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印度去創業：中印合作，互惠共贏

班加羅爾華人創業者在準備年終派對　　歡迎關注“創事記”的微信訂閱號：sinachuangshiji　　文/胡劍龍　　來源：劍龍出印度記（ID：seeindia）　　　　接受老東家《南方周末》的邀請，在新年特刊上發了這篇稿子，寫的是我的朋友和校友萬洪。

2015年底，他在班加羅爾創立消費貸企業KrazyBee，如今已成長為行業翹楚。

這不僅僅是他的故事，也是一個共同體的故事，更有一個時代的影子。

這篇2000字的稿子，其實也是對我2017年的交代。

祝福朋友們。

　　印度班加羅爾和美國紐約代表兩種不同的喧囂。

　　2017年12月21日，接通萬洪微信時，我端坐在班加羅爾甘地路上的Barton廣場，汽車喇叭聲一刻不停，我被一個巨大的噪聲氣旋圍住。

　　這一天，他在紐約，身后是中國在線信貸企業生產出的財富喧囂。

在趣店、和信貸、拍拍貸、信而富、融360之后，分期樂母公司樂信即將上市。

“陪分期樂的兄弟們看看，感受下。

”　　除了“與有榮焉”的參與感，更有萬洪的自我期許。

私底下，和班加羅爾華人圈的朋相處時，他并不掩飾自己的目標——把印度版分期樂KrazyBee送到納斯達克。

　　KrazyBee的出現，預示著中國全球化道路上的新景觀。

如今，中國輸出的，不僅僅是五花八門的“中國制造”，還有新的互聯網商業模式。

　　“逃離”深圳　　派駐班加羅爾華為研究院五年后，2015年底，萬洪被華為調回深圳總部。

兩個月后，他決定離職，回到班加羅爾。

　　張鵬曾在康佳印度工作五年，“走在（深圳）大街上，就自然地咧開嘴笑”。

他說，每次回深圳，這里的秩序感都讓他很舒暢，但在印度卻是奢侈品。

而奉調回國，對在海外打拼的華為員工，同樣意味著幸運。

班加羅爾穆斯林家庭的一場滿月酒　　班加羅爾號稱印度硅谷，即便在交通效率普遍不高的印度，班加羅爾也以“堵城“著稱。

Hosur路貫城而過，兩側都是些馳名世界的企業。

但是，在早高峰，10公里的路程，常常需要耗費兩小時。

　　揣著干出一個印度版“分期樂”的夢想，萬洪回到班加羅爾的寶石科創園區。

華為印度研究院曾在這里辦公。

　　“當時就在研究分期樂，想著去驗證這種中國模式在印度有沒有可能性。

”萬洪說。

　　他在深圳羅湖口岸邊的公寓里琢磨時，結識了樓下的鄰居，一位分期樂的員工。

他把萬洪介紹給分期樂的高管。

后來在班加羅爾成立的KrazyBee，其種子資金就來自分期樂。

　　“為什么他們會投你？”　　“其實，我們不是印度第一家，印度已經有人開干了。

我們晚了四五個月。

”　　還好，萬洪趕上了印度互聯網金融的風口。

2015年正是印度的互金元年。

如今被風險投資家追捧的企業，比如Bankbazzr、Incred、Capital Float等，都在2015年成立。

　　華為基因　　KrazyBee的初心，也來自他在華為印度研究所工作時遭受的“挫折”。

　　那時，他負責華為手機在印度高校的銷售。

很快他就意識到，這是塊難啃的骨頭。

目前，印度的人均GDP約為中國的五分之一，購買力非常有限，大部分印度學生的月支出，少于5000盧比（約合500人民幣），這意味著，不吃不喝，也要兩三個月才能買部手機。

　　萬洪到印度銀行，詢問能否給學生提供消費貸款，銀行反問他，“你怎么能相信學生呢？”　　在印度大學遭受的“挫折”，也并非沒有回報。

首先，他對印度大學生的“痛點”了然如心；其次，他在印度的高校建立了強大的資源網絡。

在成立近兩年后，Krazybee的員工數已過百人，他們還管理著兩千多名分布于全印的兼職學生。

　　而位于班加羅爾東北部whitefield區的華為研究所，可謂萬洪的另一所印度母校。

　　萬洪出生于江西景德鎮，2005年從武漢大學計算機系畢業，同系校友包括小米創始人雷軍。

雷軍一向對武大校友關照有加，KrazyBee最近一輪的800萬美金融資，悉數來自小米。

印度土豪送給筆者的一盆腌辣椒　　華為是萬洪的第一份工作。

2010年，他被派到印度研究院。

在華為系統，印度研究院享有盛名。

在海外，除印度外，華為還在墨西哥、羅馬尼亞設立研究院。

其中，印度研究院共有三千多名印度員工，規模最大。

萬洪在這里工作了6年。

　　他的一位前同事評價萬洪，“在我們這里，他也挺有個性的，認準的事情，一定會堅持，推著印度人往前。

“　　華為印度研究院的中國員工一百多人，籃球場、KTV、中國食堂等，一應俱全。

加上所在的whitefield區距離市中心較遠，大部分華為工程師與當地社會接觸甚少。

　　萬洪是這些“理工男”里的另類。

“因為我英語比較好，經常有印度企業或者什么官員來參觀，都是我去接待。

”他由此接觸到大量印度人。

　　而華為作為最先“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它積累的全球化管理經驗，也惠及到從華為走出去的創業者。

　　萬洪感嘆，“印度研究院真是把印度人用到了極致，兩千多名員工，大部分時間，都在全球各地給客戶提供技術服務。

”　　Chinda組合　　在印度華人創業圈，萬洪和其CEO印度人Madhusudan的Chinda組合，著實讓人“眼紅”。

　　Madhusudan和萬洪共事六年，雙方的家庭成員，他們都很熟悉。

大部分中國創業者，來印度不到三年，找到“靠譜”的印度管理者，成為創業路上最大的障礙。

　　“一天兩次喝茶的時間，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一去就是一個小時，你說怎么搞？”　　“不讓喝茶，有的員工就不干了。

”　　“經常請假。

剛有人說家里結婚，請假一個星期。

還沒上班幾天，又說什么家里叔叔死了，又要請十幾天。

”　　印度員工的“奇葩”表現，成為中國創業者聚會時的談資。

　　“你讓中國人去管理印度人，他（印度人）不搞死你呢？”他反問，“只能讓印度人去管理印度人。

”這也是他從華為學到的最重要的經驗。

　　“中國人的作用，就是制定計劃和戰略，并和印度合伙人達成一致，然后，讓他去執行。

”　　顯然，這得益于他和印度人長期相處的經驗。

“印度人和中國人，某種程度很相似的。

改變生活的欲望也很強烈。

”他解釋。

　　他觀察到，“尤其是社會地位比較低的人，他們以前因為種姓低，社會階層固化，沒有機會。

過去二十多年，信息和互聯網產業發展，印度很多低種姓人得以改變命運。

”　　這讓萬洪相信，印度受目標驅使，是可能的。

　　在印度，KrazyBee的Chinda模式成為中國創業者效仿的對象。

而在資本市場，中國投資者們也正在挖掘互聯網出海的中國創業者們，以上海的大觀資本為例，他們投資的創業公司遍布全球，包括美國、南非、印尼等。

　　在班加羅爾的寶石科創園區，每個月都會有新的中國創業者在此落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