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想出局者：孫宏斌如何走出人生中最黑暗的時刻？

他曾站立于聯想分水嶺的潮頭。

是他點燃了聯想兩代人之間的觀念沖突，是他促使柳傳志改變了聯想的管理風格，是他的犧牲成就了聯想的權力轉移。

導讀：那天半夜，我們不可避免地又談到了柳傳志。

他站起身來，來回走了幾步。

“你說柳總他，業績做得一般，錢也不多，大家為什么那么愿意幫他？是會做人嗎？”在“孫宏斌前傳”中，柳傳志改變了他的命運。

“聯想前傳”中，他或許改變了聯想的命運。

無論柳傳志、楊元慶他們承認與否，有很多事情，包括“孫宏斌事件”，如果不曾發生在孫宏斌身上，也一定會發生在楊元慶或郭為身上。

這是聯想的宿命。

本文來自《聯想局》書稿未刪減版，已獲作者獨家授權。

書稿成稿于2003年，出版于2004年。

“老的那種領導人像丘吉爾、羅斯福，年輕的網絡經濟先鋒像楊致遠這些人，其實都是某一個機會促成了他們的成功，一下子，偶然的一下子……其實對于我來說也是這樣，偶然一下子，就變成了今天這樣子。

每個人都有一個關鍵事件、一個關鍵時刻讓他成長，那個事件對我來說是非常關鍵的事件……”一個男人節奏舒緩、語氣柔和地說。

這是個其貌不揚的男人，個子不高，微胖但不影響給人的干練印象，面容倒也和藹，只是總顯得很憂郁。

他經歷過難堪和痛苦的生活，感受過“最苦寒江似酒，將人醉過深秋”的抑郁，如今他已放棄了憤怒、壓抑和自怨自艾，坦然地接受了命運的安排，然后平靜得近乎冷漠地講述著往事。

有時候，如果心情不壞，而他又愿意陷入回憶，他似乎又看到了自己在監獄中的孤獨、絕望和正在進行的漫長一生，前面是清晰的、混亂的道路，后面則漆黑一片。

我們可以略微想象一下，一個習慣于演講的鼓動者突然失去了聽眾，他到底會是孑然屹立的英勇形象，還是寂寞無助的一個可憐蟲？“一天一天，在那里面度日如年，但是又度年如日，為什么呢？因為你每一天是完全一樣的，你往回看的話，你每一天完全都一樣，一年過去和一天一樣，但是過一天也跟過一年一樣。

我覺得度日如年，度年如日，高度統一了……那兩年，我每天，每天畫日子，一天一天地畫……”十年前，沒有人知道孫宏斌還能干些什么。

那時候，熟悉他的人都以為他將從此開始庸常的、漫無目的的人生。

如今，即使他自己也可能相信，他是偶然造就的一個時代英雄；在一些人眼里，他依舊庸常而神秘，但在另一些人眼里，他卻高大而偉岸。

他優柔寡斷、感性永遠多于理性、脾氣急躁、懶惰……他承認他曾走入局中，也曾被別人減掉，但現在他是加法哲學最忠誠的奴仆。

正是他的加法哲學，他的中國智慧，正是他這些并不出色的性格，正是這個充滿無數偶然性的大時代，讓他成為出類拔萃一代的代表。

山西臨猗人孫宏斌是一個充滿激情的人，他曾經對人大喊大叫，如今已極少失態；他的激情曾使他失去過自由，也給予了他聲望和財富；他曾經飛揚跋扈地生活，如今則像個平凡的生靈，平靜地生活在塵世中。

二在武漢水電學院讀完合流力學動力學后，他到清華大學水利系讀了計算流體力學專業。

他的專業要求他經常性地陷落到高精度緊致方法、邊界條件、網格技術中去，在流體物理和計算模型研究中觀察液滴與固體壁面碰撞和無粘流動與粘性流動的相互干擾。

這樣的生活并不有趣，但至少可以為他提供一份體面的工作。

在清華大學得到一張碩士學位證書后，他在中國環境科學院工作了三年，每天依舊與計算流體和計算氣體互相依靠。

在學術上他已經干得不賴，但他總覺得不甘心，他相信“這個東西，再做十年二十年也就這個意思”。

那時候的中關村已經開始成為魚龍混雜之地，豬還在村莊周圍嚎叫，雜草依舊覆蓋著街道，英雄和懦夫已在同一個舞臺上表演，權力者們正在自己的劇場上躊躇滿志，信通的金燕靜尚未東窗事發，四通的萬潤南亦未潛逃海外。

“那是真正的冒險家樂園，”有人說。

賣盜版碟片尚未成為一時之風尚，但攢機的生活開始讓很多人樂此不疲。

“下海”成為一種時尚，也成為那個時代改變命運的不多選擇之一。

有一次孫宏斌說：“其實我們說下海是從那個時候開始說的，那是真正的下海。

我們那時候包括我、郭為、陳恒六、楊元慶這一批人，當時下海還是學做生意，那是真正的下海。

在我們前面下海的那些人，老人多，學歷低的多，計算所很多人下海是因為在所里做的不好，聯想下海的這幫人，也主要是六室搞外部設備的。

做大型機的人，不會走的……”無論如何，在那時候“下海”，依舊需要點決心。

能夠讓孫宏斌放棄乏味但體面的學術生活，開始冒險家生涯的，不是一種試圖證明自己能力的欲望，而只是一種對未來人生的焦慮：“我覺得做生意最起碼看不到頭，而做學術能看到頭，最多就是高級工程師，或者弄個教授當當，一眼就能看到頭。

你基本上能看到你六十歲是什么樣子，比如說你當了所長，當了院長，都上能看到頭。

但是你要做生意，你卻不知道未來是什么樣子，前面都是未知的。

在當時那種情形下，誰也不知道如果做生意將來會怎樣……”是的，孫宏斌幾乎不會想到他日后將擁有天文數字一般的財富，也不大可能想到，通往這巨額財富的，是一條坎坷的道路，而這道路至少要越過一道監獄的大門。

“我最近看了本書分析領導人是怎么形成的，其實是很多偶然事件造就了領導人——比如說‘9·11’造就了布什，二戰時的羅斯福、丘吉爾，其實都是被一些事件造就了。

咱們過去說時世造英雄，就是因為時世充滿了無窮偶然。

一家企業的發展，甚至一個人的發展，也有很多偶然性，我去聯想事實上也是挺偶然的……”有一次他說。

1988年5月的某一天，偶然改變了這個年輕人的命運。

他看到了中國科學院新技術發展公司的招聘廣告。

他此前并沒有關注這家公司，那時候真正一時風云的是“兩通兩海”。

他撥通了招聘電話，接電話的人叫陳恒六，他正是招聘的負責人。

他們在電話了聊了一會，彼此感覺不錯，陳恒六似乎對他的背景頗感興趣，于是，他來到還未叫作“聯想”的聯想，加入了柳傳志布好的一個局中。

他躊躇滿志，卻不能預測自己的命運，而招聘他走進這家公司大門的陳恒六也同樣不能預測自己的命運，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將與這個陌生人產生絲絲縷縷的糾結。

三1988年聯想開始的大規模招聘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種涇渭分明的現狀，柳傳志在一次內部會議上描述說是“在我們公司整個人員結構當中，以年齡劃線的話，簡單地分成老同志和青年同志，老同志多數是所內的，青年同志多數是招聘來的。

”⑴年齡的差異、教育背景的不同、觀念上的交鋒，最終演變為新舊兩種文化上開始交織、碰撞、沖突，這種交織、碰撞、沖突最初還潛藏于地表之下，等到1990年春天，它就壓抑不住地爆發了。

而引爆它的導火索，便是一份叫《聯想企業報》的內部小報。

3月19日，聯想集團召開了第一期干部培訓班，說是要思考“聯想集團到底要辦成一個什么樣的公司”。

事實上，柳傳志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解決孫宏斌的問題。

在那天的講話中，柳傳志說他要從一個具體的人、具體的事情來分析，“首先以這次震動全公司的《聯想企業報》和企業部主任經理孫宏斌來作為剖析的對象”。

他說“小孫”有三條突出的優點：“第一條，他有非常突出的實干精神，勇于克服困難，拼命想達到自己的目標，要把5%的希望變成100%的現實；第二條，能把自己的工作分析地比較透徹，爾后制定工作方針，也就是說能夠審時度勢，懂得退出畫面來看畫的工作方式；第三條，有相當強的組織能力，能夠充分發揮屬下同志的積極性。

”但是，柳傳志也相信孫宏斌身上存在著不可原諒的問題：“第一，不注意公司大船結構的統一原則；第二，以自我為中心的思想比較強烈，管理方式上簡單幼稚，有幫會行為。

由于涉世不深，自我感覺過于良好，必須積累工作經驗，這是目前的問題。

孫下邊在公司工作就四種可能：第一種是可造就之大才；第二種是公司的危險人物；第三種是被磨練成庸才；第四種是憤而出走。

”⑵柳傳志用他一貫的手段表揚了企業部和孫宏斌，說“他們部里的氣氛給人一種蓬勃向上的感覺，有一種‘嗷嗷叫’的工作的感覺，這一點我自己親眼看到了”。

這預示著孫宏斌將面臨更為嚴厲的指責。

柳傳志說他在香港同時也看到了企業部出版的《聯想企業報》，看到了企業部的章程，看到了企業部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提法，也看到了主任經理主持企業部發展工作具有總裁賦予的所有權力，諸如進人、裁人、分公司經理的任命等提法。

