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強東一夜白頭，任正非想要跳樓……中國企業家的剛硬與脆弱

馬云集結了全球4萬阿里人為18歲的阿里辦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成人禮，至今杭州的上空還響徹著幾萬人的歡呼聲。

然而，在這喧囂的背后，回蕩著馬云曾經那個略顯蒼涼卻無比性情的后悔演說：我有生以來最大的錯誤就是創建阿里巴巴，因為工作占據了我的所有時間……如果有來生，不會再做這樣的生意……我不想談論商業，不想工作。

這絕不是馬云的矯情！這個時候的馬云是無數個中國企業家。

吳曉波曾在多個日日夜夜里為一些遭遇大敗局的企業家而惋惜，為他們身上共同流淌的“失敗基因”而奮筆疾書。

然而，中國企業家的大敗局不是他們親手構建的企業帝國突然崩塌，而是常年過著喪家式生活。

中國企業家幾乎是最累的一個群體。

而對很多第一代創業者來說，他們的生活幾乎都是工作。

在很多人看來，那種生活幾乎是不可思議。

中國的企業家，只有企業沒有家。

宗慶后：從少年到白頭，依然堅守一線眼袋、皺紋、老年斑種種跡象表明，宗慶后老了。

年輕時雷厲風行，老了之后看起來和藹可親。

出生于1945年的宗慶后，創業30年來，每天工作16個小時，一年中200多天都奔波在市場一線。

工作幾乎是宗慶后的全部，他上班不是朝九晚五，而是朝七晚十一，從年初一上到年三十，幾十年如一日，而且他沒有什么享受，簡直就是為了工作而生。

部下們說，他雖然在杭州生活，但是已經好幾年沒到西湖邊去坐坐，看風景對他來說是一種奢侈。

從少年到白頭，宗慶后已經年過七旬，2017年娃哈哈成立30周年，而這位72歲食業老人依舊奔波在市場一線。

對此，宗慶后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苦慣了。

我小時候都是有一頓沒一頓的。

后來做生意也吃過不少苦，錢都是自己一點一滴辛苦掙出來的，但真的不太會享受。

”鐘睒睒：九死一生的農業生產之路2007年，鐘睒睒去江西贛州，看著漫山遍野的臍橙，他便以為好橙汁唾手可得。

于是，他很快就決定在那里發展果園，并建廠生產橙汁。

鐘睒睒不曾想到的是，因為這個倉促的決定，自己要付出十年的心血來彌補，農業遠非自己想像的那么簡單。

堅持，還是放棄?鐘睒睒選擇了前者。

有人說，是因為他的“軸”，不撞南墻不回頭;可在他自己看來，實在是形勢所迫。

“錢都投下去了，工廠也建起來了，哪還有什么退路啊?”“看起來不過是一個橙子、兩瓶果汁，農夫山泉卻為此走了非常多的彎路，幾乎可以用九死一生來形容。

”鐘睒睒說。

陶華碧：人生的路沒有平平淡淡的陶華碧，貴州人，一個沒上過學、連自己名字都寫不好的農村婦女。

卻憑借一罐老干媽成為國民公認的女神，并將中國品牌推向了全世界。

她丈夫早逝，剩下孤兒寡母，一個沒什么文化的女人帶著孩子謀生！她從擺地攤做起，慢慢積累，每天要扛著100多斤的擔子去賣米豆腐，并且為此落下了嚴重后遺癥，直至今日，仍膏藥不斷。

