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放牛娃到博士后 周博士后創業成長之路

從一個農民的兒子到一名青年學者，從一個鄉村放牛娃成長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后，這便是我這三十九年的成長道路。

古云：四十而不惑，明年我就進入了不惑之年，我覺得該是對我這三十九年的人生旅程進行總結的時候。

　　通過對我這三十九年人生旅程的總結，找尋自己在學業上通向成功的經驗與教訓，鞭策自己，以便今后更加奮發有為，也鞭策能夠讀到我這部簡要自傳的青年朋友們，特別是那些身處逆境的青年朋友們。

　　一、一切富饒從貧瘠中來　　我生于1964年陰歷冬月（11月）15日晨八點鐘左右，冬天太陽初升的時候。

正是因為自己出生在太陽初升的時候，父母給自己取名叫“周廣慶”，“廣”是我這一輩的派號，“慶”是我個人的字號。

以“慶”為字號象征著太陽初升之時萬物欣欣向榮，普天同慶，尤其在寒冷的冬天（那時的冬天比現在冷），太陽給天下萬物帶來了溫暖、祥和、歡欣，在中國的老百姓看來，特別是靠天吃飯的農民看來，太陽升起是吉利之事，值得喜慶。

“廣”字與“慶”字相結合，形成“廣慶”，即有“普天同慶”之意。

由于我在家里排行老四，故小名叫“四娃”。

在我上學之前，沒人叫我“周廣慶”，認識我的人都叫我“四娃”。

　　我的出生地在湖北省鄖陽地區（現十堰市）均縣（現丹江口市）土橋鎮，祖上世代居住于土橋鎮上。

　　我祖父周常德是當地有名的私塾先生，號為“周秀才”，他常與武當山道士來往，所以當地人傳說他會施法術，當地叫“作法”，就像《水滸傳》里的公孫勝一樣，能呼風喚雨。

遠近的土豪劣紳、地痞流氓、三教九流都不敢惹他，對他敬而遠之。

這種傳說當然是迷信的產物。

因為我曾調查過一些認識我祖父的人，他們都說他會“作法”，但沒一個人親眼看到他做過什么“法”，沒一個人見過他呼風喚雨。

每年春節或遇婚喪嫁娶、紅白喜事，他都分文不取地給人寫對聯，當地叫“賜字”。

1983年，一位與我祖父有過交往的老人告訴我，整個土橋鎮街坊幾乎沒有一家沒有得到過周秀才的賜字。

可惜的是，舊中國醫學落后，我祖父英年早逝，1930年死于肺結核（當時叫“癆病”），去世時年僅35歲。

　　祖父去世時，我父親周啟華只有9歲。

父親下面還有一弟一妹，祖母又是小腳女人，只能呆在家里做家務，不能外出做事，家里的生活重擔一下子全部壓在我那年僅9歲的父親身上。

聽我母親講，祖父去世以后，我父親帶著他弟弟周啟善赤裸著身子到處討米要飯，以此養活我祖母和姑姑。

我父親12歲那年就開始做挑夫，從現在的老河口市（當時叫“光化”，丹江水庫修成以前航運十分發達，千帆競發，直達漢口，當時有“小漢口”之稱）挑商貨到均縣縣城（丹江水庫修成以后均縣縣城被庫水淹沒）和土橋鎮上賣給商鋪老板，或者挑到武當山賣給道士們。

當時挑運的主要商品是食鹽，另外是瓷器、洋布等。

我父親一生勤勞節儉，這與他從小挑起家里的生活重擔有關。

　　我母親陳桂華是陳世美的后裔。

陳世美是均縣人，清代舉人，官至河南知府，一生為官清正廉潔。

一位同鄉秀才到河南投奔陳世美，欲求得一個官職，陳世美沒能滿足他的要求而得罪了他，他為了發泄私憤，編寫了《包公鍘美案》攻擊陳世美。

把清官陳世美描繪成忘恩負義、拋妻殺子的小人。

民間藝人根據《鍘美案》編演了《秦香蓮》戲到處傳唱，以至在中國老百姓的心中，陳世美是忘恩負義、拋妻殺子的代名詞。

　　小說家的文學虛構造成了數百年的歷史冤案。

萬民敬仰的清官陳世美變成了人人唾罵的卑鄙小人。

包公是宋代人，陳世美是清代人，二者相距六百余年，六百年前的包公怎么能鍘六百年后的陳世美？歷史上的陳世美只是中過舉人，而戲中的陳世美中的是狀元，并且做了皇帝的女婿。

這兩點差異足以證明戲中的陳世美是文學虛構，與歷史上真實的陳世美南轅北轍，完全是兩碼事。

正因為戲中的陳世美與真實的陳世美是兩碼事，所以，《秦香蓮》戲在均縣（清代稱均縣為均州）一直是禁演的。

我舅舅陳勝舉告訴我，民國年間曾有一個河南戲班子在均縣城演《秦香蓮》戲，戲臺被砸，演員遭到痛打。

均縣禁演《秦香蓮》戲，自清至新中國建立，已成為習慣。

　　陳氏家族至今流行著不少有關陳世美的美好傳說。

比如，傳說陳世美又名年谷，因其出生之年久旱無雨，糧食顆粒無收，到處鬧饑荒。

陳世美的父親給他取名世美，又名年谷，希望從陳世美出生以后，年年五谷豐登，世上充滿美好與幸福。

又比如，傳說陳世美為取得科舉功名，發奮苦讀，讓他父親在河對岸修了一座讀書亭，早上天亮即讓船工送過河去讀書，晚上天黑才讓船工接過河回家，天天如此，苦讀十數年才考取了功名。

我曾寫《均縣禁演<秦香蓮>戲》一文，收錄在《楚天文薈》一書中，原國務院參事室副主任、年近九十高齡的呂德潤先生看到此文后，曾給我寫信，表示極大的關注。

　　祖先的傳說對我的成長起到了精神導向作用，從少兒時期就激勵我奮發向上，成為我取之不盡的力量源泉，特別是在我遭受挫折、身處逆境時，成為我的精神支柱和不斷重新奮起的原動力。