“這使我著實吃了一驚，”他說。

于是他“及時”趕回京和李勤、胡靖宇商量對策。

十幾年后，柳傳志承認，這是惟一讓他感到“心里有點發慌”的關鍵時刻，而其發慌的原因，“主要是不了解局勢”。

與李勤、胡靖宇商量了半晌之后，他們達成了妥協：“第一，企業部不能有自己的章程，只能有總裁室批準下的管理制度；第二，企業部利益高于一切的提法無疑是荒唐的；第三，李總代表總裁室就企業部授權的問題是這么說的，就是在企業部工作急需擴大時，人事部沒有能力對他們的人員進行確定的時候，他們可以自己定人，然后到人事部辦手續。

另外，分公司經理的任命權是在總裁室，像這么大的問題要登在報上的話，一定要經總裁室的批準，但他們沒有經過，這樣做也是非常錯誤的；第四，一個部沒有經過總裁室的同意，不能辦自己的報紙。

這是一件大事，因為下屬的各個分公司只看《聯想企業報》，不看《聯想報》，只知道企業部，而不知道聯想集團，對我們的事業是怎么發展的，我們的全局進展到什么程度，是一無所知。

”的確，柳傳志可以容忍孫宏斌他們做各種各樣出格的事，卻不能容忍他們破壞他的布局。

有時候他不停地詰問他們：“在你們招聘新人的諸多問題之中，有沒有問過聯想集團為什么發展得這樣迅速？有沒有問過1988年、1989年公司的幾件戰略大事是什么？”他有些擔心下屬的分公司感受到的只是有聲有色的企業部，有血有肉的孫宏斌，而非有聲有色的聯想集團，有聲有色的總裁室。

“那對遠離總公司、不熟悉總公司的分公司同志們建立大船結構思想肯定是不利的，是不能允許的。

”四柳傳志希望聯想集團強調統一性，對有能力的人，只能形成“條條”，不能形成“塊塊”。

所謂“條條”，意思是互相制約地、互相協作地朝著一個總體目標前進。

“孫宏斌非常敞開地向總裁室表明自己的心跡，他們在為聯想大船拼命地工作，這一點我們當然非常信任，但是如果說我們給了他各種成塊的條件，比如說有財務、進口的各種權力，就很難說他們不由自主地不開小船。

”有一次柳傳志說。

他曾舉過一個例子來證實他的擔心：“比如講，公司里面一切營運都很正常，但就缺貨款，……總裁室就特例批了一次，后面又一次，總裁室又批了，到后來假若一切條件都成熟，只是差貨款，那么假若總經理不批準，就必然要形成矛盾。

形成矛盾后由于該部門在其他方面‘成熟’了，不要提供支援，就會出現反感，這也是必然的，再加上還有一個‘企業部高于一切’的工作綱領；假如《聯想企業報》自己就能夠說，公司還給了我們什么權力，不經總裁室認可，這報紙能行嗎？！”⑶盡管對《聯想企業報》的出現大光其火，感到“造小船”的危險已經密布于聯想集團之中，柳傳志還是對孫宏斌評價頗高：“《聯想企業報》第二期孫的講話我認真看了，確實很有思想……”然而，所有的評價都無法阻擋他對孫宏斌和整個企業部含混地傳遞出信號：他決不會容忍他們造小船。

他要查賬。

他要端掉這個窩點，消弭內心的隱患——“對企業部提出有兩點：第一是統一原則的問題；第二是考核和檢查分公司營運的情況，然后再考慮如何發展的問題。

”孫宏斌沒有感覺到這危險的信號，或者說他沒有發現柳傳志曖昧的表達背后的強硬。

多年后，他回憶往事說，他們開會時一切都還沒有跡象，“當時柳總講完以后，大家在一起吃飯，我來得有些晚。

后來胡昭廣也去了，說這就是孫宏斌，說咱們現在就缺這樣的人，年輕人就得有闖勁”。

3天后，那場著名的干部培訓結束了，常務副總裁李勤在總結會上又對孫宏斌和負責業務部的老賈(賈緒福)各打了二十大板，說是他們“開小船”，說他們“偏離大船結構的一些思想和行為，不是幾天內形成的”，說會議當中大家紛紛表示“誰違背了大船結構思想，誰就是違背了我們公司的天條，那么違背了公司的天條就要按公司的紀律行事。

誰敢于造小船，那就會受到公司的制裁……我們一定要把他們砸爛”。

李勤說孫宏斌他們“造小船的思想也是很明顯的，出的問題也是冒尖的，影響的面也是很大的”時，柳傳志插話說：“說準確點，造小船的潛在意識是很明顯的！”李勤又說如果各方面造小船的條件再給孫宏斌他們準備好一點，這種潛在意識發展下去，最后這條小船它必然要造出來。

“這不是說孫宏斌或者企業部本人怎么樣，不是說這年輕人思想上怎么就那么壞，它不是那么回事兒，那個事放在我的身上，我也要往造小船的方向去發展。

……因此就冒出了《聯想企業報》等等這樣非常突出的偏離大船結構思想的思想問題，使公司上下都引起了震動，甚至使有些同志思想上都產生了點混亂。

”李勤對孫宏斌印象一向不壞，他認為孫宏斌之所以成為“批判對象”，固然有他本人的原因，但也少不了賈旭福的煽風點火。

事實確也如此。

所以，李勤又頗為嚴厲地說老賈很多方面都有問題，說老賈在這次培訓班上的態度是不端正的，并沒有認真檢查自己。

他本來認為老賈的一些問題可以在比較早地跟他談一談，但后來他和柳傳志分析了一番，覺得這些問題早就與老賈談過，再談就沒什么意思了，“談完后嘴里承認，在下邊還是這么干就更沒意思”。

李勤說他們想在這次培訓班上徹底解決老賈的問題，說老賈應當看到這一點，但實際上卻并未看到；因為老賈開會的時候反駁對他的批評說：“領導上知道我的問題，下邊也知道我的問題，我不知道我自己有什么問題，我希望領導能給我擺個十幾條出來。

”這種死不認賬的態度叫李勤和柳傳志很生氣，覺得這是老賈的“叫板兒”。

李勤說：“叫板兒的方式到這兒來談，我認為絕不是一種正確的態度，參加會議的所有人沒一個這么說問題的。

”事實上，老賈一直在叫板兒，李勤發現在與孫宏斌對局的過程中，“老賈在一些言論和行動當中，就是堅決不支持企業部的工作，而且也不同意別人支持”。

“這個思想根源到底是什么？”李勤說，“應當認真講，老賈始終沒把這問題說清楚，到底思想根源是什么？是不是企業部發展起來就認為自己的飯碗沒了？就從這種狹隘的個人或本位主義的利益出發來考慮這些問題呢？……總之，我們希望老賈一定不要辜負我們的一片心。

老賈你也不能逼著我們做出‘揮淚斬馬謖’的事。

”孫宏斌對李勤的各打二十大板已無印象，他甚至不記得自己在隨后的討論中，面對各種各樣的或嚴厲或溫和的批評，信誓旦旦要“來一個急轉彎，來一個猛醒”。

李勤常務副總裁后來說“這是必要的”，否則“肯定會捅出大漏子”——“作為孫宏斌本人和其他同志對這問題的認識，還有待進一步提高，但就發生這樣的問題是應該猛醒……要不然你這個年輕人老是自我感覺這么良好，老是自我意識這么強，(老是覺得)你(自己)干每件事都是無可非議的。

由于你的資歷(淺)，由于你涉世的深度(不深)，(我)肯定你逐漸會捅出大漏子。

”⑹一切看似風平浪靜，波瀾不驚，事實上暗流依舊洶涌，只是短暫平息而已。

幾天后，孫宏斌果然捅出了“大漏子”，正是這“大漏子”使他失去了四年的自由，使他成為聯想歷史上著名的“孫宏斌事件”的主角。

而當年被李勤威脅要“揮淚斬馬謖”的賈緒福則穩穩當當地變成了聯想功臣，至今依舊端坐于“元老院”中，細細回味自己這零零碎碎的一生。

偶爾，他也會談到孫宏斌的時候，也會忍不住炫耀自己當年對局中的成功：“每一個人進公司的目的不同，聯想有計算所170—180個老職工，他們現在大部分都退休了。

他們受到的是黨教育，把聯想當成自己的事業。

年輕人就是臨時觀點，好像不分白不分，不撈白不撈……”五使孫宏斌成為聯想罪人的“大漏子”碰巧捅在了柳傳志身上，說它碰巧是因為干部培訓班結束后，柳傳志去企業部給孫宏斌和他的下屬訓話，碰巧孫宏斌不在，便演化為一場劇烈的吵鬧。