她曾被班車售票員推下車，為此她要走幾十里。

但是，這個不屈的女人，愣是靠著驚人毅力扛下來。

陶華碧說：“從年輕走到老，我覺得人生的路沒有平平淡淡的。

沒有經過風吹雨打，不算企業家；經過風吹雨打、日曬雨淋，才算真正的企業家。

有些企業家你別看他說的，要看他實際做的才是真功夫、硬工夫，拿都拿不出來是見不得太陽，是在溫室里長大的。

我們是見得到太陽，經過日曬雨淋、風風雨雨走過來的。

”劉永好：我們不是一夜暴富這位60多歲的董事長，歲月似乎在他身上沒有留下太多的印記，腳步輕快、心態年輕，似乎有一顆永遠不老的心。

“我們不是一夜暴富者，深知創業的艱辛與不易；我們企業的底蘊是踏實穩健的、生機綿綿的，因為我們的目標是創建百年希望。

一切務實、不講排場、不圖虛名，不抽煙，不酗酒、不打牌，每天開銷不超過100元，吃穿隨便，得體就行。

”富有但卻過著簡樸充實的生活，這是劉永好與許多成功者不同的地方；這是新希望多年來蓬勃發展沒有倒下去的原因！牛根生：只要努力，“屌絲”能逆襲成功1958，牛根生生于呼和浩特。

出生不久，為生活所迫，被生父母賣入養父母家。

據牛根生親自描述“因為吃不起飯，親生父親開價50塊錢把我賣了。

”由養母撫養14年。

1978年參加工作，成為一名養牛工人。

90年代的牛根生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到，自己后來會成為載入中國金融史冊的大人物。

那時的他，一個41歲的“老男人”，竟然要大老遠從內蒙古草原跑到北京來找工作，投出去50多份簡歷，連個面試的機會都得不到。

就是這樣的“屌絲”最后逆襲成功，創造了中國乳業奇跡。

褚時健：人生不要有太多計較，要向前走褚時健，曾經是有名的“中國煙草大王”，把紅塔集團做到了亞洲第一，世界前列的大型煙草企業。

后來，從人生的高峰跌倒了谷底，因受賄被判無期徒刑，獲得保釋后，75歲高齡重新創業，和妻子承包了一片2400畝的荒山，種起了橙子，以“褚橙”紅遍大江南北，再一次讓自己成為了傳奇。

如今褚時健已經是一個89歲的人了，還在摸爬滾打著。

褚時健說：“社會都是以成敗論英雄的，是不是果王，不是我說了算。

我是做事的，評價是別人的，我給自己打個80分吧。

”劉強東：京東面臨倒閉危機，一夜白頭體現劉強東的“老板”氣質，或許就是額前的小撮白發。

2008年，第一輪融資用光后的京東面臨著倒閉的危險，正值金融危機，沒有人愿意掏錢給一個不知何時能盈利的企業。

那段時間，劉強東一天見五個投資人，說同樣的話，得到的回答也是一樣：拒絕。

“對兄弟們那種愧疚、和痛苦一擁而上”任正非：半年時間都是噩夢，常常哭醒“我無力控制，有半年時間都是噩夢，半夜常常哭醒”、“研發失敗我就跳樓”，這是任正非在華為創業維艱期決絕說出的話。

那時他先后歷經愛將背叛、母親逝世、國內市場被港灣“搶食”、國外市場遭遇思科訴訟、核心骨干流失……他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依舊深感無力。

這位從小在農村吃苦長大，在部隊錘煉多年，外人眼里堅強如鐵的商業硬漢曾經如此艱難。

此后，在一封給華為抑郁癥員工的公開信中，任正非坦誠，自己“也曾是一個嚴重的憂郁癥、焦慮癥的患者”，他的身體還得了多種疾病，因得了癌癥動了兩次手術……為何這群人很脆弱？商業評論家王育琨在著作《強者：企業家的夢想與癡醉》中，這樣描述中國企業家的剛硬與脆弱：因為那太陽般的盔甲過于耀眼，人們的目光穿透不了那耀眼的盔甲，抵達不了他們的心靈。

在人們眼里，他們像那盔甲一樣的堅硬，直到有一天，那堅硬的軀體轟然倒下時，人們在震驚之余，不明白為什么如此堅硬的身軀會毫無征兆地坍塌。

這似乎也可以用中國歷史上流傳的一句話進行解釋：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也，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企業家表面看上去風光無限，而一旦選擇成為了一名企業家，如皇明太陽能董事長黃鳴所說，便意味著他的一生從此將與壓力、競爭、勞累、焦慮結伴而行，再也不得輕松。

