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在印度創業的中國記者的回鄉手記

歡迎關注“創事記”的微信訂閱號：sinachuangshiji　　文/胡劍龍　　來源：Epoch非虛構故事（ID：epochstory2017）　　臘月27，我拖著一只巨大的黑色行李箱，從印度班加羅爾回到湖北洪湖西岸的家鄉，這是我四年來第一次在老家過春節。

　　在鍵盤上敲打這篇文章時，我才意識到，過去三年的春節，我不是在世界各地旅行，就在準備去旅行。

　　2015年春節前，規劃去剛果（金）采訪，因簽證延誤，在燕郊的公寓里，我度過一個焦躁的春節。

三周后，在印度洋上的桑給巴爾島，對著藍寶石一樣不真實的海面發呆時，我接到電話，通知我拿到去美國的獎學金。

這是我“折騰史”的開端。

　　2016年春節，在華盛特區北郊一個叫銀泉的小城，我給班上十多個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和老師做了一頓“豪華”中餐。

這是我頻密的旅行里，難得的靜謐時分。

　　最近的2017年春節， 我在印度。

但大年初一那天，我是在新德里去孟買的火車上，還是停駐在令我咳嗽不止的新德里，記憶完全失焦。

總之，過去一年，我的生活，就像永遠不缺意外的印度火車，脫離了一個35歲的中國年輕人的“正常”軌道。

　　如今，我生活在印度南部高原的一個比北京還擁堵的新興城市，但我更愿意稱那里為家。

而江漢平原上的這個普通村莊，是家鄉，更重要的意義，是我父母、奶奶和外婆依然生活的地方。

　　催婚，并非中國特色　　在我們村，我是正面典型，也是反面例子。

　　“好好讀書，就可以像叔叔一樣，去國外。

”在不少場合，我被當著榜樣，展示給我的侄兒侄女（嗯，還有侄孫）。

在他們面前，我是個符號，代表知識改變命運，或者，寄托著村里同齡人的單純夢想，去遠方，跳脫出當下生活的種種限制。

　　當然，我沒有告訴他們，國外也許并不是美國，還有可能是印度——一個由各種玩笑和蔑視組合起來的國度。

　　反面跟我未婚有關。

小時玩伴里，不少人的小孩快初中畢業了。

　　“什么時候結婚？該結婚了！”在和鄉鄰碰面不得不打聲招呼時，這些玩伴永遠是最直白的。

　　我不時在朋友圈調侃家鄉的催婚戲碼。

其實，對待婚姻的態度，隨著閱歷見長，我變得愈發從容。

男性角色或許給我了一些便利，更重要的是，我已從全人類高度認識這個像“難民”一樣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