柳傳志依舊是在干部培訓班上的那套話，說孫宏斌還是干得挺好，但管理上有幫會成分；說企業部成績很不錯，但有“早小船”的潛在意識，而且還很明顯。

他剛說到這里，底下便有幾個人站起來說：“柳總，我們不是幫會。

我們沒有幫會成分。

我們管理機制還是挺不錯的。

”一個人說完了，便有另外的人跟上，逐條逐字逐句地反駁。

柳傳志沒怎么搭理他們，接著講了下去。

底下的人見柳傳志頗為頑固，就不停地站起來解釋和反駁。

秩序一時混亂，會議也就無法持續，戛然而止。

柳傳志陰沉著臉離開會場，他已經確信他到了必須動手的時刻。

這次不愉快的會議后不久，周玲秀找到孫宏斌，詰問他：“怎么能這樣？！”“我說怎么了？”……相互的詰問也以不愉快收場，柳傳志便與孫宏斌進行最后一次“交易”。

孫宏斌說，柳傳志跟他談要他把那幾個人家伙給開除了。

“我不能開除，”他說，“柳總我不能開除！”在孫宏斌的記憶中，柳傳志跟他談過好幾次，最后一次跟他談的時候，柳傳志說：“小孫你是要我，還是要那幾個‘青瓜蛋子’？”他的潛臺詞很明顯：你到底選擇“加我減他們”還是選擇“減我加他們”？孫宏斌沉默了半晌之后，說：“我要那幾個‘青瓜蛋子’……柳總，我把他們開除以后，我在這個部門威信何在？我沒法管了，我干不了。

如果他們真有問題，我肯定會開除他們。

我對他們評價不壞，你并不了解他們，都是因為他們給你提了點意見。

現在不能因為這件事就要開除他們，這叫我以后怎么管？”那時候，二十來歲的孫宏斌并不知道那是柳傳志對他的暗示，最后一個暗示。

孫宏斌最終的選擇是告訴柳傳志：“堅決不開除！”他并不知道柳傳志對他們寄予了多大的希望，直到后來他才略微清晰：“……我一直覺得他在那個環境里面身不由己——包括他對整個局面的把控和與老同志的溝通，包括他的位置。

到了元慶那時候，柳總對整個局面的掌控和對老同志的處理，都已有了非常成熟的想法了。

”多年以后，孫宏斌頗為感慨地說：“我性格還是比較剛，所以我跟柳總這種碰撞，其實很多地方現在看來是誤會，很多地方是性格上的碰撞。

如果我要是稍微……就沒這事了。

柳總可能也沒這事了，性格的碰撞啊……”他相信，正是他最后的選擇，為他打通了通往監獄的道路。

“其實那件事情最大的沖突就在這里，最終激化就激化在這個地方。

”而那一場情感上的抉擇，那一次推心置腹的談話，那間會議室，那戲劇化的場景，那種種矛盾和沖突，那內心的痛苦，如今仍時常找到他，使他對那片刻的記憶清晰如昨。

也只有到了那時候孫宏斌才終于明白，他并不僅僅是為了幾個“青瓜蛋子”做出了犧牲。

事實上，他更多的是為自己的性格和兩種文化的沖突做出了犧牲，為一個“聯想局”做出了犧牲——為了大局，柳傳志請他出局了。

他相信，所有矛盾的爆發都因為文化的沖突積累到了一定的程度。

他記得郭為剛到聯想的時候也很橫，說什么“不想當元帥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就是要當元帥”之類的話，很是讓一些人不快。

現在，所有連續性的矛盾都聚集在這一刻，它們迫使柳傳志做出最后的決定，而這決定幾乎毀掉了孫宏斌的整個人生。

自從1988年來到聯想之后，孫宏斌確實干得不賴，這使他贏得了柳傳志和李勤的信任，也使他的職位和權力迅速飚升。

沒有人懷疑，在柳傳志布下的“聯想局”中，他將扮演一個更為重要的角色。

事實也是如此，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他從普通員工變成了主任經理，而在他被柳傳志端掉前夜，他還獲得承諾將出任業務一部和業務二部合并后的業務部的總經理——盡管這事實上只是柳傳志端掉他之前的緩兵之計——與他幾乎同時進入聯想的楊元慶獲得這樣的權力時，已是1994年的春天。

孫宏斌權力的迅速膨脹至少讓一些“創業者”不安，這個新的“入局者”使他們感到威脅。

孫宏斌說有一些人始終對他不放心：“柳總他不知道實際的情況，而老同志一直在向他反映我們的‘問題’。

我想肯定有人向他反映了，不然他怎么會知道？柳總肯定對我有些不信任，但是我干的還行……”在孫宏斌的記憶里，柳傳志因為不信任他，有一次就親自跑去了長沙跟當地員工交流。

他們交流的效果似乎不錯，那些人都說分公司和孫宏斌的管理挺好。

柳傳志后來也承認他們干得不賴：“……從(1989年)10月份起，企業部建立了13個獨資分公司，營業額據報達到了2400萬。

在解決干部的配備問題上，他們有創新思想，敢于進有能力的人，這對于我們有震動，有思想突破。

”但孫宏斌和他的下屬們實在太強勢了，在與“創業者”的對局中，他們贏得了權力也贏得了被減掉的危險。

他們的權力之大也讓總裁室感到難以控制，而他們的行動又給總裁室種下了“太獨立”的壞印象。

這一切逐步地累積，終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很多人的記憶里，孫宏斌似乎很有一套手段來駕馭他的下屬，這點令柳傳志也佩服不已：“那些人的確都很聽他的話。

我聽說后來在監獄里，別的犯人也都很尊敬他；到了他后來辦公司，很多女員工都暗戀他……”畢顯林記得他陪柳傳志去聽孫宏斌他們的一些會議時，他跟柳傳志剛一進門，整個屋子里的人就跟軍隊一樣，“騰”一下起立，看著孫宏斌的臉色和他的口令。

等柳傳志他們都進來以后，孫宏斌喊一聲“坐來”，他們才都一起坐下。

“孫宏斌那是一呼百應，我很佩服，這小子這么年輕，就管理的這么好，真是跟部隊一樣，而且他們的口徑又特別一致，心又特別齊，弄得挺好，”畢顯林說，“不久以后，我就聽說他出事，說他們要拉出去另立山頭。

”盡管沒有另立起山頭，這個人還是讓柳傳志感到些許恐慌。

在“孫宏斌事件”之后，柳傳志給孫宏斌的下屬們總結出三句話：“只聽孫總的，假裝聽李總的，不知道有柳總。

”“不知道有柳總”是因為從1988年開始，他大部分時間都在香港，“只聽孫總的”使他相信孫宏斌的管理有幫會成分。

六1990年3月下旬，干部培訓班后幾天里，事態的發展漸漸地脫離了孫宏斌的控制。

而他和他的“兄弟”們的不冷靜，最終促使柳傳志下手。

促使柳傳志最終下手的，是孫宏斌他們的一次聚會。

有一天，整個企業部的人在北大勺園餐廳開會。

他們的情緒異常激烈，就連孫宏斌也十分激動，覺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

自從柳傳志要他開除那些“青瓜蛋子”以來，他就被這種委屈包圍了。

在那天的會上，有人激動地說應該卷款逃跑，也有人說要趕緊獨立，把貨款轉移走。

有一個密探向柳傳志告了密，所以當天晚上柳傳志便約孫宏斌進行了最后一次談話。

柳傳志與孫宏斌談話的地方在科學院南路老聯想的辦公樓，平常孫宏斌他們辦公的地方在中關村大街，與四通在同一棟樓上。

孫宏斌到來的時候，柳傳志并不知道孫宏斌的幾個下屬也尾隨而去。

柳傳志告訴孫宏斌，他已經知道了北大勺園餐廳聚會的事情，也知道了他們激烈的態度。

孫宏斌記得：“柳總說，他是一個非常強的人。

他說我領導不了你，咱們倆都受到沖擊。

他說在香港的時候，看到你們企業部的小報寫的東西，這個東西只有你能弄得出來，別人們都弄不出來。

”孫宏斌在他們的“小報”上寫的文章是討論“當前的形勢下業務該怎么干”，但有了勺園的聚會之后，再討論怎么干已經毫無意義了。

“后來他說咱倆當不了同事，他說這樣咱倆好合好散，咱倆做不了同事做朋友。

他說你自己到分公司去，隨便選一個，你要愿意干哪個都行。

當時我沒聽明白，我理解是無論哪個分公司讓我選一個自己去干。

后來我說不必了，我說柳總我還年輕，我才二十幾歲，我自己再去干。

我說不必了，我自己走。

他最后一次跟我談，第二天就……”事實上，在與孫宏斌推心置腹地進行了最后一次談話前，柳傳志已開始著手布局，安排各色人等秘密行動，以求一舉端掉孫宏斌。

他已經絞盡腦汁想出了端掉孫宏斌的辦法。

多年來，每次遇到讓他感到棘手的問題，他都要殫精竭慮老半天，從他所深諳的中國智慧中找到解決問題的謀略。

最初他想先把孫宏斌控制起來，可那樣算是非法拘禁；后來他派人去找公安局，公安局的答復是沒有任何證據，不能抓人。

于是柳傳志就與派出所商量了一下，以其他的借口將孫宏斌“軟禁”了。

這便是柳傳志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而這“非常時期”，就是他所謂的聯想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