企業家承擔著身體、精神的雙重壓力，負重而行。

1、大多數人是工作狂，積勞成疾“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句話用在企業家身上恰如其分。

企業家作為企業的一把手，經常面對千頭萬緒的企業發展問題，大多數都是工作狂，沒有睡到自然醒、沒有周末、沒有節假日，工作時間長、作息不規律，即使有病也一再拖。

李開復患病前，經常和年輕人比賽熬夜，半夜回郵件；網上曾流傳過王健林的一天作息表，他早上4點起床，健身45分鐘，工作量約是16小時；馬云一年飛行了800多個小時，平均每天2小時在飛機上度過，走訪了33個國家和地區；柳傳志講到他得病時，往往病好了第二天就又立刻工作，后來變成一個常態，經常地半個月左右就要犯一次；《史蒂夫·喬布斯傳》的作者艾薩克森說“喬布斯在死前一天還是在工作”……這種作息及高強度的工作在企業家中并不是少數，而如今89歲的李嘉誠、87歲的巴菲特還堅持在企業的一線工作。

 王健林一天行程表不愿意說累，似乎成為中國企業家的通病。

青島啤酒的彭作義突發心肌梗塞意外去世，大中電器的胡凱、愛立信的楊邁都死于心臟病，日本曾有12家大公司的總經理在一年內相繼突然去世，而這背后更多是積勞成疾，過勞猝死。

企業家如此拼命，長期高負荷工作，身體的健康狀態讓人堪憂。

而中高層管理人員上行下效，越來越多的人也被疾病、亞健康侵蝕，亦不容忽視。

2、背負的精神壓力巨大在郭家學想要自殺的那個下午，查出端倪的員工趕到辦公室。

他們說：如果你死了，你就把所有為了夢想而追隨你的同事們都害死了。

你死了是要大家心死嗎？你死了，父母兄弟孩子的痛苦你想過嗎？那么多幫助你的朋友的感受你想過嗎？你死了，幾萬名員工的飯碗怎么辦……這樣話語無疑一字一字地敲打著郭的心，身上有如此多的期望，生命已不只是一個人的。

人要好好活著，而好好地活著就是做有意義的事。

實際上，一旦一個人長期背負的期望、壓力過多時，這就很容易導致抑郁癥，企業家、一把手群體中并不少見。

法制周報曾提到一份公開資料，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已有1200多名企業家因為自己擺脫不了的心理障礙走向了自殺身亡的道路。

柳傳志在剛開始辦企業的時候，多次有過太大的驚嚇，他說“差點兒嚇出神經病來”，真格基金的徐小平自曝患過兩次抑郁癥，毛大慶在萬科轉型最艱難時期正值患上抑郁癥。

而互聯網行業最有名的抑郁癥患者，就不得不提到張朝陽。

張朝陽用“悲催”來形容他的2012年，他焦慮、抑郁，精神上常常處于一種外人無法理解的恐懼之中。

“我什么都有，但我就是很痛苦！”他最終選擇閉關一年，幾乎與世隔絕。

而等他重新在公眾視野中露面，世界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昔日中國互聯網教父級的人物帶領搜狐如何面對后來居上者，這也是他要面對的新課題。

企業家也許比外界想象的要承受更多，更為脆弱。

何伊凡曾在去年清明節時，總結了三十五位企業家的六種死法。

他發現每逢宏觀環境趨冷，出口不景氣，民間借貸崩盤、銀行收貸、反腐高峰，都會出現集中的企業家跑路、自殺，或者遭遇暴力傷害事件。

壓在企業家身上的 " 四座大山 "中國有一群堅持奔日子的人，一群愿意做大樹的人，企業家們正是這樣的人。

而吳曉波觀察到很多人覺得做企業越來越累。

企業家很脆弱，但他們更不敢病、死不起，為何？背后其實是民營企業面臨的困境，這些無疑是懸在企業家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1、處理政商關系大多要靠企業一把手馮侖曾總結了 30 年民企的三種死法，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商摩擦。

