨大的LED屏幕。
傍晚和晚上時,屏幕上會播放臺標為“FTV”的富士康內部電視臺的節目。
(文中“張順地”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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