　　巍巍武當山，清清丹江水，故鄉土橋鎮山水奇美，人杰地靈，是通向武當山的第一鎮。

新中國成立以前，土橋鎮原是由均縣縣城通向武當山的必由之路。

到武當山朝拜的香客們大多要在這里歇息一夜，第二天雞鳴起床趕往武當山朝拜祖師爺（真武大帝）。

土橋鎮盛產烤煙，商業發達，自古是均州地區有名的鄉鎮。

這里民風淳樸，崇尚詩文，家學深厚，我的父系先祖和母系先祖都是書香門第，奉行“耕讀傳家久，詩書繼世長”的信條。

盡管到我祖父、外祖父那一代已經家業敗落，但書香余韻尚存，祖父、外祖父都是當地有名的讀書人。

尤其是祖父周常德學冠當地秀才之首，為時人所敬重。

在我的記憶中，故鄉土橋鎮的一切完全是空白，因為我在土橋鎮只成長了兩年。

對于一個兩歲的幼兒來講，還處于呀呀學語的階段，沒有記事能力。

現在土橋鎮已經淹沒在丹江水庫中，成為魚鱉之穴。

“南水北調”工程的啟動，又要加高丹江大壩，土橋鎮將深深地淹沒在丹江庫水之下。

因此，我將永遠無法看到故土的面貌，也永遠無法追尋祖先的遺跡。

也許正是這樣，故土才給了我更多的神秘和想象的空間，使我對故土的一切充滿了無限的向往、遐思和想象。

一切富饒都從貧瘠中來。

自古以來，均州地區（今之丹江口市）崇山峻嶺，土地瘠薄，清清的丹江水（古之“丹水”）流貫其間，哺育了流域內的人民。

楚人祖先沿“丹水”南下到今之宜城、南漳一帶，“辟在荊山”、“辟路藍縷，以啟山林”，建立了“丈地計眾，中分天下”、“飲馬黃河，問鼎中原”的強大楚國。

貧瘠孕育富饒，艱辛造就強者。

在瘠薄的土地上創造輝煌的業績，是荊楚先人叩問大地、挑戰天庭的英雄壯舉。

其不世之功就像巍巍武當山上的金殿一樣，俯仰天地，沉浮云霧，穿越時空長廊，伴隨著青山碧嶂，留守著古今日月，永駐其金碧輝煌。

時至今日，缺土少地的丹江人，在庫區的山嶺上，用炸藥炸開風化的泥巖，制造出新的田地，種植上玉米、土豆、花生、紅薯，生養和哺育著一代又一代的丹江人。

這種利用現代化學工業品的威力開山辟地的壯舉，同楚人先祖用石斧“辟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偉創，是異曲同工的，堪稱人世間從貧瘠中創造富饒的經典范例，激勵我們每一個青少年不畏艱難困苦，自強不息。

　　二、人生最初幾步：少年當立志，逆境當奮發　　1966年丹江大壩建成后舉家搬遷至今宜城市流水鄉黃灣八組，當時叫“新建二隊”。

這個“新建二隊”全是從均縣搬來的移民，在語言、風俗習慣、生活方式等各方面都保留了以往的特色。

由于人多勢眾，當地人不敢欺壓。

從1966年到1969年，我就在這樣一個移民圈子里度過了我童年生活中最美好的三年。

　　人的童年，無憂無慮，親近自然，率性而動，一般來說都是歡快的。

我在流水鄉的童年也同樣是歡快的。

漢水邊的沙灘上、山岳上、田野里，到處都留下了小伙伴和我的歡笑聲，在我的心中留下了美好的童年記憶。

　　然而童年的歡樂是短暫的。

1969年，我們家又從宜城縣流水公社搬到宜城縣雷河公社七里大隊二小隊。

這個隊只有我們家和另外一家移民，其余都是當地的老戶人家。

　　作為一種外來移民，我們的語言、風俗習慣、生活方式都與本地人不同，遇到困難又缺少親朋好友的關照幫助，我們家人口多，勞力少（當地當時稱這種現象叫“家大口闊”，“口闊”指被撫養的人口多），掙的工分少，生活更加困難。

　　從1971年開始，我們家開始發生病災，直到1976年我二姐周廣菊去世為止。

　　悲劇始于1971年我祖母姜秀英病故。

我祖母28歲守寡，是舊社會傳統的小腳女人，只能做家務，不能從事生產，一生中都在饑寒交迫中度過。

那時她與我叔叔周啟善一起住在宜城縣雷河公社七里大隊十小隊，我們家住在二小隊，相繼四、五里距離。

記得在秋天的一個上午，我堂姐周貴珍帶我去看她，她躺在破被子里，我打開被子一看，見她全身發腫，面部腫得像饅頭，堂姐及一群小伙伴嚇得一跳，他們趕緊后退，而我卻上前推我祖母并喊她：“奶奶，您怎么了”，他吃力地說：“我要喝水”。