柳傳志召開了一次會議，住在清華大學的孫宏斌也參加了會議。

柳傳志在會上宣布，他自己擔任企業發展部經理。

孫宏斌被解職了。

會議結束的時候，孫宏斌的腦子中嗡嗡亂叫，他甚至記不清后來發生了什么。

一切都太突然，一切都出人意料。

更令他意外的是，他被“軟禁”了。

“開始在西苑賓館，有一堆人看著我。

我在睡覺時，每天晚上床邊坐兩個人看著我，怕我自殺，我卻呼呼大睡。

”負責看守他的那幾個對他很是佩服，態度也還和藹。

一個叫郭華的說：“看來你還真是個人物，還能吃能睡，呼呼地睡。

”孫宏斌說：“我是累的，天天都累。

”從那時起，孫宏斌就失去了自由。

但孫宏斌還是整夜整夜都沉浸在平靜之中，他有時候會忘乎所以地感到事情并不嚴重，浮想聯翩，眼前出現自己恢復自由后要描摹的藍圖。

他相信自己會得到安全和自由。

“我一直堅信我沒有事，如果有事的話，我可能就逃了”，他說，“當時要走還是有機會走，可是一直堅信我沒事。

”戲劇化的場景不斷上演，先是一個姓楊的人要拿走他的BP機，他們發生了沖突，七八個人差點演化為一場暴力游戲。

幾天后，當他被轉移到北京西北郊的東北旺時，又上演了他的幾個下屬“劫獄”的戲劇。

看守他的人和拯救他的人手持家伙對峙時，他站在房間的門口，大聲呵斥他們，要他們馬上離開。

他們果然聽話，乖乖地離開了。

即使被送入看守所，孫宏斌也未曾想到他的幻想將告毀滅；即使拿到海淀區法院的判決書，他也從來沒有相信他會有罪，會被判刑。

但是現在，他不再欺騙自己了。

他知道，一切的反駁和反抗終將變成毫無意義，惟一可以安慰他的，是聯想集團最終還為他求了點情，少判了他幾年。

很多年之后，已經東山再起的孫宏斌與柳傳志聊天時才明白，到底是什么力量將他推進了監獄的大門。

是柳傳志，是許多個柳傳志，他們都把這當成了聯想集團生死存亡的大事；是他那些情緒失控的下屬，是許多個講義氣、重感情的“青瓜蛋子”，他們要拯救他，卻差點毀滅了他。

“因為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幫人在做事，其實當時前前后后就那么幾天時間……到現在我也不知道他們說了什么過激的話，可能柳總都知道了……僅僅過了幾天時間，我就已經無力控制局面了。

”有時候孫宏斌會感到沮喪，他覺得他們的那些話如果在一年內，甚至在兩個月內說的話，他都能控制局面。

但是，在局勢最混亂的幾天里，在每個人內心都充滿憤怒的幾天里，在他被“控制”起來的幾天里，他已失去了控制局面的一丁點能力。

然而，所有這一切最終會歸咎于他個人，這是他必須承受的宿命。

事過境遷之后，他自己倒也坦然：“現在我也覺得，你作為領導的人，有的功勞是你的，有的委屈也是你的。

因為有些功勞本不是你干的事算你頭上了，所以有的委屈也并不是你的事，算在你頭上也很正常。

為什么別人干活，都算你頭上？因為你是總經理……每個人都在受偶然性影響，我覺得每個人都得認，不管好的壞的都得認，……要那幫人不胡說八道就沒事了。

”他也從來不相信自己手下的那些年輕人有多大壞心，能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來，更不相信他們是黑社會。

“他們都是年輕人，他們比我還年輕”，他說，“當時那種氣氛下，他們說了一些過頭的話，再加上當時聯想老同志又比較多，于是便促發了這件事。

”那段歷史于是就變成了一段蒼白的記錄：“1990年5月28日，孫宏斌被北京海淀警方刑事拘留。

10天后，被正式逮捕，案由是挪用公款。

1992年8月22日，在海淀看守所經過漫長的27個月后，孫宏斌接到了刑事判決書，他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罪名是挪用公款13萬元。

1994年初，孫宏斌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減刑1年零2個月，1994年3月27日刑滿釋放。

”是太多的偶然性促發了這件事，是太多內心的沖突促發了這件事。

傳說中的卷款潛逃并沒有發生，但孫宏斌依舊被判了5年徒刑。

或許在1990年春天，必須有一個局中人站出來解決當時正在交鋒的兩種觀點，以自己的出局來撫慰兩代人的內心，而這個人碰巧是孫宏斌罷了。

而對于柳傳志來說，一面是當年的“老兄弟”，他們無力駕馭這批年輕人帶來的新觀念和新的生活方式，一面是一個叫孫宏斌的“刺兒頭”，要他做出一個加減法(加N減1)選擇，幾乎無須耗費任何時間。

“我是把很多本該發生在三年里面、十年里面的事情，集中在一年里面，或者三個月里面發生了。

”有一次孫宏斌說。

現在，孫宏斌變成了一個囚犯，他生活的場景已經改變。

一間牢房里面住了三十多個人，他每天的生活就是畫日子，一天一天地畫，一天一天地想離開這無限漆黑的生活，想出去大吃一頓。

“不知道什么叫油水，真的沒有油水的話，你可以吃很多特別油的東西。

沒有糖水你可以吃很多巧克力，因為你身上缺糖了。

你缺油水，肥肉你可以吃三斤……”即使缺乏油水，他依舊沒有瘦下來。

他吃什么都長胖，主要是因為不怎么運動。

他在號子里面也挺受尊重，可能因為他是清華大學的碩士生，在號子里面屬于超級知識分子。

在那里，他學到了一些流氓的黑話，譬如“走的是面，玩的是腕”，懂得了“在江湖上，在流氓的江湖從來不是靠腿、胳膊粗”。

七1994年3月27日是孫宏斌永遠忘記不了的日子。

在這一天，他刑滿釋放。

那天他走出監獄的大門，看到了自由世界的第一抹陽光，呼吸到自由世界的第一縷空氣，開始設想自己的未來。

他在監獄中得到的一切，平和、冷靜、像個哲學家一樣思考問題，看起來馬上就要派上用場了。

他在監獄里已經思考過未來。

那時候他老婆去探監，說她媽一個月給她200塊錢去看他時，他就決定要介入房地產經紀這行當。

那時候賣房子的、幫別人賣房子的和房地產信息的都已悄然興起，吸引孫宏斌的，是這個行當不怎么需要錢。

他沒有在北京逗留，沒有與那些期盼與他見面的人喝酒、聊天，講述監獄中的生活。

他要告別過去，告別1990年春天的世界，一個殘酷的人的世界。

他當天就回到天津，不久后便開始做房地產代理。

辦執照時費了一番周折，不過這難不倒他。

他的公司名字最終確定為“順馳”，意思是一個姓孫的人的公司。

在孫宏斌走出監獄大門前的第18天，他與柳傳志見了4年來的第一面。

那一次，一位教官(他們都叫“政府干部”、“隊長”或“干部隊長”)派他出去買個軟件，他就找了個人與柳傳志聯系，說是想見一面。

中午的時候，他跟柳傳志在新世紀飯店樓頂上的那家川菜館吃了午飯。

他告訴柳傳志自己準備做房地產代理，柳傳志問他：“你行嗎？有什么優勢？”他便將自己的設想和盤托出。

柳傳志說：“如果要什么的話，我個人，包括李總，包括張總，我們以個人名義入點股，投點錢……”盡管他婉拒了柳傳志的提議，他依然很感動，其實當時已經有一些朋友愿意出錢幫他東山再起，也都被他謝絕了。

他們不可避免地談起了往事，談起了1990年的春天。

已經從絕望中走出的孫宏斌對柳傳志說：“我反思這段經歷，更多地找自己的問題。

我當時比較年輕，比較氣盛，或者說比較急躁，其實還是太嫩，很多事情想得太簡單，出了這些事還是在自己，但是這種經歷，我不希望被一塊石頭絆倒兩次，怎么能從前面的吸取教訓，怎么將來走得更好……”事實上，多年來，柳傳志的心中始終沒有放下這塊石頭，在內部會議上他總是把“孫宏斌事件”當作一個公司的關鍵時刻來描述，將孫宏斌作為一個反派主角來刻畫，但是在他的內心深處呢？“我想柳總也一直在想這件事，這件事對誰來說，都不是一件小事，不是可以隨便放得下的”，孫宏斌說，“這是我當時的基本判斷……柳總還是愿意讓我，還是愿意幫我，對過去如何判斷，當時沒有說太多。

”他回到天津籌備“順馳”的時候，他老婆聽說了他與柳傳志的聚會。

她哭了，說你忘了受的苦嗎？他什么也沒有說，只是沉默。

四年時間改變了太多，中關村已經不再是昔日的中關村，聯想也不再是昔日的聯想。

楊元慶開始獲得廣袤的空間，他將挽聯想狂瀾于即倒。

柳傳志也不再是當年的柳傳志了，在他貓在號子里的四年中，柳傳志開始被劇烈的美尼爾綜合癥折磨。

他記得有一天晚上，他和一些朋友去東四十條橋保利大廈里的“伊甸園”喝酒，他看到那里燈紅酒綠，看到漂亮的保加利亞女招待，感到不適應。

一個人問他：“你跟柳傳志是不是使的緩兵之計？”他說：“不是。

”“你跟我說實話。

”“不是。

”“你肯定不是實話。

”“我肯定，不是。

”“為什么呢？”“如果你真是使緩兵之計，計劃等你磨刀以后再怎么著的話，那么你就永遠沒戲了。

為什么？因為你自己想不開，別人早晚能看出來。

如果想不開，我出來以后拎著把刀子就把柳傳志給宰了，但是你拎著刀子，誰也不敢跟你打交道了，你這一輩子就永遠沒戲了。

但如果你把這件事劃得開的話，有什么事還能劃不開呢？所以你必須劃得開。

有了這種心態以后，你做事可就一定是正的，一定不能去假裝什么。

”他的朋友聽完之后就開始沉默、喝酒，而他卻知道自己獲得了新的生活，一種超越1990年春天的境界，一種“特別正面的、一直往好處想”的充滿希望的生活。

他開始通曉中國智慧，看到加法哲學在大部分時間里優于減法哲學。

有時候他會回憶起自己接受審訊時的場景，想起那些檢察官們問他：“你還不說？”他總是記得自己當年的回答：“我說什么？”他后來說：“我這個人不是很愛說，到現在也不知道這里面到底發生過多少事，我也懶得理會他們知道什么，因為這不重要。