　　催婚還真不是中國的特殊國情。

　　在印度，這個“問題”同樣令年輕人頭疼。

索赫妮，印度知名女記者，來自加爾各答，我在新加坡亞洲記者項目里的同學。

　　你父母催婚嗎？和她在新加坡的食客中心喝啤酒時，我問她。

她說，就因為婚姻問題，她沒法和父母在一起生活，她選擇和祖母住在一塊。

“和你不一樣，我們女性身體里，成天有個鬧鐘在噠噠響呢。

”　　很不幸，在印度，逼婚、催婚的壓力大多落在女性頭上（至于為什么不是男性，后面會解釋）。

　　這次回鄉，父母和姨媽似乎達成某種默契，催婚調門不再像村頭的高音喇叭。

臨走時，父親也只是旁敲側擊：“今年家里需要重新裝修下嗎？”　　我不清楚，這是表弟表妹們不斷洗腦的結果，還是鄉村社會的進步。

　　印度父母和中國父母　　到家當天，母親指著院子里晾著的兩條秋褲，說這是你姐給你買的。

　　從印度回國前，幾番和她通電話，我們在“秋褲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的路線之爭。

　　在美國那年，我變成了一個時尚的、忠誠的不穿秋褲主義者。

母親得知，零下十幾度的天氣里，我竟然不穿秋褲，她嚇壞了。

這兩年，我們沒為這個少吵，在她看來，“秋褲”維系健康，“婚姻”則是安身立命之處，一樣都不可或缺。

　　自從我游歷的國家越來越多，母親對外國的印象越來越抽象，但也越來越具體。

　　在她眼中，外國分兩類：必須穿秋褲的和不用穿秋褲的。

美國是前一類，印度是后者。

　　無論在“秋褲”還是“婚姻”問題上，按照印度標準，我都是個不折不扣的忤逆子。

　　為什么印度男性不存在逼婚的問題？主流價值里，自由婚姻仍未被廣泛接受，包辦婚姻至今大行其道。

給自己兒子物色一個合適對象，更多被認為是父母的責任。

　　不止一次，我問班加羅爾的年輕司機們，你談戀愛沒？　　回答沒有。

　　那你不著急結婚嗎？　　司機笑笑，我母親會給我找的。

　　如果說，印度司機寬容包辦婚姻，我尚能找出理由，譬如，沒有受過高等教育，觀念還沒開化。

但印度精英階層，在歐美留學過的海龜，同樣不排斥包辦婚姻，就令我困惑不已。

　　另一位在美國的同班同學，2016年12月，她弟弟在德里結婚，她專門趕回去。

后來得知，她的弟媳是從印度相親網站上找的。

不過，他弟弟在德國工作，他父母經營著他的賬號。

　　類似情況在印度十分普遍。

中國城市的父母在相親角里為子女舉牌吆喝，印度父母的根據地則在相親網站，緊盯電腦屏幕。

　　包辦婚姻背后，也折射著家庭的權力結構。

在家庭場域，印度父母比中國父母享有更多權威。

　　回到家，我和父母說話，就好像在通電話。

說不了幾分鐘，我們就當著面掛斷了。

長時間的獨處和異國旅程，疏離感成了我個性中的新基因。

一旦被濃烈的情感包圍，我變得很不自在。

　　不過，春節期間，無論我起床，還是入睡時，母親似乎永遠在廚房忙碌。

我甚至吃到了自家地里的新鮮蠶豆。

四月份收割時，母親把它們裝在塑料瓶里，急凍，在冰箱理里待上大半年，等我和姐姐一家聚齊，然后解凍，和濃烈的散裝白酒一起下喉。

母親做的家鄉小吃，米團　　在湖北老家，春節少不了藕。

為了讓我們吃到口感更佳的藕，母親沒有去市場買。

去年，母親下荷塘，從淤泥里挖出來幾十斤。

　　母親用她調制的食物和我對話，我們好像都習慣了這種對話方式——中國式的對話方式。

　　在地上打滾的人　　和母親相比，我和外婆更近些。

她已臥床四年多，精氣日漸暗淡。

每次離開她，我都覺得，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回家的動力，相當一部分來自她。

　　站在外婆床頭，家長里短，我更自然。

反之，和父母的溝通，似乎還堵塞在青春期。

　　我大概算第一代留守兒童吧。

　　1995年，我開始上初中，靠種十幾畝水稻，家里入不敷出，更不用說我以后的教育。

　　1990年代開始，農業稅費開始在湖北急劇增長。

同時，農產品價格低迷，農民開始大面積拋荒。

這場系統性危機被學者溫鐵軍稱為“三農問題”，即所謂“農業、農村、農民問題”。

　　湖北作為傳統農業大省，糧食生產主要依靠腹地江漢平原，家鄉成為媒體解剖“三農問題”的切片，年年上南方周末頭版。

給總理上書的著名鄉鎮書記李昌平，和我來自同一個鎮。

　　父母那時候出過最遠的門，是省會武漢。

母親一個字不識，他們都不會說普通話。

但是，1995年春節后，父母決定去深圳養鴨，自此，他們缺席我敏感的青春期。

爺爺奶奶和外公外婆雖然無法填補父母的角色， 他們成為青春期的在場者。

外婆家離我家直線距離不到兩百米，她和奶奶的角色并無差別。

　　大年三十夜，外婆告訴我，她想回自己家里過年，即使在女兒家住了這么久，她仍不習慣。

但是，如果她能站起來回自己家過年，恐怕也會失望，如今的年味已經很淡。

　　在老家，只有兩項鄉俗未被拋棄：三十晚上，吃頓年夜飯；初一那天，給在世的老人拜年后祭祖；幾年碰不到面的家族成員，在墳頭上一起燒紙錢、放鞭炮。

　　這項儀式對我有特殊意義。

那些新添的墳頭，就像沉默之書，講述家族里的變故。

　　去年的新亡人是大伯，年前剛過世。

去年9月，在他家門口，我見過他最后一面。

他那時剛做完手術，手里攤著一本雜志。

母親說他腦筋和耳朵都不行了，我吼著問他，知道不知道我是誰？家鄉習俗，夜里要在鍋里點一掌燈　　他沒有猶豫，答出我小名。

但是，后面任憑我吼什么，他再沒答一句話。

　　我至今不解，他到底是如何認出我。

　　2000年左右， 父母在深圳養鴨失敗后，他們到湖南瀏陽走街串巷收廢品。

大伯一家也干著同樣的營生。

有回，去他們家串門，遠遠的看到大伯拉著一滿車廢銅爛鐵，正在上坡，身體幾乎要蹭到地面，伯母則在后面弓腰往上推。

　　這個情景令我震撼，2001年，我考上大學，多少與在瀏陽受得刺激相關。

父輩們在異鄉的遭遇，提前催熟我。

　　上墳前，母親在廚房里回憶，當年我去大學報到前，大伯還給我50元當路費。

我不知道，這需要多少車廢品才能換回來。

這有對知識的尊重，也有對我的期望。

　　剛到班加羅爾時，在一家臨街咖啡館，我和遠在美國的土耳其裔導師通過電話，她問我：你如何克服內心恐懼下這個決定到印度來的？　　正月初一，上墳時，我在燒紙錢，濃煙熏得睜不開眼，大伯母站在旁邊，不知道是和我還是大伯說話，“一輩子啊，都是在地上打滾打過來的。