我給她遞水時發現她無法坐起，并且眼睛看不到東西了。

那時，我才7歲，只知道害怕，不知道她已生病。

第二天她去世了。

上大學后，從醫書上我才知道祖母患的是腎臟病，腎臟病結束了她60年的凄慘人生。

    1972年，我叔叔周啟善病故。

叔叔周啟善12歲參加革命，他是在討米要飯的路上被李先念的部隊收留的，是均縣土橋鎮最早的少年共產黨員之一。

他參加過解放戰爭中許多大戰役，包括百萬雄師過長江的戰役。

在一次突圍戰中，敵人的手榴彈彈片奪去了他的一只眼睛。

由于作戰勇敢，成為馬營長的警衛員，掛雙手槍。

解放以后，他成為土橋區第一任區委書記。

丹江水庫淹沒土橋鎮以后，他隨我父親一同遷移到宜城縣雷河公社七里大隊，被分配到十隊，與我祖母和我堂姐周貴珍一起生活。

1972年春天，他背著一麻包糠到宜城縣城賣，路上被一汽車撞昏，倒在稻田中。

當他醒來時發現麻包里的糠撒了一地，是麻包和糠救了他的生命。

但從此以后大腦昏沉，秋天即因腦溢血去世。

醫生說是汽車撞的緣故。

他之所以被撞是因為只有一只眼睛，戰爭使他失去了一只眼睛，眼睛缺陷又使他過早地結束了生命。

    1975年，我父親周啟華病故。

他患的是胃潰瘍病，因胃潰瘍出血過多而辭世。

他一生在饑寒交迫和辛苦勞累中度過。

他年僅9歲即失去了他的父親，挑起了養活他母親和弟妹的生活重擔。

12歲就成為一個“娃娃挑夫”，把一些柴米油鹽、日常雜用挑到武當山上供給道士們使用。

大雪封山之時與道士們住在武當山上。

一位好心的道姑見他可憐，曾給他做過幾雙棉鞋。

自我記事之日起，我就看見我父親起早摸黑，整天都在忙碌著操持全家七口人的生計。

記得夏天烈日當空時，他還在挖地或給菜園里的瓜果澆水。

一次盛夏中午他在菜園里忙碌時中暑昏倒，我發現后喊來鄰居把他抬回。

我母親說我父親是累死的，我也有這種感覺。

我父親在宜城縣衛生院內科病房只住了四天醫院便去世了。

為了救我父親，一天夜里，我把從七里大隊借貸的200元用于輸血的錢送到醫院，途經鯉魚橋水庫，由于船工停擺回家，我游過近1里寬的水庫，差點溺死在水庫中。

那時我只有11歲。

　　1976年，我二姐周廣菊又病故了。

我父親病故兩個月后她即病倒，最初患傷寒，接著患中耳炎，再后患再生障礙性貧血，最后確診為白血病（白血癌）。

一年之內，她三進三出宜城縣衛生院，中間只在家呆過不足半月。

有的醫生說她是因大量使用氯霉素中毒而患白血病的。

現在氯霉素因副作用太大，是致癌物已在國際上禁止使用。

她去世時只有16歲，正處于天真爛漫、豆蔻年華的花季少女階段。

她與病魔抗爭了一年，但最終沒能從死神手中掙脫出來。

　　她是一個與生俱來似乎就注定了要承受苦難的農村女孩。

1960年正值中國三年自然災害最嚴重的時候她出世了，由于缺奶、缺吃，她多次在母親的懷里餓得奄奄一息，連哭的力氣都沒有了。

　　她是一個勤勞節儉、不畏艱苦的農村女孩。

8歲即承擔全家人洗衣服的家務，冬天的冰水把手凍得通紅發腫，纖細的小手仍吃力地搓揉著衣服。

10歲即上山砍柴，大年三十才迎來了她從鄂西山區砍柴的回歸，先是雨加雪，后是鵝毛大雪，頭發和全身上下的衣服因雨淋濕透而凍結成冰塊。

　　她是一個由于當時經濟和科技落后而成為犧牲品的農村女孩。

她12歲輟學回家掙工分，14歲成為生產隊打農藥的“打藥員”，多次農藥中毒。

住院期間又連續不斷地大量使用氯霉素。

如果不是農藥和氯霉素，或許她不會患白血病。

　　她是一個美麗清純、心性高潔的農村女孩。

在我父母的五個兒女中，她最聰明漂亮，惹人喜歡，讓人愛憐。

她在病魔纏身的住院期間遍讀醫書，記下了數萬字的筆記。

她說她若能病愈，要當醫生治病救人。

　　她是我的親愛的姐姐，是我的小保姆和啟蒙老師。

她從小把我哄帶大，教我玩耍，教我寫字，是她開啟了我的童蒙。

她患病以后，我痛苦不堪，每個星期天我都走到醫院去看她，給她送去米、菜、貸款的錢，為了避免在路上被狗咬和被路過村莊的孩子打，我總是帶著一根竹棍子。

每當她見到我時，又高興又悲傷，拉著我的手哭，我幾乎總是看到她發燒打吊針。

她的眼淚，她的倩影，永遠銘刻在我的心中。

　　當我得知她病故以后，從家里哭著奔向七里二隊林場水庫渡口處，沒有看到又折回家以后，才知我母親和哥哥從大路上（從白廟到雷河的公路）用板車拉著二姐的棺材回來，沒有拉回家，直接拉到墳場。

幾個大人拉著我，不讓我去，說小孩子到墳墓去送葬不好，我掙脫后奔向墳場，只見別人免費贈送的破棺材裝著我那死去的二姐，衣服和被子從破舊棺材上的許多破口處顯露。

我在棺材旁拼命哭，也不知道害怕，只知道悲傷痛苦之極。

直到今天，每當我想起我二姐的不幸的時候，我都禁不住以淚洗面，而其它任何一件事都不會使我這樣。

我親愛的二姐去了，永遠地去了，愿天國的圣光時時照耀在她那孤寂冷弱的身上！　　我父親和二姐給我們留下了3000多元錢的債務，那時一年到頭全家掙不到20元錢，3000多元錢比現在10萬元還多，在那個時候簡直就是個天文數字，意謂著永遠要背著債務，一輩子也還不完。