我是一個不太愛往后看的人，我一直往前看。

”9年來，他一直往前看。

他與柳傳志相逢一笑，泯了恩仇。

他還與聯想控股的子公司融科智地進行了大規模的合作，一起在天津、北京房地產市場上搏殺。

9年來，順馳已經在天津家喻戶曉，坐上了天津房地產界的頭把交椅，2002年以超過15%的市場份額遙遙領先于第二名。

孫宏斌期望順馳2003年能夠在天津獲得超過20%的市場份額，也就是說，天津新開盤的每5棟樓里面，就有一棟是“順馳制造”。

他的胃口不止于此，他帶領順馳進軍北京，他許下了獲得北京房地產市場前三名的承諾。

順馳干得不壞，但孫宏斌卻隱居在順馳的光環之外。

他有意地不讓自己去吸引公眾的注意，卻不露聲色地創造著奇跡。

他將一切奇跡歸于他的企業，而讓人們忽略真正的奇跡創造者。

有人形容他說：“在房地產界，孫宏斌屬于典型的不事聲張的實力派。

”杰出的企業家總是擁有驚人的學習能力。

1999年，孫宏斌從順馳消失了，他去了哈佛讀AMP。

他想知道哈佛商學院是如何培養商業領袖的，想聽聽來自全球各大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都在干什么、說什么、想什么。

他試圖讓順馳的理念和模式進入世界水平，在他看來，未來的順馳應該是世界級的。

但順馳的營業額并不是十分高，在2003年也沒有超過40億，離世界級依然遙遠。

然而孫宏斌總是相信：“干自己該干的事，把自己該干的事干好。

”他在順馳制造了驚人一致的話語體系，并且驚人地與世界接軌。

他使他的員工驚人地充滿激情，“女人像男人，男人像牲口”。

因為跟聯想合作，聯想派人到了順馳以后，很多人感覺跟在聯想一樣，文化很相近。

孫宏斌曾經對柳傳志說：“這是同一個師傅教出來的。

”但他的內心卻在想——“我離開聯想的時候，聯想還非常小……”盡管那時候的聯想非常小，但是聯想對孫宏斌的影響依舊很大。

那一段聯想之旅讓他刻骨銘心。

那一段的砥礪也讓他相信：好企業的文化氛圍是一樣的。

他放棄了執著，明白自己“沒有這個經歷可能也沒有今天”。

他相信那一段漆黑的人生使他的胸懷更寬廣，他不再是一個較勁兒的人，既不再跟別人較勁兒，也不再跟自己較勁兒了。

他也更加理解柳傳志，他說：“這些年，其實我從柳總身上學得最多的，是他做事非常堅決，另外他又很寬容。

這兩方面對我影響很大。

柳總在反思這件事的時候，他實際上也在提高。

但要從頭再來一次，我估計他還這樣做。

也許我碰到這樣的問題，也這樣做。

沒有對錯。

當時柳總說，他把這件事當成聯想生死存亡的大事，在那種情況下的那種堅決，是柳總骨子里的東西，如果不這樣的話，他就不是柳傳志了……”他有一次還說：“當時的情況肯定沒有他們想象得那么嚴重，但是在那種情況下，他必須那樣判斷。

因為環境在那里，周圍老同志都那么說，那些年輕人確實說過那樣的話，他只能做那樣的選擇。

柳總還是為企業負責。

他是一個要求過于嚴格的人，他對自己要求非常非常嚴格。

他對這個企業的感情如此深厚，我想他為聯想做任何事情都不會后悔。

”然而除非柳傳志確信孫宏斌在聯想歷史上的地位，否則孫宏斌永遠不敢相信，他曾站立于聯想分水嶺的潮頭。

是他點燃了聯想兩代人之間的觀念沖突，是他促使柳傳志改變了聯想的管理風格，是他的犧牲成就了聯想的權力轉移。

他曾從一個局外人變成一個入局者，最終卻從一個局中人變成一個局外人。

所有人都只關心1990年春天他與聯想集團博弈的結局，而局后的那場變革才是他屹立潮頭的惟一證據。

他總是說他從柳傳志身上學到了很多，但他不大可能明白，他給予柳傳志的遠遠超過他從柳傳志那里得到的。

如果說今天的柳傳志是一個巨大光環，那么他就是那個無意中點燃光焰的頑童。

特別備注：2003年2月19日，孫宏斌向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提出申訴，要求取消原判決，改判無罪。

2003年10月22日下午，事隔十三年半后，孫宏斌申訴成功，他收到海淀區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撤消1992年8月22日判決，改判無罪。

在改判的過程中，他得到了柳傳志和聯想控股公司的全力支持。

拿到判決書的那天，他恨不得打電話告訴全世界的人。

他用十三年半的時間守望到一個清白的四年，守望到一個與1990年春天完全不同的世界。

順馳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也掃清了最后一個障礙。

改判過程中，聯想就“孫宏斌事件”出具了一份說明：孫宏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是聯想集團職員，負責聯想集團除北京以外全國各地的業務發展，他領導的團隊管理著當時聯想在各地的分公司。

在此期間，孫宏斌和他領導的團隊在管理理念上與集團發生了激烈的沖突，乃至發生了嚴重違反公司規章制度的行為，其中最重要的表現是試圖獨立掌控資金，使其所管理的業務獨立于公司的監控體系之外，也確實造成了資金在公司財務體系之外的運行缺乏監督監控的事實。

而且，當時在孫宏斌的團隊中有一些人存在著更為嚴重的問題，他們放言要將公司的款卷走，這樣的行為已處于法律邊緣，由于難以判明孫宏斌的主觀動機，為了控制事態發展，防止損失，公司采取了果斷措施，請求司法機關立案查處。

孫宏斌因挪用公款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

公司了解到孫宏斌在服刑期間有著很好的表現，對自己錯誤的做法有了很好的認識。

在孫宏斌出來后初期創業過程中，給了積極的扶持和鼓勵。

目前聯想控股旗下子公司與孫宏斌在業務上有很好的合作。

我們希望孫宏斌的業務能夠得到順利發展。

事過十幾年，對于孫宏斌申請再審的訴求，聯想控股公司不持異議，對于法院依法重審改判，我們認為是國家審判機關獨立行使法律職權的行為。

我們予以尊重。

歡迎關注“創事記”的微信訂閱號：sinachuangshiji文/遲宇宙他曾站立于聯想分水嶺的潮頭。

是他點燃了聯想兩代人之間的觀念沖突，是他促使柳傳志改變了聯想的管理風格，是他的犧牲成就了聯想的權力轉移。

導讀：那天半夜，我們不可避免地又談到了柳傳志。

他站起身來，來回走了幾步。

“你說柳總他，業績做得一般，錢也不多，大家為什么那么愿意幫他？是會做人嗎？”在“孫宏斌前傳”中，柳傳志改變了他的命運。

“聯想前傳”中，他或許改變了聯想的命運。

無論柳傳志、楊元慶他們承認與否，有很多事情，包括“孫宏斌事件”，如果不曾發生在孫宏斌身上，也一定會發生在楊元慶或郭為身上。

這是聯想的宿命。

本文來自《聯想局》書稿未刪減版，已獲作者獨家授權。

書稿成稿于2003年，出版于2004年。

“老的那種領導人像丘吉爾、羅斯福，年輕的網絡經濟先鋒像楊致遠這些人，其實都是某一個機會促成了他們的成功，一下子，偶然的一下子……其實對于我來說也是這樣，偶然一下子，就變成了今天這樣子。

每個人都有一個關鍵事件、一個關鍵時刻讓他成長，那個事件對我來說是非常關鍵的事件……”一個男人節奏舒緩、語氣柔和地說。

這是個其貌不揚的男人，個子不高，微胖但不影響給人的干練印象，面容倒也和藹，只是總顯得很憂郁。

他經歷過難堪和痛苦的生活，感受過“最苦寒江似酒，將人醉過深秋”的抑郁，如今他已放棄了憤怒、壓抑和自怨自艾，坦然地接受了命運的安排，然后平靜得近乎冷漠地講述著往事。

有時候，如果心情不壞，而他又愿意陷入回憶，他似乎又看到了自己在監獄中的孤獨、絕望和正在進行的漫長一生，前面是清晰的、混亂的道路，后面則漆黑一片。

我們可以略微想象一下，一個習慣于演講的鼓動者突然失去了聽眾，他到底會是孑然屹立的英勇形象，還是寂寞無助的一個可憐蟲？“一天一天，在那里面度日如年，但是又度年如日，為什么呢？因為你每一天是完全一樣的，你往回看的話，你每一天完全都一樣，一年過去和一天一樣，但是過一天也跟過一年一樣。