　　她意思是說，大伯一輩子都在打滾求生。

這也是我要傳遞給我導師的準確答案，因為我也是個在地上打滾的人。

　　階層　　大伯的喪事是父親一手張羅的。

他去世時，他的大兒子、我的大堂哥在海南，另外兩個兒子分別在貴州和湖南。

　　父親在村里當會計，春節前，為了幾十塊錢的排灌費，大堂哥到我家，和父親起了爭執，差點把我家桌子掀了。

　　大堂哥已不年輕，50出頭，但還像年輕時一樣莽撞沖動。

我讀小學三年級那年，縣里特警在夜間摸進我們村，大堂哥和十幾位青年人被一網打盡，成為縣里著名的“流氓團伙”，他們還因此上了《知音》雜志。

　　在90年代末，在老家，村村之間的械斗仍很普遍。

大堂哥和他那些同案犯們，無一例外都是狠角色，不占上風從不罷休。

犯罪事實中的一條，因一起瑣事，打到鄰村，把對方的房子拆了。

　　大堂哥們囂張跋扈的去拆人家房子時，少不了我們這些跟者的“尾巴”。

家里人一度非常擔心我，怕步大堂哥的后塵。

　　只有在市場經濟的春風以不可阻擋之勢吹到村里，年輕人的精力才被消耗到流水線上。

　　如今，在適應了城市節奏后，我的堂哥和同齡人，也小有成就，大多在沿海地區經營早餐店。

在村里，我常常被一種不真實感籠罩，我的歸屬該和他們一樣，在深圳或者廈門的街頭賣早點。

　　其中的機緣，或者只能由命運解釋。

就像我的前同事袁凌所書，命運像是一副巨大的篩籃。

　　這也只是我這樣鄉鎮青年的矯情。

　　但從家鄉出發，我沒有上過學的母親，扛著被褥行李去深圳養鴨；從家鄉出發，我的兄弟們在深圳的工廠邊擺起一個早餐鋪子。

從家鄉出發，我不管是途經華盛頓，還是新加坡，如今在印度班加羅爾做一個要面向亞洲區域的科技媒體。

這并無本質差異。

　　或許是因為來自中國最底層，我仍然不適應印度依然分明的等級制度。

　　帕拉維·艾亞爾曾是《印度教徒報》常駐北京的記者，她曾撰寫《煙與鏡：親歷中國》一書。

在書中，她寫到一對在胡同里掃廁所的安徽夫婦。

他們并未因自己的工作而覺得低人一等。

　　而在印度，工作依然和身份有強烈的關聯。

在班加羅爾，如果你工資超過2500元人民幣，就可以請得起一位傭人做飯、打掃衛生。

因為他們的工資只有200到300元。

　　與中國保姆不同，印度傭人具有天然“低人一等”的意識。

譬如，我們在聚餐時，曾多次邀請印度傭人和我們一起享用，但從未成功過。

　　在中國，當下不平等的根源或許來自戶籍制度，而在印度，仍與敏感的種姓問題有關。

　　回老家前一周，我在印度北部旅行，在顛簸的鄉村公路上兩邊，油菜花已經盛開，田間散落兩層磚樓，像極老家的風景。

印度北方的農村　　在比哈爾邦的菩提迦耶，我待了四天。

白天，我在小鎮上的一間咖啡館內工作，傍晚到菩提樹下靜坐。

菩提迦耶之于佛教徒，就像麥加之于穆斯林。

佛祖悟道的菩提樹，依然枝繁葉茂。

后來的佛教徒們，在樹下修了摩訶菩提寺。

菩提迦耶的摩訶菩提寺和菩提樹　　立在摩訶菩提寺門口的一塊碑銘，記錄著佛祖一句平淡無奇的話：人是否成為婆羅門，唯一能決定的，乃他在世的行為，而不是出生。

　　佛祖出身剎帝利種姓，僅次于婆羅門。

他在2000多年前就試圖實行平等革命，而至今，這對印度底層出身的人而言，仍是桎梏。

　　你在印度挨打過嗎　　正月初三，離開老家去岳陽東站坐高鐵，姐夫在開車，我和姐姐坐在后排。

她問我：還在印度待多久？　　無論在中國抑或印度，這是我遇到的最頻繁的問題。

我常犯難，因為口袋里并沒有具體計劃，某年某月離開印度。

　　但提問者，無論中國人還是印度人，背后隱藏著一致的假設：印度只是我的中轉站，此地不宜久留。

看看多少印度裔在美國吧。