貧寒的家庭從此更加貧寒，完全可以用一貧如洗來形容。

　　苦難造就強者，苦難對于一個不屈者來說往往是一筆寶貴的財富。

苦難使我明白了人窮志不窮，也促使我奮發圖強。

每當我經過我父親和二姐的墳墓時，悲傷都襲上我的心頭，我仿佛看到父親那老黃牛般的勤勞身影和二姐拉著我手時的滿面淚水。

喪父之痛和喪姐之痛緊緊地糾住我的心靈，促我化悲痛為力量，促我奮發向上，成為我勇敢地迎接一切困厄和逆境挑戰的精神動力。

　　我自讀書之日起，學習成績就比較優秀。

宜城市雷河鎮現任七里小學校長兼七里村書記黃道文老師見我勤奮好學，從二年級開始就一下子任命我為班長，我的學習成績一直是第一名，從沒屈居過第二名。

苦難更使我奮發，我的成績遙遙領先，常常把第二名遠遠甩在后面。

在農田勞動和做好人好事等方面，我也爭當先進，每學期都成為三好學生和優秀學生干部。

同學們敬佩我，校長老師們喜歡我，我成為紅小兵（即現在的少先隊員）大隊長和學生會會長（即現在的學生會主席）。

　　在1978年10月我考入雷河公社重點中學（長崗中學）之前，有兩件事是我少年時代最值得驕傲的事。

　　第一件事是我到宜城鄂西化工廠撿鐵的事。

1977和1978兩年，我幾乎每個星期天都到離家28里遠的鄂西化工廠撿破爛，背回到離家4里遠的一個廢品收購站賣錢。

往返路程超過50里，重量一般為30多斤，最多一次超過40斤。

早上天不亮出發，到晚上天黑才回家吃飯。

在饑餓的煎熬下，我吃過垃圾堆上工人家屬丟棄的小半截饅頭（那時工人階級地位高，生活好）；在大雪紛飛的冬天，脫下棉褲在堰塘里挖藕吃；也曾偷挖別人菜園里的紅薯吃。

往返途中要經過鄂西山腳下的蠻河，為了節約2分錢的過河費，涉水過河。

冬天河面結冰，脫下棉褲，踏冰過河，冰水刺骨，如同刀割。

背負太重，每走幾百米就放下歇息一會再背。

由于流汗太多，需要補充水分，堰塘、河渠甚至稻田里的水都捧起來喝。

回到家中對著鏡子一看，滿臉灰白，那是由于出汗太多、汗中的鹽分結晶成小顆粒的緣故，手一摸，即可看到手上一層白色鹽粒，洗臉后手巾和洗臉水都是咸的，可見出汗之多。

在我12歲到13歲這兩年中，我一直堅持每個星期天到鄂西化工廠撿破爛，家里的油鹽雜用都靠我撿破爛維持。

直到現在我還懷念我那時艱苦卓絕的奮斗生活，那真是水遠山高，童心豪邁，意氣風發，化苦為樂。

　　第二件事是為了考上長崗中學（即現在的雷河中學）重點班，我三天三夜沒上床睡覺。

1978年9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放學前，我的班主任化學教師方老師突然對我們全班學生說，三天后到辛常中學集中考試，雷河公社長崗中學要把全公社最優秀的初二學生集中起來重點培養，以便能在升高中的考試中輸送較多的優秀人才到宜城縣一中。

方老師說：“我們屋里練兵，不一定非要考到重點班去，就在我們學校訓練，也一樣能考到‘五七’中學（即現在的宜城市一中）。

”他的意思是說，我們不必把考長崗重點班當回事，不必認真復習。

他想讓我們學習成績好的學生留下來，由他組織復習，直接考上縣一中。

后來才知道別的學校一個月以前即已通知學生復習備考，他有意隱瞞，不讓我們知道全公社各初中統一考長崗重點班的事情。

我沒有聽他的話，放學后一口氣跑回家，沒吃飯就在飯桌上開始復習背記，一分鐘也沒耽擱。

接連三天三夜我沒離開我們家的那個破爛的小方桌，也沒有上床睡覺，太累了就趴在飯桌上打個盹。

期間有一道幾何題我弄不懂，跑到本隊曾照榮老師家請教，他家人說他出去了，我追了六七里路才追上他，他是七里小學最好的數學老師，但是他教小學，對初中的幾何題不怎么懂，我白跑了一趟，又趕緊跑回家復習背記。

　　那時不像現在這樣重視教育，我們學生主要是勞動，課上的很少，教師既缺乏，水平又低，學校沒有物理老師，我們的物理課基本沒有上，全班同學根本沒弄懂物理書上講的是什么內容。

然而這次重點班考試要考物理課，怎么辦呢？我就采取了死記硬背的方法，把物理課本從頭到尾強記下來，考試中的填空題和回答題我都采取對號入座的方法，原原本本搬上去，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幸運的是，其中一道分數最高的題是熱能轉化定律的論證，是書上原本原樣的例題，我一字不差，連標點符號都沒錯誤地寫到了試卷上。

考試結果公布以后，整個七里學校初二年級（那時初中只讀兩年，不像現在讀三年）只有我一人考上重點班。

家里太窮上不起，我母親不想讓我上，我找到我們生產隊隊長余天才，他非常支持我，生產隊里給我貸款10元錢，我把5元錢留給了家里用，另外5元錢作為我的上學費用。

我就是靠這5元貸款錢，走出鄉關，踏上了求學之路的。

　　1978年10月6日我拿著貸款的5元錢，背著10斤米和被子到宜城縣雷河長崗中學報到。

學校條件很差，睡的是樹枝稻草，吃的是2分錢的南瓜或咸菜。

有的同學受不了苦回家去了。

別的同學一天吃1.2—1.5斤糧食，我每天只能吃0.9—1.0斤糧食，因為我們家窮，沒有米吃，我們每個學生吃的米都是從家里帶到學校的。

我每天都感到肚子餓，但咬緊牙關拼命學習，決心獲得第一名的學習成績，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半月后，學校為了弄清這個新招的重點班（只有這一個班）的學習情況，進行了一次統考。

考試結果，我五門功課（語文、英語、數學、物理、化學）平均87分，全班只有兩個人及格，第二名是班長（一個老師的女兒，讀過初二的復讀生），平均只有62分。

這一優異成績震驚了全校老師，校長異常興奮地宣布：“我們發現了一個小天才。

”他把我這個衣著破爛、連飯都吃不飽的學生一下子就直接任命為學習委員。

在不到10個月的強化訓練中，我每天起得最早，睡得最晚，是全班學習最刻苦、成績最優秀的學生。

1979年6月中考，全班只考了兩個學生（另一個300分，剛剛達到分數線）到宜城一中，我以369分的高分，以化學95分全縣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被錄取。