我覺得度日如年，度年如日，高度統一了……那兩年，我每天，每天畫日子，一天一天地畫……”十年前，沒有人知道孫宏斌還能干些什么。

那時候，熟悉他的人都以為他將從此開始庸常的、漫無目的的人生。

如今，即使他自己也可能相信，他是偶然造就的一個時代英雄；在一些人眼里，他依舊庸常而神秘，但在另一些人眼里，他卻高大而偉岸。

他優柔寡斷、感性永遠多于理性、脾氣急躁、懶惰……他承認他曾走入局中，也曾被別人減掉，但現在他是加法哲學最忠誠的奴仆。

正是他的加法哲學，他的中國智慧，正是他這些并不出色的性格，正是這個充滿無數偶然性的大時代，讓他成為出類拔萃一代的代表。

山西臨猗人孫宏斌是一個充滿激情的人，他曾經對人大喊大叫，如今已極少失態；他的激情曾使他失去過自由，也給予了他聲望和財富；他曾經飛揚跋扈地生活，如今則像個平凡的生靈，平靜地生活在塵世中。

二在武漢水電學院讀完合流力學動力學后，他到清華大學水利系讀了計算流體力學專業。

他的專業要求他經常性地陷落到高精度緊致方法、邊界條件、網格技術中去，在流體物理和計算模型研究中觀察液滴與固體壁面碰撞和無粘流動與粘性流動的相互干擾。

這樣的生活并不有趣，但至少可以為他提供一份體面的工作。

在清華大學得到一張碩士學位證書后，他在中國環境科學院工作了三年，每天依舊與計算流體和計算氣體互相依靠。

在學術上他已經干得不賴，但他總覺得不甘心，他相信“這個東西，再做十年二十年也就這個意思”。

那時候的中關村已經開始成為魚龍混雜之地，豬還在村莊周圍嚎叫，雜草依舊覆蓋著街道，英雄和懦夫已在同一個舞臺上表演，權力者們正在自己的劇場上躊躇滿志，信通的金燕靜尚未東窗事發，四通的萬潤南亦未潛逃海外。

“那是真正的冒險家樂園，”有人說。

賣盜版碟片尚未成為一時之風尚，但攢機的生活開始讓很多人樂此不疲。

“下海”成為一種時尚，也成為那個時代改變命運的不多選擇之一。

有一次孫宏斌說：“其實我們說下海是從那個時候開始說的，那是真正的下海。

我們那時候包括我、郭為、陳恒六、楊元慶這一批人，當時下海還是學做生意，那是真正的下海。

在我們前面下海的那些人，老人多，學歷低的多，計算所很多人下海是因為在所里做的不好，聯想下海的這幫人，也主要是六室搞外部設備的。

做大型機的人，不會走的……”無論如何，在那時候“下海”，依舊需要點決心。

能夠讓孫宏斌放棄乏味但體面的學術生活，開始冒險家生涯的，不是一種試圖證明自己能力的欲望，而只是一種對未來人生的焦慮：“我覺得做生意最起碼看不到頭，而做學術能看到頭，最多就是高級工程師，或者弄個教授當當，一眼就能看到頭。

你基本上能看到你六十歲是什么樣子，比如說你當了所長，當了院長，都上能看到頭。

但是你要做生意，你卻不知道未來是什么樣子，前面都是未知的。

在當時那種情形下，誰也不知道如果做生意將來會怎樣……”是的，孫宏斌幾乎不會想到他日后將擁有天文數字一般的財富，也不大可能想到，通往這巨額財富的，是一條坎坷的道路，而這道路至少要越過一道監獄的大門。

“我最近看了本書分析領導人是怎么形成的，其實是很多偶然事件造就了領導人——比如說‘9·11’造就了布什，二戰時的羅斯福、丘吉爾，其實都是被一些事件造就了。

咱們過去說時世造英雄，就是因為時世充滿了無窮偶然。

一家企業的發展，甚至一個人的發展，也有很多偶然性，我去聯想事實上也是挺偶然的……”有一次他說。

1988年5月的某一天，偶然改變了這個年輕人的命運。

他看到了中國科學院新技術發展公司的招聘廣告。

他此前并沒有關注這家公司，那時候真正一時風云的是“兩通兩海”。

他撥通了招聘電話，接電話的人叫陳恒六，他正是招聘的負責人。

他們在電話了聊了一會，彼此感覺不錯，陳恒六似乎對他的背景頗感興趣，于是，他來到還未叫作“聯想”的聯想，加入了柳傳志布好的一個局中。

他躊躇滿志，卻不能預測自己的命運，而招聘他走進這家公司大門的陳恒六也同樣不能預測自己的命運，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將與這個陌生人產生絲絲縷縷的糾結。

三1988年聯想開始的大規模招聘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種涇渭分明的現狀，柳傳志在一次內部會議上描述說是“在我們公司整個人員結構當中，以年齡劃線的話，簡單地分成老同志和青年同志，老同志多數是所內的，青年同志多數是招聘來的。

”⑴年齡的差異、教育背景的不同、觀念上的交鋒，最終演變為新舊兩種文化上開始交織、碰撞、沖突，這種交織、碰撞、沖突最初還潛藏于地表之下，等到1990年春天，它就壓抑不住地爆發了。

而引爆它的導火索，便是一份叫《聯想企業報》的內部小報。

3月19日，聯想集團召開了第一期干部培訓班，說是要思考“聯想集團到底要辦成一個什么樣的公司”。

事實上，柳傳志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解決孫宏斌的問題。

在那天的講話中，柳傳志說他要從一個具體的人、具體的事情來分析，“首先以這次震動全公司的《聯想企業報》和企業部主任經理孫宏斌來作為剖析的對象”。

他說“小孫”有三條突出的優點：“第一條，他有非常突出的實干精神，勇于克服困難，拼命想達到自己的目標，要把5%的希望變成100%的現實；第二條，能把自己的工作分析地比較透徹，爾后制定工作方針，也就是說能夠審時度勢，懂得退出畫面來看畫的工作方式；第三條，有相當強的組織能力，能夠充分發揮屬下同志的積極性。

”但是，柳傳志也相信孫宏斌身上存在著不可原諒的問題：“第一，不注意公司大船結構的統一原則；第二，以自我為中心的思想比較強烈，管理方式上簡單幼稚，有幫會行為。

由于涉世不深，自我感覺過于良好，必須積累工作經驗，這是目前的問題。

孫下邊在公司工作就四種可能：第一種是可造就之大才；第二種是公司的危險人物；第三種是被磨練成庸才；第四種是憤而出走。

”⑵柳傳志用他一貫的手段表揚了企業部和孫宏斌，說“他們部里的氣氛給人一種蓬勃向上的感覺，有一種‘嗷嗷叫’的工作的感覺，這一點我自己親眼看到了”。

這預示著孫宏斌將面臨更為嚴厲的指責。

柳傳志說他在香港同時也看到了企業部出版的《聯想企業報》，看到了企業部的章程，看到了企業部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提法，也看到了主任經理主持企業部發展工作具有總裁賦予的所有權力，諸如進人、裁人、分公司經理的任命等提法。

“這使我著實吃了一驚，”他說。

于是他“及時”趕回京和李勤、胡靖宇商量對策。

十幾年后，柳傳志承認，這是惟一讓他感到“心里有點發慌”的關鍵時刻，而其發慌的原因，“主要是不了解局勢”。

與李勤、胡靖宇商量了半晌之后，他們達成了妥協：“第一，企業部不能有自己的章程，只能有總裁室批準下的管理制度；第二，企業部利益高于一切的提法無疑是荒唐的；第三，李總代表總裁室就企業部授權的問題是這么說的，就是在企業部工作急需擴大時，人事部沒有能力對他們的人員進行確定的時候，他們可以自己定人，然后到人事部辦手續。

另外，分公司經理的任命權是在總裁室，像這么大的問題要登在報上的話，一定要經總裁室的批準，但他們沒有經過，這樣做也是非常錯誤的；第四，一個部沒有經過總裁室的同意，不能辦自己的報紙。

這是一件大事，因為下屬的各個分公司只看《聯想企業報》，不看《聯想報》，只知道企業部，而不知道聯想集團，對我們的事業是怎么發展的，我們的全局進展到什么程度，是一無所知。

”的確，柳傳志可以容忍孫宏斌他們做各種各樣出格的事，卻不能容忍他們破壞他的布局。

有時候他不停地詰問他們：“在你們招聘新人的諸多問題之中，有沒有問過聯想集團為什么發展得這樣迅速？有沒有問過1988年、1989年公司的幾件戰略大事是什么？”他有些擔心下屬的分公司感受到的只是有聲有色的企業部，有血有肉的孫宏斌，而非有聲有色的聯想集團，有聲有色的總裁室。

“那對遠離總公司、不熟悉總公司的分公司同志們建立大船結構思想肯定是不利的，是不能允許的。

”四柳傳志希望聯想集團強調統一性，對有能力的人，只能形成“條條”，不能形成“塊塊”。

所謂“條條”，意思是互相制約地、互相協作地朝著一個總體目標前進。

“孫宏斌非常敞開地向總裁室表明自己的心跡，他們在為聯想大船拼命地工作，這一點我們當然非常信任，但是如果說我們給了他各種成塊的條件，比如說有財務、進口的各種權力，就很難說他們不由自主地不開小船。

”有一次柳傳志說。

他曾舉過一個例子來證實他的擔心：“比如講，公司里面一切營運都很正常，但就缺貨款，……總裁室就特例批了一次，后面又一次，總裁室又批了，到后來假若一切條件都成熟，只是差貨款，那么假若總經理不批準，就必然要形成矛盾。

