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誠為何要賣百佳

上周末，香港市場傳出和記黃埔將要出售旗下連鎖零售企業百佳超市的消息。

因為和記黃埔與李嘉誠聯系在一起，而李嘉誠又是華人首富，在香港工商界擁有無與倫比的影響力，所以這則消息一出，便引起了高度關注，各界人士紛紛加以解讀。

市場關注點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百佳超市在香港的市場占有率33%，與另一巨頭惠康超市合共占有70%以上的市場份額，李嘉誠放棄這樣一個具有領導地位的企業，是否意味著不再看好香港，是否意味著香港的投資環境已發生變化?第二，從財務和公司戰略角度看，李嘉誠為何要在此時出售百佳，這反映了和黃集團怎樣的經營戰略布局?李嘉誠以精明著稱，他的一舉一動很具有風向標意義，但時至今日再將出售百佳一事與香港的投資環境、投資信心之類的宏大主題掛上鉤，確實是過度解讀，不過，將出售行為歸結為百佳發展空間不大，和黃集團需要為在歐洲和內地的收購擴張籌集資金等等，僅僅從財務角度來看待出售百佳一事又過于狹隘了。

筆者認為，上述分析忽略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背景，那就是《香港競爭法》的推出。

自120年前美國率先推出反壟斷法律以來，世界上大多數市場經濟國家都推出了類似的法律(各國稱呼有所不同，有的稱“競爭法”)，因為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從小資本主導到大資本主導，壟斷已經成為威脅市場公平運行的最主要因素之一，要保證市場公平競爭，保證消費者權益不受侵犯，反壟斷立法是自然而然的事。

香港經濟以自由聞名于世，諾獎得主弗里德曼曾盛贊香港是自由經濟的楷模，在傳統基金會歷年的經濟自由度排名中，香港也長期名列前茅。

這些都給人一種嚴重的誤解，以為香港在公平競爭、自由競爭方面特別出色。

事實上，說香港是最開放的經濟體絕對沒錯，因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港，除了煙酒毒品武器外一切皆可自由進出，說香港是政府干預最少的經濟體也是成立的，因為它產業管制少，很長時間內沒有最低工資法，工會沒有影響力，如果說香港是競爭最充分的經濟體，則與事實嚴重不符。

一個顯著的事實是，香港的房地產、基建、零售等行業集中度都非常高，大資本集團壟斷市場和妨礙競爭乃是普遍現象，香港經濟命脈為大財團所控制也是不爭的事實。

許多人從最自由經濟體的名號中衍生出香港是充分競爭的經濟體的認識，大概是混淆了政府不干預與自由競爭這兩個概念。

管制與反壟斷的執行主體雖然都是政府，但其作用是完全不同的，管制常常破壞競爭環境，影響經濟效率，但反壟斷的出發點則是促進競爭。

事實的情況是，香港政府管制少，為它贏得了最自由經濟體的稱號，但同時香港一直沒有反壟斷法律，香港市場許多產業競爭是非常不充分的，妨礙競爭的行為是非常普遍的。

撇開房地產不談，也不考慮基建、碼頭、航空航運，很少人能想象毫不起眼的零售業有如此高的集中度，并且屢屢出現濫用支配地位的事例。

家樂福曾殺入香港超市業，但很快受到雙巨頭利用供貨體系和掠奪性定價的絞殺，狼狽退出，另一家本地新進入企業遭遇也類似，在巨額蝕本后無奈退出。

曾經看過一條新聞，一家經營了20年的單體超市因為巨頭的到來而迅速結業，員工涕淚滿面，巨頭們之所有如此威力，是因為只要它們發現該超市的某貨品比自己的便宜，就禁止供貨商向其供貨，正是在這種典型的縱向壟斷打擊下，香港分散的零售業者發現越來越難有生存空間，大資本不受約束的力量不但破壞競爭，而且正在破壞原有的社區生態。

經過十幾年的爭論，《香港競爭法》2012年7月終于在立法會通過，雖然這部法律未明確具體的實施時間，但今年5月香港競爭事務委員會已開始招聘人員，進入組建階段，這意味著離法律正式實施又近了一步。

筆者認為，該法一旦實施首先受到沖擊的可能就是超市百貨業，因為雙巨頭的市場支配地位是明確的，而它們妨礙競爭的操作也早已為人所知，取證應該比較容易。

在這種情況下，百佳未來面臨的發展障礙肯定會較現在多。

加上在香港市民心目中，李嘉誠本人已由當年香港拼搏精神的代表，變為相當負面的擠壓普通民眾生存空間的大資本財團的象征，前不久其旗下的碼頭工人展開了曠日持久的罷工，矛頭就直指李嘉誠的貪婪。

這種社會法律環境的大變化，加上此時可能獲得較高的報價，應該是李嘉誠對百佳超市意興闌珊的真正原因。

以和黃良好的信用，到歐洲和內地擴張業務資金應該不是問題，加上超市本身雖然不是暴利行業，但利潤穩定現金流充足，能有效地平衡其它業務的波動，所以，單純從公司業務調整角度看，出售百佳的理由確實不足。

當然，上述分析只是筆者的個人推測，如果這種推論是準確的話，它至少可以給我們提供如下啟示：首先，反壟斷對市場競爭極其重要。

李嘉誠在香港可謂是呼風喚雨的角色，但在法律環境變化之下，他也不得不對自己的商業經營進行調整。

如果沒有反壟斷立法，或者像中國內地那樣有了反壟斷法律，但執法不力，同時任憑大量的行政壟斷暢通無阻，那么市場就無公平競爭可言，資本的力量就會野蠻膨脹，它不僅直接侵害消費者利益，而且扭曲市場環境，導致資本強者恒強，社會結構失衡。

孫中山先生進行革命活動的年代，大資本的危害已經在西方國家明顯暴露，故而他在提出“平均地權”的同時，還提出了“節制資本”的口號。

反壟斷就可以視之為“節制資本”的一個重要手段，今天中國經濟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結構性矛盾，市場壟斷和行政壟斷就是造成這種結構性矛盾的重要原因。

完善中國現行的反壟斷法，提高執法水平，鏟除各種各樣的壟斷，有利于激活經濟活力，也有利于建立一個更和諧的社會。

其次，反壟斷是一個復雜而艱難的過程。

香港遲至1990年代才有人呼吁進行反壟斷立法，進展也很遲緩，大資本的阻攔和意識形態的障礙是其原因。

在去年通過的法律文本中，對于并購的審查也只針對電信業，因為1990年代解除電信管制后，此行業獲得充分發展，老百姓得到了最大實惠，而對其它行業，競爭法尚無法進行規范。

對于中國內地來說，雖然反壟斷法已于2008年正式實施，但對經濟領域中普遍存在的妨礙競爭的行為產生的觸動非常有限。

中國的反壟斷事業任重道遠，只有將其上升到市場經濟靈魂的高度，并且以宗教般的熱忱去推動，才有可能取得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