在長崗中學學習的10個月中，整個冬天和春天，我只有入學時的那一套衣服穿，春天長滿了虱子，上課的時候虱子掉到了課桌上。

我一邊學習，一邊同饑餓、疲勞、虱子作斗爭，真正地把自己的潛力給予了最大的挖掘和發揮，創造了我求學生涯的第一個輝煌。

　　長崗中學是我求學生涯中的第一所學校，我永遠感謝培養和關愛我的老師們，特別是數學老師周榮勛（現為宜城一中退休教師），語文老師劉春香，英語老師簡大香。

　　1979年9月1日，我到宜城一中報到，開始了我的高中學習生活。

在整個宜城一中文科學生中，我的學習成績始終排列第一位。

這時我們家從宜城雷河搬到宜城鄭集皇城大隊十小隊，用我們家的房屋抵消了我們家的債務，這是當地干部群眾施恩于我們家，把我們家從負債深淵中解救出來的變通做法。

我們家擺脫了債務，我也能吃飽飯了。

但到了高中二年級時，由于長期緊張和營養不良，我的身體已虛弱不堪，胃痛，鼻出血，渾身無力，失眠耳鳴。

我不得不在忍受這些痛苦的同時，頑強拼搏。

每天早上五點鐘起床，把英語課本伸到食堂賣飯的窗口里借光背誦英語。

冬天天冷，一位老廚師見我如此刻苦，經常偷偷地給我拿熱饅頭吃，以便暖和身子。

古人“鑿壁借光”，我不鑿壁即可借光，還能偶爾吃上熱饅頭，我覺得自己比古人幸運多了。

生活是苦的，但心里是樂的。

整個高中期間，我沒有絲毫松懈，沒有星期天，沒有節假日，大年三十和初一我都還在學習。

　　1981年7月第一次參加高考前夕，我的身體已基本上垮了下來。

英語考試我遲到了28分鐘，差2分鐘我就不能再進考場。

考試時我的大腦已成空白，完全依靠平時的良好功底吃力地做著卷子，考完以后不記得卷子上是什么題目了。

回家以后，四肢無力，已經下不了床。

盡管如此，我仍以高出大專錄取分數線2分的成績中榜。

不幸的是，在宜城縣對中榜生進行體檢時發現我肝臟嚴重腫大，臉色蠟黃，后確診為急性肝炎，由此名落孫山。

別的中榜同學上大學時，我卻住進了宜城縣醫院。

同年10月我到宜城一中復讀。

復讀的一年中，我始終在同病痛做斗爭，肝區疼痛，四肢無力，失眠耳鳴，第二次高考前我的身體比第一次高考前更糟。

所幸的是，我沒有再出現遲到的情況，并且有過考試經驗，堅信自己能夠考上，考試時能夠鎮定自若，不慌不忙。

考試完畢以后，我已走不動路了。

我哥哥和鄰居伙伴李光富用板車把我拖回了家。

高考成績下來后，我以總分418分的成績名列全縣文科第二名（這一年整個宜城縣高考非常不理想，宜城二中沒有一個中榜的大專生）。

后被湖北大學歷史系錄取。

我終于終于如愿以償地考上了夢寐以求的大學。

　　宜城一中是我求學生涯的第二個學校，它給我的人生帶來了飛躍，使我由一個放牛娃一躍而成為在當時被稱為“天之嬌子”的大學生。

宜城一中的操場上，鯉魚橋水庫旁，都留下我許多朗讀聲和漫步沉吟的身影。

我永遠懷念和感激培養我的老師們，特別是第一個班主任劉新民老師（語文老師）和第二個班主任王世民老師（地理老師）。

　　三、享受孤獨：從中華古老智慧中汲取力量　　我想方設法獲得了宜城縣衛生院體檢醫生和湖北大學（當時叫“武漢師范學院”）體檢醫生的同情，他們給我網開一面，讓我蒙混過了兩道體檢關。

按規定三個月內發現身體不合格會被退學，所以，入學三個月之內盡管我的身體非常虛弱，肝區疼痛難忍，但我不上醫院，不暴露自己患有嚴重的肝炎病。

三個月后，我即到醫院檢查，肝炎已經非常嚴重了，學校立即把我送到湖北醫院第一附屬醫院傳染科住院治療，但效果不佳。

1983年初我休學回到宜城縣衛生院住院治療近半年，效果依然不佳。

1984年復學體檢仍不合格，是我說服醫生同情我的家庭和遭遇之后，醫生放我一馬才過關的。

復學以后，我又第二次住進湖北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治療一個多月。

我在醫院治療時，都采取的是中西醫結合治療的方法，是由經驗豐富的醫學專家采用最先進的方法、最好的藥物進行治療的，我自己也非常配合醫生的治療。

但是，治療效果都非常不好，最多只是暫時緩解一下，不久就復發，并且非常嚴重。

醫生們很擔心會惡化為重癥肝炎，都非常細心治療，多次組織專家會診。

第四次住院治療以后，我決心再也不住進醫院治療了，因為我知道醫院已經治不好我的病了。

我的病越來越嚴重，手掌出現許多小紅點即“肝掌”，頸胸出現“蜘蛛痣”，超聲波顯示出密集微波，鼻出血頻繁，肝區疼痛加劇，種種跡象表明，我的慢性肝炎病已向早期肝硬化轉變。

　　自從1981年8月體檢以來，我一直被病魔糾纏著。

被湖北大學歷史系錄取以后，我還擔任了班上的宣傳委員，咬著牙忍受病痛，認真學習和參加班上各種活動。

我沒有一天從內心里感到快樂。

隨著病情的逐漸加重，我非常擔心我會像我二姐那樣被病魔奪去年輕的生命。

為了減輕痛苦，我進校不久就研究起佛教和道教，從道教中我了解到中華民族有一種古老的治病方法——氣功。

早在1980年，我在一本雜志上就看到過介紹氣功治病的文章，但那時沒在意，當我從道教書籍中得知氣功可以治療疑難病癥以后，就在圖書館和書店搜尋有關氣功的書籍，認真閱讀，認真研究。

　　1982年10月，我在湖北大學圖書館看到北京畫院畫家郭林老師的《新氣功療法》一書，得知新氣功不僅能治療各種慢性病，而且能治癌癥，異常興奮。

但新氣功動作繁雜，不知道怎么練，我就練其它比較簡單的功法，例如，劉貴珍的內養功，馬禮堂的養氣功，以及站樁功等等。

我還向一個體育老師學習了太極拳。

但是各種氣功講究意守，講究調整呼吸，結果我練功出偏，出現了“著意”和呼吸急促混亂的偏差，我不敢再練了。

自從見到郭林老師的《新氣功療法》一書后，我就下決心到北京向郭林老師學習新氣功治病。

從1982年10月到1985年7月，經過近三年的積攢，我終于湊集了180元。

這180元中有60元是我投稿獲取的稿費，其余是節省和借來的。

　　1984年10月，我懷著萬分激動的心情給郭林老師寫信，匯報了我的坎坷經歷和病情，并表達了我已湊足錢準備到北京學習新氣功的決心。

郭林老師接到我的信后非常高興，指示她的女弟子徐嫣阿姨（真性紅細胞惡情增生癥即“紅血癌”患者）給我回信，讓徐阿姨叮囑我一定要帶照片以便辦理進公園的月票和坐公汽的月票，并特別安排我在北京紫竹院學功以便她親自教我（紫竹院離郭林老師家較近，郭林老師主要在紫竹院教功）。

為了不影響我的學業，郭林老師安排我在1985年暑假赴京學習，叫我一放暑假立即趕往北京學功。

我的信發出一個星期后即收到郭林老師指示徐嫣阿姨回的信。

接到信后，我萬分激動，熱淚盈眶，禁不住放聲痛哭。

我感到自己終于找到了救星，找到了希望。

　　1985年7月10日一放暑假我即踏上了開往北京的火車，經過一天一夜的旅行（那時是慢車）于11日晨到達北京，我直奔紫竹院，當天上午見到了徐嫣阿姨。

她告訴我郭林老師在半年前（1984年12月）因操勞過度突發腦溢血而仙逝。

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靂，我不禁失聲痛哭，并后悔自己沒能早日到北京跟隨郭林老師學功。