形成矛盾后由于該部門在其他方面‘成熟’了，不要提供支援，就會出現反感，這也是必然的，再加上還有一個‘企業部高于一切’的工作綱領；假如《聯想企業報》自己就能夠說，公司還給了我們什么權力，不經總裁室認可，這報紙能行嗎？！”⑶盡管對《聯想企業報》的出現大光其火，感到“造小船”的危險已經密布于聯想集團之中，柳傳志還是對孫宏斌評價頗高：“《聯想企業報》第二期孫的講話我認真看了，確實很有思想……”然而，所有的評價都無法阻擋他對孫宏斌和整個企業部含混地傳遞出信號：他決不會容忍他們造小船。

他要查賬。

他要端掉這個窩點，消弭內心的隱患——“對企業部提出有兩點：第一是統一原則的問題；第二是考核和檢查分公司營運的情況，然后再考慮如何發展的問題。

”孫宏斌沒有感覺到這危險的信號，或者說他沒有發現柳傳志曖昧的表達背后的強硬。

多年后，他回憶往事說，他們開會時一切都還沒有跡象，“當時柳總講完以后，大家在一起吃飯，我來得有些晚。

后來胡昭廣也去了，說這就是孫宏斌，說咱們現在就缺這樣的人，年輕人就得有闖勁”。

3天后，那場著名的干部培訓結束了，常務副總裁李勤在總結會上又對孫宏斌和負責業務部的老賈(賈緒福)各打了二十大板，說是他們“開小船”，說他們“偏離大船結構的一些思想和行為，不是幾天內形成的”，說會議當中大家紛紛表示“誰違背了大船結構思想，誰就是違背了我們公司的天條，那么違背了公司的天條就要按公司的紀律行事。

誰敢于造小船，那就會受到公司的制裁……我們一定要把他們砸爛”。

李勤說孫宏斌他們“造小船的思想也是很明顯的，出的問題也是冒尖的，影響的面也是很大的”時，柳傳志插話說：“說準確點，造小船的潛在意識是很明顯的！”李勤又說如果各方面造小船的條件再給孫宏斌他們準備好一點，這種潛在意識發展下去，最后這條小船它必然要造出來。

“這不是說孫宏斌或者企業部本人怎么樣，不是說這年輕人思想上怎么就那么壞，它不是那么回事兒，那個事放在我的身上，我也要往造小船的方向去發展。

……因此就冒出了《聯想企業報》等等這樣非常突出的偏離大船結構思想的思想問題，使公司上下都引起了震動，甚至使有些同志思想上都產生了點混亂。

”李勤對孫宏斌印象一向不壞，他認為孫宏斌之所以成為“批判對象”，固然有他本人的原因，但也少不了賈旭福的煽風點火。

事實確也如此。

所以，李勤又頗為嚴厲地說老賈很多方面都有問題，說老賈在這次培訓班上的態度是不端正的，并沒有認真檢查自己。

他本來認為老賈的一些問題可以在比較早地跟他談一談，但后來他和柳傳志分析了一番，覺得這些問題早就與老賈談過，再談就沒什么意思了，“談完后嘴里承認，在下邊還是這么干就更沒意思”。

李勤說他們想在這次培訓班上徹底解決老賈的問題，說老賈應當看到這一點，但實際上卻并未看到；因為老賈開會的時候反駁對他的批評說：“領導上知道我的問題，下邊也知道我的問題，我不知道我自己有什么問題，我希望領導能給我擺個十幾條出來。

”這種死不認賬的態度叫李勤和柳傳志很生氣，覺得這是老賈的“叫板兒”。

李勤說：“叫板兒的方式到這兒來談，我認為絕不是一種正確的態度，參加會議的所有人沒一個這么說問題的。

”事實上，老賈一直在叫板兒，李勤發現在與孫宏斌對局的過程中，“老賈在一些言論和行動當中，就是堅決不支持企業部的工作，而且也不同意別人支持”。

“這個思想根源到底是什么？”李勤說，“應當認真講，老賈始終沒把這問題說清楚，到底思想根源是什么？是不是企業部發展起來就認為自己的飯碗沒了？就從這種狹隘的個人或本位主義的利益出發來考慮這些問題呢？……總之，我們希望老賈一定不要辜負我們的一片心。

老賈你也不能逼著我們做出‘揮淚斬馬謖’的事。

”孫宏斌對李勤的各打二十大板已無印象，他甚至不記得自己在隨后的討論中，面對各種各樣的或嚴厲或溫和的批評，信誓旦旦要“來一個急轉彎，來一個猛醒”。

李勤常務副總裁后來說“這是必要的”，否則“肯定會捅出大漏子”——“作為孫宏斌本人和其他同志對這問題的認識，還有待進一步提高，但就發生這樣的問題是應該猛醒……要不然你這個年輕人老是自我感覺這么良好，老是自我意識這么強，(老是覺得)你(自己)干每件事都是無可非議的。

由于你的資歷(淺)，由于你涉世的深度(不深)，(我)肯定你逐漸會捅出大漏子。

”⑹一切看似風平浪靜，波瀾不驚，事實上暗流依舊洶涌，只是短暫平息而已。

幾天后，孫宏斌果然捅出了“大漏子”，正是這“大漏子”使他失去了四年的自由，使他成為聯想歷史上著名的“孫宏斌事件”的主角。

而當年被李勤威脅要“揮淚斬馬謖”的賈緒福則穩穩當當地變成了聯想功臣，至今依舊端坐于“元老院”中，細細回味自己這零零碎碎的一生。

偶爾，他也會談到孫宏斌的時候，也會忍不住炫耀自己當年對局中的成功：“每一個人進公司的目的不同，聯想有計算所170—180個老職工，他們現在大部分都退休了。

他們受到的是黨教育，把聯想當成自己的事業。

年輕人就是臨時觀點，好像不分白不分，不撈白不撈……”五使孫宏斌成為聯想罪人的“大漏子”碰巧捅在了柳傳志身上，說它碰巧是因為干部培訓班結束后，柳傳志去企業部給孫宏斌和他的下屬訓話，碰巧孫宏斌不在，便演化為一場劇烈的吵鬧。

柳傳志依舊是在干部培訓班上的那套話，說孫宏斌還是干得挺好，但管理上有幫會成分；說企業部成績很不錯，但有“早小船”的潛在意識，而且還很明顯。

他剛說到這里，底下便有幾個人站起來說：“柳總，我們不是幫會。

我們沒有幫會成分。

我們管理機制還是挺不錯的。

”一個人說完了，便有另外的人跟上，逐條逐字逐句地反駁。

柳傳志沒怎么搭理他們，接著講了下去。

底下的人見柳傳志頗為頑固，就不停地站起來解釋和反駁。

秩序一時混亂，會議也就無法持續，戛然而止。

柳傳志陰沉著臉離開會場，他已經確信他到了必須動手的時刻。

這次不愉快的會議后不久，周玲秀找到孫宏斌，詰問他：“怎么能這樣？！”“我說怎么了？”……相互的詰問也以不愉快收場，柳傳志便與孫宏斌進行最后一次“交易”。

孫宏斌說，柳傳志跟他談要他把那幾個人家伙給開除了。

“我不能開除，”他說，“柳總我不能開除！”在孫宏斌的記憶中，柳傳志跟他談過好幾次，最后一次跟他談的時候，柳傳志說：“小孫你是要我，還是要那幾個‘青瓜蛋子’？”他的潛臺詞很明顯：你到底選擇“加我減他們”還是選擇“減我加他們”？孫宏斌沉默了半晌之后，說：“我要那幾個‘青瓜蛋子’……柳總，我把他們開除以后，我在這個部門威信何在？我沒法管了，我干不了。

如果他們真有問題，我肯定會開除他們。

我對他們評價不壞，你并不了解他們，都是因為他們給你提了點意見。

現在不能因為這件事就要開除他們，這叫我以后怎么管？”那時候，二十來歲的孫宏斌并不知道那是柳傳志對他的暗示，最后一個暗示。

孫宏斌最終的選擇是告訴柳傳志：“堅決不開除！”他并不知道柳傳志對他們寄予了多大的希望，直到后來他才略微清晰：“……我一直覺得他在那個環境里面身不由己——包括他對整個局面的把控和與老同志的溝通，包括他的位置。

到了元慶那時候，柳總對整個局面的掌控和對老同志的處理，都已有了非常成熟的想法了。

”多年以后，孫宏斌頗為感慨地說：“我性格還是比較剛，所以我跟柳總這種碰撞，其實很多地方現在看來是誤會，很多地方是性格上的碰撞。

如果我要是稍微……就沒這事了。

柳總可能也沒這事了，性格的碰撞啊……”他相信，正是他最后的選擇，為他打通了通往監獄的道路。

“其實那件事情最大的沖突就在這里，最終激化就激化在這個地方。

”而那一場情感上的抉擇，那一次推心置腹的談話，那間會議室，那戲劇化的場景，那種種矛盾和沖突，那內心的痛苦，如今仍時常找到他，使他對那片刻的記憶清晰如昨。

也只有到了那時候孫宏斌才終于明白，他并不僅僅是為了幾個“青瓜蛋子”做出了犧牲。

事實上，他更多的是為自己的性格和兩種文化的沖突做出了犧牲，為一個“聯想局”做出了犧牲——為了大局，柳傳志請他出局了。

他相信，所有矛盾的爆發都因為文化的沖突積累到了一定的程度。

他記得郭為剛到聯想的時候也很橫，說什么“不想當元帥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就是要當元帥”之類的話，很是讓一些人不快。

