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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創新工場CEO李開復在微博中發布一句“癌癥面前,人人平等”激起千層浪,很快他患癌的消息傳開。
17月后,李開復病愈重新恢復工作,他不再像以前那樣滿負荷的、密集的安排行程。
他說患病的經歷讓他對人生進行了重新思考,悔悟過往,他到底有著怎樣的感悟呢?后悔曾經過分追逐名利整個生病過程中,我重新體會最深的就是“影響力”這三個字。
這是我過去所倡導的,能多大程度上改變世界,就靠自己有多大的影響力。
影響力越大,做的事情就會越好。
理論上這是對的,只是一旦你開始追求影響力,所有的事情都通過影響力來評估,就會變得比較現實。
比如,今天要不要見這個創業者,取決于他的公司有多大潛力;我見哪位記者,通過他們面向的讀者群多少來決定。
其他的可能就不見了。
這次生病讓我感覺到,癌癥面前人人平等。
其實世界上每個人的價值跟靈魂是一樣的,我憑什么只通過影響力做這種價值判斷?一場演講沒有一千個人我就不去,每天微博不新增一千個粉絲我就不開心。
這就變成一種功利世俗的追尋。
我生病后不斷地思考這類事情。
記得有一次去佛光山請教星云大師幾個問題,我向他提的其中一個問題是:“如果一個人覺得追求影響力就可以做更多有意義的事情,因此不斷追求,把這個當成主要甚至唯一的追求,這是否會陷入名利的怪圈和負面循環?”星云大師一般在公開場合都非常和善,但是那次跟我一對一閉門的時候卻跟我說,說這個話是自己騙自己,人真的沒有辦法剝離這種名利。
他說,我說的話是自己騙自己,這對我有一定程度的點醒。
我開始想,過去是不是做得太過了?過去有學校請我去演講,場地不夠大,只有兩百人能聽到,我想算了;有創業者跑到創新工場來,雖然很執著但不見得靠譜,我們把他拒之門外;或者去演講有學生追著車子要送我禮物,司機問我要不要停下來,我說不要。
現在就想,憑什么覺得兩百人就不能跟我交流?為什么我們要讓創業者苦苦地等?為什么我就可以傲慢地不讓司機停下來?現在再想這些事情,就會比較放得開。
公司做事還是要盡到職責;我自己的時間還是要自由支配,只要有緣能夠認識,時間允許,不傷害身體,誰找上門來我都可以交流,來者不拒。
剛生病那會,我會想,“為什么是我?我做錯什么事?為什么輪到我得癌癥?我做了很多壞事嗎?是因果報應嗎?還是其他理由?”思考很多,就會發現這個世界上有太多事情我們不能理解。
一個人說我要來改變世界,本身就是一種傲慢。
所以,我會重新思考這個命題。
世界因你不同,這句話是可以的,但是變成我要改變世界,這個就是有一定程度的傲慢存在。
后來讀很多書,包括跟星云大師溝通,我悟出來一個比較簡單的道理:一個更符合我們渺小地位的思維方式是,如果我要做一件事情,世界上每一個人都做,世界會不會變好一點?不要特別地衡量哪個影響力大一點,不要把什么事都去量化。
順其自然的去生活我現在幾乎很少上微博或發朋友圈。
過去,我幾乎有點偏執地把運營微博變成人生的一部分,把獲取粉絲當作游戲來玩。
現在看來都是很功利、無聊的事情。
所以現在會把一切都看淡,有些東西看不到就不會心煩,不心煩就不會有負能量,沒有負能量身體的壓力就會減輕,抵抗力就好,抵抗力好癌癥就不會找我。
如果今天有很不好的事情,我基本上不會理他。
但我還是會把自己認為有價值的東西分享出去。
比如生病后我發了幾條感悟,不會因為希望更多人看到,就去營造推廣。
真誠的感覺跟大家分享是可以的,適度而止,但是我不會想盡辦法讓最多的人看到。
這次回來工作是因為身體已經沒有腫瘤了,我自己認為沒有必要百分之百地工作,恢復50%是我的家人和醫生覺得可以的。
也許有人會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但是復發率就會變高。
我會不斷提醒自己不要陷入這種狀態,我太太每天都監督我,在微信上要我把晚飯拍照片發給她。
另外,我跟團隊會有一個很好的默契和分工。
過去的17個月里,我是不管事的,一個禮拜參加一天的視頻會議,視頻會議相對輕松,我累了耳朵就不聽了,他們也不期望我太多地參與,所以沒有什么工作狀態。
這給了團隊機會,過去問我的問題都自己決定了,而且結果很好。
回來我提議,不會插手他們的決策。
但是這個團隊還是需要一個精神領袖,我回來大家就安心了。
我會把我們公司的戰略方向,創新工場為什么存在,我們要成為什么樣的機構,每個人怎么樣的參與并成為其中的一部分等等,這些與大家分享,這是一個領導應該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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