　　我們很容易把“崇高”和“偉大”這兩個詞同“國母”宋慶齡和科學家居里夫人之類的女性人物聯系起來，而很少用這兩個詞匯形容其她女性人物。

但我在這里要用這兩個詞匯贊美和歌頌郭林老師，我在這里要向青年朋友們說，郭林老師是一個崇高而偉大的老太太。

她是我們人類迄今為止第一個也是唯一找到了戰勝癌癥和各種慢性病癥的銳利武器的人。

她創編的新氣功是抗癌治病的法寶。

她不僅用新氣功治好了自己的癌癥（子宮癌），而且治好了成千上萬的癌癥患者。

　　郭林老師自幼喪父（兩歲時她父親犧牲，她父親是在孫中山領導的廣州起義中犧牲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首，敢死隊隊長林文），是孫中山發放的烈士撫恤金把她養大。

6歲即隨祖父（醫靈廟道士）習練道家童子功，及長，酷愛繪畫和書法藝術，青年時即成為轟動廣州市的嶺南派國畫畫家，濃墨重潑，大氣磅礴，是收藏家們競相尋求和珍藏的墨寶。

解放前夕，由臺灣返回大陸。

1956年由周總理親自指示調至北京國立畫院任畫士。

周總理珍藏的十幅畫，其中的“太陽紅”即是郭林老師的作品。

郭林老師青年時期顛沛流離，羈患諸病，但頑強不屈。

她愛國愛民，品性高潔。

二戰期間，日本人占領上海，慕其名望強令她做上海文化科科長。

她用跳進冰水缸里使自己受寒身患嚴重傷寒病的自殘方式擺脫了這一職務，逃離上海。

青年郭林只身踏遍祖國名山大川，寫生繪畫，遍訪高僧高人，屢得高僧高人指點，精通諸家內氣功、五禽戲、八段錦。

但傳統氣功治不了癌癥，從1949年至1959年，郭林老師因子宮癌及其轉移，做了六次大手術，子宮被全切除，膀胱大部分被切除。

郭林老師知道若不是她有古氣功的功底她無論如何經受不了這六次大手術。

1959年第六次手術后，郭林老師決心找到一種戰勝癌癥的方法。

她潛心研究中醫經絡學和佛、道、醫三家古氣功，對古氣功進行了大膽改革，變古氣功的靜功為行功；變古氣功追求細、綿、長的呼吸法為風吹呼法（這一方法在古氣功中是禁用的）；變古氣功的三關（調心、調息、調身）同度為“三關分度”；變古氣功的居家練習為在有草有樹、空氣新鮮的地方練功，終于創編了以“腳蹺、手摸、吸吸呼”為主的整套行功功法。

郭林老師用這一套功法不僅徹底治愈了自己的癌癥，而且1971年9月4日在經過十年的練功和研究之后，毅然決然頂著世俗偏見和政治迫害的危險把她創編的一套功法推向社會，治病救人，無私奉獻。

　　郭林老師仙逝后，她的弟子們繼承了她的未竟事業，繼續義務教功治病。

我在北京紫竹院學功49天加上來往的兩天時間共51天，整個暑假都在紫竹院學功。

教我練功的老師是前面提到的徐嫣阿姨（紅血癌）、劉桂蘭大夫（郭林老師的女大弟子，心臟病患者）、中央團校幼兒園的具本藝老師（郭林老師的干女兒，乳腺癌）。

她們沒有收我一分錢，完全是無私奉獻。

我住在北京師范大學學生宿舍，每天早上天剛亮即起床，晚上天黑才回宿舍，刻苦練功，認真研習。

在紫竹院練功的病人，絕大多數是癌癥病人，肝癌、腦癌、腸癌、白血病等，真是五花八門。

他們告訴我，練功之前吃不下，睡不著，弱不禁風，舉步艱難，練功之后，吃得香，睡得甜，前后判若兩人。

這些練功的癌癥患者告訴我，我的病是算不了什么的小病，只要堅持練功，到空氣新鮮的地方“腳蹺，手摸，吸吸呼”即可逐漸消除病痛，獲得健康。

我在這里還見到了癌癥明星高文彬老師，他是肺癌患者，手術打開胸腔，雙肺和縱膈已經布滿淋巴癌塊，證明廣泛轉移，失去手術意義，醫生原封不動地“關上”了。

通過練功徹底清除了癌細胞，癌癥患者們尊稱他為“癌司令”。

我還見到了腸癌患者于大元老師，他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性格豪爽。

看到這些在癌癥王國里被判死刑的叛逆，這些千方百計沖決病魔囚籠，爭取健康自由的勇者，這些用殊死的角力，一步一個吸吸呼，一個又一個地消滅癌細胞，一分一秒地從死神那里爭奪生命的角斗士，我看到了人類生命之火的光耀，看到了生存斗爭的壯美。

翠竹青青，綠荷碧碧。

紫竹院給我留下了永誌不忘的美好記憶，我在這里找到了希望、信心和力量。

我堅信郭林老師用我們中華民族老祖先傳下來的古老智慧治好了她自己的癌癥，也治好了那么多的癌癥患者，我這么年輕，生命力旺盛，慢性肝炎和早期肝硬化一定能治好。

我不再憂郁，不再彷徨，精神為之一振，眼睛為之一亮，從此，風雨無阻，刻苦練功，與病魔展開了近三年的馬拉松賽跑。

1987年我順利地大學畢業，以優異成績獲得了歷史學學士學位，并被分配到古隆中襄陽師專政史系工作，又經過半年多的刻苦練功，我徹底地戰勝了慢性肝炎和早期肝硬化，“肝掌”和“蜘蛛痣”消失，轉氨酶正常，CT掃描和B超可以看到不少鈣化點，說明以前肝臟損害嚴重。

乙性肝炎抽血化驗結果表明，表面抗原是陰性，而核心抗體是陽性，說明我已徹底治愈和告別了肝臟疾病。

　　在我瀕臨絕境的緊要關頭，是郭林老師創編的新氣功救了我，而郭林新氣功是中華民族古老智慧的科學結晶和現代應用，所以，說到底是中華民族的古老智慧救了我。

并且，在那病魔纏身的艱苦歲月里，是中華民族的這種古老智慧給我力量，給我希望，使我甘然享受著這種孤獨和苦行。

　　我在這里用了這么多筆墨描繪我這段與病魔頑強斗爭的經歷，目的是希望青年朋友們在人生的旅程中，如果遇到我類似的境遇，不要悲傷，不要絕望，要向郭林老師學習，用中華民族的古老智慧掃清前進路上的障礙。