　　中國人對印度的盲目厭惡和優越感，則來自印度糟糕的衛生條件、時刻處于失控狀態的交通狀況以及駭人聽聞的強奸案件。

　　中國和印度互為鏡像。

中國基礎設施的進步確實令人震撼。

即便我們老家偏僻的湖鄉小村莊，自來水、公路已經通到每家每戶。

父親說，今年村里會通上管道天然氣。

　　而在班加羅爾，即便市區最繁忙的商業街HOSUR路，也是坑坑洼洼。

別說管道天然氣，我在班加羅爾的家里做飯，只能買液化石油氣。

而買一罐新氣，你需要提前一周向加氣站申請。

　　即便如此，每次在中國待上一周，我便迫不及待的想回班加羅爾。

　　這聽起來像是某種印度受虐癥。

但，不得不說，中國中產階級的收入可以讓在印度過得遠比中國舒坦。

　　“在印度，盡管政府所提供的服務一直不佳，但只要你有錢，就能生活得很滋潤。

因此，大多數德里家庭，只要負擔得起，都會購買家用發電機以及在花園里配備自用管井，以備停電、停水之需。

警察工作不力，所以許多家庭都請了私人保安。

”帕拉維·艾亞爾寫道。

　　在印度生活一年，她給我的回饋遠不止于此。

　　2017年是中印關系數十年的低谷。

自去年6月中旬，兩國軍隊在中國和不丹邊界對峙，一直持續到8月底。

近三個月時間里，甚至今年春節期間，仍有人不斷問我：那段時間，有沒有印度人打你？　　我一直嘗試解釋，印度東北七邦的民眾，屬于蒙古人種。

和我們長相幾乎一模一樣，因此，在大街上，很難分辨出你是印度人和中國人。

　　我沒有解釋的是，兩國關系不在狀態，但是我從未因中國人的身份，感受到普通印度人的敵意。

　　在洞朗對峙期間，我從班加羅爾機場去孟買出差，經過安檢時，保安先是和我用日語打招呼，發現我是中國人后，硬是拽著我，要我在一張小紙片上，寫下“nihao”，教了他四五遍，才肯放過我。

　　在班加羅爾大街上，經常發生交通事故。

和中國不一樣，一旦出現類似狀況，所有的人都會沖過去搭一把手。

　　這些在場的觀察，捅穿了我對印度的刻板印象。

印度依然貧窮，但在一些方面，也值得中國尊重和學習。

　　在印度，我也重新開始打量中國。

　　兩國關系緊張時，也未阻擋中國企業對印度的熱情。

當兩國外交部宣布對峙結束，騰訊就公布了對印度最大電商Flipkart的投資計劃。

　　阿里在印度的動作更早。

Paytm號稱印度“支付寶”，目前估值僅次于Flipkart，早在2015年，阿里就已注資Paytm。

　　不僅僅是阿里、騰訊這些巨無霸，今日頭條、滴滴、美團均已進入印度。

中國資本和企業在正重新塑造印度的創投格局。

　　而印度的創業企業也開始對中國產生濃厚的興趣。

2017年11月，我在北京接待了印度最大的連鎖茶飲企業Chai Point。

我帶著它的創始人Amuleek去參觀了三里屯的喜茶店。

我們三個人買了六杯茶，Amuleek還把喜茶的杯子帶回印度去研究。

　　中國科技企業走出國門，進入印度、印尼和全球市場，在新興市場掀起波瀾。

這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現象。

但遺憾的是，中國媒體卻集體失語。

　　當資本跨境流動變成常態，中國科技企業變得更加國際化，中國媒體已被甩在浪潮之后。

這造成中國和國外市場巨大的信息落差。

在班加羅爾的一年，我清晰看到這個巨大的裂縫，這也構成我創業的基礎。

讓外界了解的科技發展，同事，也幫助中國企業在全球化的道理上，提供有價值的資訊。

　　回印度之前，我在面試一位印度記者時，給他寫郵件說，我們現在從事的工作，談不上改變世界，但是，我們要改變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