政商關系的問題是企業死亡率第一的原因。

湖畔大學研究企業死亡率第一位的也是政商關系。

中國的商業環境中存在著兩種資本形態的企業，一種是國有資本，一個是民營企業，甚至還被稱為非公企業，這種稱呼無意間也加劇了兩者的分化。

在前不久《財富》雜志公布的世界 500 強榜單中，中國上榜公司有 115 家，80% 的中國入榜企業是地方國企或央企。

民營企業的發展任重而道遠。

在很多領域，民營企業即使做得再好，也只能扮演跑龍套的角色。

而民營企業家亦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

辭職下海，棄官經商的梅永紅講過他在地方政府工作期間，看到很多官員對企業家吹胡子瞪眼睛，那種高高在上的氣勢令人心寒。

親、清的政商關系定調，給民企松綁，讓民企看到更多希望，但也需要企業家更有智慧地維護和經營。

尤其是一些在地方的大型民企，早期有公有資本參股，后來被充分授權，發展壯大至今，這其中的權力平衡并非一般人可以駕馭。

2、中國民企大多處于野蠻生長階段，內部管理跟不上除了華為、萬科、聯想、新東方等少數大型民企外，中國有超過 2000 多萬個中小企業，這是中國經濟的重要支撐力量。

在發展過程中，捉襟見肘、跌跌撞撞、死扛硬挺、野蠻生長，在奔跑中調整姿勢，這是中小企業的真實寫照。

中小企業在初創前期，幾乎一切的導向就是生存、活下來。

在這種背景下，建立合理而完善的人才梯隊管理制度是極大的奢侈品。

很多民企的一把手也扮演了精神領袖的角色，大權緊緊地握在自己手里，親力親為。

這更容易導致一家企業以創始人為大，嚴重依賴單獨的某一個人。

這也加劇了一家企業的風險。

3、很多第一代創業家沒有做好交班根據 " 新財富 500 富人榜 " 的數據顯示，我國 50 歲以上民營企業家占比為 67%，這意味著近七成的中國家族企業需尋找接班人。

未來五到十年內，我國將有 300 萬家民營企業面臨接班換代的問題。

麥肯錫上海區董事總經理張海濛先生曾在島君的采訪文章《民企轉型的三大動因、成敗關鍵、老板格局…這篇講透了》中提到：實際上，大部分第一代的創業人現在剛開始要交班的時候，就會發現時間已經不太來得及。

我認為現在很多的中國第一代創業家沒有做好交班，沒有對自己下一代的領導層做好安排。

選擇家族的內部人接班企業，這是第一代企業家的優先選擇，也是中國民企接班換代的最典型、最常見的模式。

新希望的劉暢、娃哈哈的宗馥莉、碧桂園的楊惠妍是目前已成功接班的 "80 后 " 二代。

而即便從小接受培養的二代也未必愿意接班，比如曹德旺的兒子曹暉。

也有越來越多的企業初創人選擇職業經理人的接班模式。

柳傳志把聯想的接力棒交給了楊元慶，王石把萬科交給了郁亮等等。

第一代創業家在沒有找到合適的接班人前，就意味著依然要奔波在企業的第一線。

4、外界輿論與資本的壓力小編曾在現場聽一個上市公司的董事長對自己的股東和員工說：公司股票能否持續增長，最大風險是我的身體是否出問題。

一個企業家對穩定或提高一家企業股票市值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也因此，一家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創始人或老大身體若有了異樣，公關部門采取的措施多是穩定軍心，守口如瓶。

而一旦一個公眾人物的病情被曝光后，很容易迅速成為各大媒體爭先轉載的頭條，也成為公眾關心的話題，比如喬布斯、李開復。

當喬布斯患有胰腺癌的消息在 2004 年被傳出后，整個 " 蘋果世界 " 陷入了一種恐慌。

一把手保持健康，不光是對自己，而且是對企業員工、投資人、資本市場的一種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