　　四、山高人為峰：漫步隆中山的青年學子　　1987年6月25日，我從湖北大學畢業后被直接分配到襄陽師專政史系從事世界現代史教學工作。

襄陽師專坐落在風景美麗、環境清幽的古隆中山麓。

東漢末期，諸葛亮為了避亂和游學在隆中躬耕隴畝，隱居十年。

我每天都到隆中讀書、練功。

諸葛亮《誡子書》中的“靜以修身，儉以養德”的訓誡，隆中正門牌坊上赫然醒目地刻著諸葛亮“澹泊明志，寧靜致遠”的修身箴言，都時時激勵著我。

我覺得自己應當師法諸葛亮。

諸葛亮結廬隆中，一邊躬耕隴畝，修身養性，以待天時；一邊博覽群書，游學交友，運籌韜略。

我可以居住隆中，一邊練功治病，求得健康，靜待時機；一邊讀書教書，研究學問，著書立說。

　　在隆中練功不到一年時間，我已徹底戰勝了自己的疾病，從病魔纏身的囚籠中解放出來。

我的人生航標開始調整到研究學問、著書立說的方向上。

　　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思想鞭策著我。

我在大學里讀書時把精力主要放在中國歷史上，而在襄陽師專教書時教的是世界歷史，這兩者結合起來，使我在學術上能夠古今貫通，中西合璧。

　　父親的早亡、二姐的夭折、自己坎坷的人生歷程、史不絕書的中華苦難、歷史上和現實中的普遍貧窮，這些都使我不禁要問中華民族五千年發展了什么？1930年，立國只有150余年的美國在紐約建造了擁有102層，高380米的帝國大廈，72部電梯以400米/分的速度晝夜升降，美國只用了150余年時間便成長為一個地地道道的超級物質文明大國。

而這時的中國，毛澤東正領導工農紅軍與國民黨軍殊死搏戰，正所謂“黃洋界上炮聲隆”。

秦磚漢瓦已經發明了兩千多年，但絕大多數老百姓還住著低矮的破草棚。

這時的美國，電冰箱、吸塵器、洗衣機、小汽車已經普及到千家萬戶，而中國的老百姓還不知道什么叫電，對于電器更不知道是何方神物！我們中華民族五千年的發展還趕不上美國人150年的發展，到底是因為什么呢？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后，中國每二、三百年必然會出現人吃人、人殺人的大劫難，陷入治亂輪回，王朝更替的周期循環，有超過5億人口在大劫難中喪生，而日本天皇萬世一系，西歐莊園規模千年不變（中國“富不出三代”、“千年田八百主”），沒有陷入中國周期輪回的“怪圈”，這又是為什么呢？通過對中西歷史進行比較研究，我發現，在中國歷史上，被人們忽略的約定成俗的習慣性制度——分家制度，表面上和和氣氣，兄弟之間地位平等，平分家產，好像完全無害于人、無害于社會，但實際上是古代中國乃至現代中國一切悲劇的總根源。

　　中國傳統的分家制度導致的家庭經濟負增長和家庭人口正增長，是一條通向貧窮深淵的致貧之路，也是一條通向人吃人、人殺人的致難之路。

不得不承認，我們的祖先在處理人口生產和物質生產這兩大生產問題上，沒有歐洲人、日本人高明（西歐和日本在古代實行長子繼承制，家產不可分割，次子離家出走）。

對此，千百年來沒有人認識到這一問題，沒有人破解這一歷史啞謎，就連以“鑒以往事，以資以治道”而著稱的司馬光294卷本《資治通鑒》對歷代封建王朝覆滅原因的總結，也是不得要領的。

分家制度在中國歷史上就像希臘神話中的“斯芬克斯（Sphinx）之謎”一樣，如果不破解它，它會繼續吃人。

　　放眼全球，人山人海，如蝗如蟻，如洪如濤，地球面臨著前所未有的人災。

人類已不再是自然界的普遍一員，已由自然之主異化為自然之敵。

凡是受到良好教育、對人類未來命運關心的人，都對人口爆炸、環境污染、生態退化、能源枯竭，戰爭威脅等全球性的問題深切憂慮，希望人類能夠找到一條徹底擺脫擁擠、污染、貧窮、戰爭的道路，希望還一個清新的地球，得一個寧靜的世界，建設一個人人健康、富足、幸福的人間天堂。

　　可是，人口爆炸導致人口嚴重過剩，形成巨大的人口壓力，在惡化了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的同時，也惡化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使人類社會的各種矛盾日趨復雜和尖銳激烈，使人類許多美好愿望和美妙方案都付諸東流。

人類怎樣從擁擠、污染、貧困、戰爭中徹底解放出來呢？長期研究的結果告訴我，人類不解決人口過剩問題，人類將在“泥潭”和“怪圈”中越陷越深，永遠不可自拔。

所以，人口負增長的人口革命是人類通向自由和解放的必由之路，是人類由“地獄”通向“天堂”必須經過的“煉獄”階段，沒有人口革命的“煉獄”之火的鍛燒，人類將永遠痛苦地煎熬在“地獄”之中。

　　為了論證我的思想觀點，我四次奔赴北京圖書館查閱中英文資料，還廣泛進行社會調查，北到陜西，南下深圳，東至杭州、廈門，像司馬遷那樣“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為此，我欠下了一萬多元外債。

　　1993年11月至1994年9月，我用了10個月的時間完成了30萬字的《人口革命論》，全面系統地闡述了我的人口革命理論：人口革命時代已經來臨，人類人口由正增長，到零增長，再到負增長，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只有遵循這一規律，人類社會才能由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中國分家制度導致的家庭經濟負增長、人口正增長是中國古代社會一切悲劇的根源，現代中國要反其道而行之，實行一胎制和老人公社制，進行人口革命，改造社會結構，實現家庭經濟正增長，人口負增長；中國人口革命將是人類進步史上的一次壯麗日出，將為人類根絕苦難與悲劇，通向自由與解放開辟一條新路子。

　　《人口革命論》是我在隆中寓居九年的最大成果，是我貢獻給人類歷史的一部真誠作品，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驕傲的事情。

這部作品的超前性決定了她現在無法被世人認同。

但我堅信未來的子孫們會認識她的價值，我的這部作品也正是寫給未來的子孫們的。

　　在撰寫《人口革命論》的時候，正是我由29歲到30歲，進入而立年的時候，我經常徜徉在古隆中，經常登上隆中山巔放眼遠望。

日出日落，霞光萬道，蒼茫乾坤，人為靈長。

《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類是宇宙中唯一具有自我意識的物質形態，在人的身上，自然界實現了自我意識和自我改造。

人類完全有能力對人口進行改造和革命，減少人口數量，變地狹人眾為地廣人稀，極大地提高人均資源占有量，從擁擠、污染、貧窮、戰爭中徹底解放出來，由必然王國進入到自由王國。

徜徉隆中山，憧憬美好的未來。

那時的我如愚如癡，如迷如醉，在困厄和貧窮中，夜里孤燈寒坐，大年三十還奮筆疾書，一部30萬言的真誠探索之作，用不到10個月的時間完成了。

　　五、第二輪求學之路　　1994年9月《人口革命論》書稿寫作完畢，我請求襄陽師專的校長支持出版，他不予理睬。

我又寫了上百封信寄給一些名人和高官，沒有一個人給我回信。

其中，我給《人與自然》節目主持人趙忠祥寫信，因為我的人口革命理論就是要使人類主動地減少人口數量，回到大自然的懷抱，與趙忠祥推崇的自然主義思想相一致。

久久不見他回信，我給他辦公室打了一個電話，辦公室工作人員說，他的信件是由別人梳理的。

這時，我才明白，信件可能沒有傳到趙忠祥的手中。

由此，我知道依靠別人贊助來出版這本書的可能性不大，我不再給別人寫信求助了。

同年10月，我借了2000元錢印刷了1000本5萬字的小冊子《人口革命時代的來臨》。

我乘車北上北京，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天安門廣場、地鐵以及幾家大出版社散發，沒有收取一分錢。

我在北大書屋散發時，西安一位名叫張四軍的公司經理和他夫人一起在北大書屋購書，他翻了一翻小冊子，讀了“前言”之后對我說：“從前賈平凹還沒有出名時，我看到他的作品后我就對別人說，賈平凹一定會成為一個大作家。

我看到你的這個小冊子，我知道你一定會成為一個比賈平凹更了不起的人。

”我在天安門廣場散發時，一位老藝術家翻了一下書，問我為什么無償地散發小冊子，我簡要告訴他我寫《人口革命論》和這本《人口革命時代的來臨》小冊子的經過和原因。

他對我說：“你有思想和骨氣，你一定能成功。

”他把身上僅帶的5元零錢給我，并對我說，算是買這本小冊子的錢。

　　五上北京，到處調查，寫信求助，印刷1000本小冊子等，不僅花費掉了我的全部積蓄，也使我欠下15000余元的債務。

在現代經濟社會，有幾個青年會這樣做呢？若不是對真理的執著追求，對祖國的無限熱愛，對歷史和人民的高度負責，一個普普通通的青年教師會這樣做嗎？　　我幾乎每天都到隆中拜謁諸葛草廬，徘徊在諸葛草廬前，思索著出版《人口革命論》的方法，也尋找著自己的出路。

劉備三顧茅廬，請諸葛亮出山，我不是諸葛亮，現代社會也不會有劉備，只有自己主動走出隆中才對。

百思之后，我下定決心，走考研究生的道路。

　　英語是我的強項，應考又是我的特長，我已身經百戰，是從來不怕考試的。

我參加了1996年母校湖北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的研究生考試，當然是一考即中，成為一個正式錄取的社會研究生。

　　1996年9月，我到湖北大學研究處報到，檔案、戶口隨我一同進入湖北大學，從此開始了我第二輪長達十年的求學之路。

　　早在1998年研究生二年級期間，我用了15天時間提前一年完成了4萬字碩士論文《老子新論》，嘗試性地參加了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獻研究所和武漢大學歷史系的博士入學考試。

在華師考試中我的英語與人并列第一名，其他各課我自以為考得非常好，但不見成績，因為8個考生，只有一個錄取名額。

這一年，華中師范大學英語第一名的博士考生沒有錄取，恐怕是華師從來沒有的事情。

我同時參加了武漢大學歷史系的博士考試，英語成績65分（錄取分數線45分），但專業成績不理想，也沒被錄取。

1999年我又參加武漢大學政治與行政管理學院博士入學考試，英語67分第一名，總分356分第一名，但因《馬列經典選讀》只考了57分，差3分不及格，當然明眼人一眼就知道這是什么原因。

我決定到武大政院做一年訪問學者（1999年6月，我已碩士畢業），建立關系。

2000年第四次參加博士入學考試，輕而易舉地考上了武漢大學政院博士，2003年順利畢業，博士論文《毛澤東人口數量思想研究》。

2003年9月，我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做博士后，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科研項目的研究，直至2006年方可博士后出站。

六、寄語有志青年　　親愛的青年朋友們，你吃過垃圾堆里的半截饅頭？你有過為了應考三天三夜不睡覺的經歷嗎？你有沒有為了節約錢而破冰涉水過河？你有沒有過病魔纏身、九死一生的痛苦經歷？也許你沒有，永遠不會有。

但如果在你的人生旅程中遇到什么困厄、挫折、逆境時，我希望你不要灰心，不要絕望，希望你拿出自己的勇氣、信心和力量，不屈不撓，抗爭到底。

當你度過難關以后，你會發現，你所跨越的并不是鴻溝、天塹，只不過是橫在你前進路上的一個小水溝而已。

　　人生多艱，奮斗以成。

親愛的青年朋友們，希望我這三十九年的成長道路和奮斗歷程對你的人生有所啟迪，有所裨益。

若能如此，我將感到萬分欣慰，也達到了本文的寫作目的。

　　1994年7月16日，為了《人口革命論》的寫作，我到湖北省襄樊地區保康縣寺坪鎮石灰溝村進行社會調查，途中病重，面對云霧繚繞的青云碧峰，面對陡峭險峻的通天山路，是知難而退，還是迎難而上？我當時吟了一首詩，表達了我的決心。

面對蒼茫的大山，我抬起了頭，邁步向前走，不回頭，不停留。

即使轟然倒下，也鏗鏘有聲，不是木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