現在，所有連續性的矛盾都聚集在這一刻，它們迫使柳傳志做出最后的決定，而這決定幾乎毀掉了孫宏斌的整個人生。

自從1988年來到聯想之后，孫宏斌確實干得不賴，這使他贏得了柳傳志和李勤的信任，也使他的職位和權力迅速飚升。

沒有人懷疑，在柳傳志布下的“聯想局”中，他將扮演一個更為重要的角色。

事實也是如此，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他從普通員工變成了主任經理，而在他被柳傳志端掉前夜，他還獲得承諾將出任業務一部和業務二部合并后的業務部的總經理——盡管這事實上只是柳傳志端掉他之前的緩兵之計——與他幾乎同時進入聯想的楊元慶獲得這樣的權力時，已是1994年的春天。

孫宏斌權力的迅速膨脹至少讓一些“創業者”不安，這個新的“入局者”使他們感到威脅。

孫宏斌說有一些人始終對他不放心：“柳總他不知道實際的情況，而老同志一直在向他反映我們的‘問題’。

我想肯定有人向他反映了，不然他怎么會知道？柳總肯定對我有些不信任，但是我干的還行……”在孫宏斌的記憶里，柳傳志因為不信任他，有一次就親自跑去了長沙跟當地員工交流。

他們交流的效果似乎不錯，那些人都說分公司和孫宏斌的管理挺好。

柳傳志后來也承認他們干得不賴：“……從(1989年)10月份起，企業部建立了13個獨資分公司，營業額據報達到了2400萬。

在解決干部的配備問題上，他們有創新思想，敢于進有能力的人，這對于我們有震動，有思想突破。

”但孫宏斌和他的下屬們實在太強勢了，在與“創業者”的對局中，他們贏得了權力也贏得了被減掉的危險。

他們的權力之大也讓總裁室感到難以控制，而他們的行動又給總裁室種下了“太獨立”的壞印象。

這一切逐步地累積，終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很多人的記憶里，孫宏斌似乎很有一套手段來駕馭他的下屬，這點令柳傳志也佩服不已：“那些人的確都很聽他的話。

我聽說后來在監獄里，別的犯人也都很尊敬他；到了他后來辦公司，很多女員工都暗戀他……”畢顯林記得他陪柳傳志去聽孫宏斌他們的一些會議時，他跟柳傳志剛一進門，整個屋子里的人就跟軍隊一樣，“騰”一下起立，看著孫宏斌的臉色和他的口令。

等柳傳志他們都進來以后，孫宏斌喊一聲“坐來”，他們才都一起坐下。

“孫宏斌那是一呼百應，我很佩服，這小子這么年輕，就管理的這么好，真是跟部隊一樣，而且他們的口徑又特別一致，心又特別齊，弄得挺好，”畢顯林說，“不久以后，我就聽說他出事，說他們要拉出去另立山頭。

”盡管沒有另立起山頭，這個人還是讓柳傳志感到些許恐慌。

在“孫宏斌事件”之后，柳傳志給孫宏斌的下屬們總結出三句話：“只聽孫總的，假裝聽李總的，不知道有柳總。

”“不知道有柳總”是因為從1988年開始，他大部分時間都在香港，“只聽孫總的”使他相信孫宏斌的管理有幫會成分。

六1990年3月下旬，干部培訓班后幾天里，事態的發展漸漸地脫離了孫宏斌的控制。

而他和他的“兄弟”們的不冷靜，最終促使柳傳志下手。

促使柳傳志最終下手的，是孫宏斌他們的一次聚會。

有一天，整個企業部的人在北大勺園餐廳開會。

他們的情緒異常激烈，就連孫宏斌也十分激動，覺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

自從柳傳志要他開除那些“青瓜蛋子”以來，他就被這種委屈包圍了。

在那天的會上，有人激動地說應該卷款逃跑，也有人說要趕緊獨立，把貨款轉移走。

有一個密探向柳傳志告了密，所以當天晚上柳傳志便約孫宏斌進行了最后一次談話。

柳傳志與孫宏斌談話的地方在科學院南路老聯想的辦公樓，平常孫宏斌他們辦公的地方在中關村大街，與四通在同一棟樓上。

孫宏斌到來的時候，柳傳志并不知道孫宏斌的幾個下屬也尾隨而去。

柳傳志告訴孫宏斌，他已經知道了北大勺園餐廳聚會的事情，也知道了他們激烈的態度。

孫宏斌記得：“柳總說，他是一個非常強的人。

他說我領導不了你，咱們倆都受到沖擊。

他說在香港的時候，看到你們企業部的小報寫的東西，這個東西只有你能弄得出來，別人們都弄不出來。

”孫宏斌在他們的“小報”上寫的文章是討論“當前的形勢下業務該怎么干”，但有了勺園的聚會之后，再討論怎么干已經毫無意義了。

“后來他說咱倆當不了同事，他說這樣咱倆好合好散，咱倆做不了同事做朋友。

他說你自己到分公司去，隨便選一個，你要愿意干哪個都行。

當時我沒聽明白，我理解是無論哪個分公司讓我選一個自己去干。

后來我說不必了，我說柳總我還年輕，我才二十幾歲，我自己再去干。

我說不必了，我自己走。

他最后一次跟我談，第二天就……”事實上，在與孫宏斌推心置腹地進行了最后一次談話前，柳傳志已開始著手布局，安排各色人等秘密行動，以求一舉端掉孫宏斌。

他已經絞盡腦汁想出了端掉孫宏斌的辦法。

多年來，每次遇到讓他感到棘手的問題，他都要殫精竭慮老半天，從他所深諳的中國智慧中找到解決問題的謀略。

最初他想先把孫宏斌控制起來，可那樣算是非法拘禁；后來他派人去找公安局，公安局的答復是沒有任何證據，不能抓人。

于是柳傳志就與派出所商量了一下，以其他的借口將孫宏斌“軟禁”了。

這便是柳傳志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而這“非常時期”，就是他所謂的聯想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

柳傳志召開了一次會議，住在清華大學的孫宏斌也參加了會議。

柳傳志在會上宣布，他自己擔任企業發展部經理。

孫宏斌被解職了。

會議結束的時候，孫宏斌的腦子中嗡嗡亂叫，他甚至記不清后來發生了什么。

一切都太突然，一切都出人意料。

更令他意外的是，他被“軟禁”了。

“開始在西苑賓館，有一堆人看著我。

我在睡覺時，每天晚上床邊坐兩個人看著我，怕我自殺，我卻呼呼大睡。

”負責看守他的那幾個對他很是佩服，態度也還和藹。

一個叫郭華的說：“看來你還真是個人物，還能吃能睡，呼呼地睡。

”孫宏斌說：“我是累的，天天都累。

”從那時起，孫宏斌就失去了自由。

但孫宏斌還是整夜整夜都沉浸在平靜之中，他有時候會忘乎所以地感到事情并不嚴重，浮想聯翩，眼前出現自己恢復自由后要描摹的藍圖。

他相信自己會得到安全和自由。

“我一直堅信我沒有事，如果有事的話，我可能就逃了”，他說，“當時要走還是有機會走，可是一直堅信我沒事。

”戲劇化的場景不斷上演，先是一個姓楊的人要拿走他的BP機，他們發生了沖突，七八個人差點演化為一場暴力游戲。

幾天后，當他被轉移到北京西北郊的東北旺時，又上演了他的幾個下屬“劫獄”的戲劇。

看守他的人和拯救他的人手持家伙對峙時，他站在房間的門口，大聲呵斥他們，要他們馬上離開。

他們果然聽話，乖乖地離開了。

即使被送入看守所，孫宏斌也未曾想到他的幻想將告毀滅；即使拿到海淀區法院的判決書，他也從來沒有相信他會有罪，會被判刑。

但是現在，他不再欺騙自己了。

他知道，一切的反駁和反抗終將變成毫無意義，惟一可以安慰他的，是聯想集團最終還為他求了點情，少判了他幾年。

很多年之后，已經東山再起的孫宏斌與柳傳志聊天時才明白，到底是什么力量將他推進了監獄的大門。

是柳傳志，是許多個柳傳志，他們都把這當成了聯想集團生死存亡的大事；是他那些情緒失控的下屬，是許多個講義氣、重感情的“青瓜蛋子”，他們要拯救他，卻差點毀滅了他。

“因為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幫人在做事，其實當時前前后后就那么幾天時間……到現在我也不知道他們說了什么過激的話，可能柳總都知道了……僅僅過了幾天時間，我就已經無力控制局面了。

”有時候孫宏斌會感到沮喪，他覺得他們的那些話如果在一年內，甚至在兩個月內說的話，他都能控制局面。

但是，在局勢最混亂的幾天里，在每個人內心都充滿憤怒的幾天里，在他被“控制”起來的幾天里，他已失去了控制局面的一丁點能力。

然而，所有這一切最終會歸咎于他個人，這是他必須承受的宿命。

事過境遷之后，他自己倒也坦然：“現在我也覺得，你作為領導的人，有的功勞是你的，有的委屈也是你的。

因為有些功勞本不是你干的事算你頭上了，所以有的委屈也并不是你的事，算在你頭上也很正常。

為什么別人干活，都算你頭上？因為你是總經理……每個人都在受偶然性影響，我覺得每個人都得認，不管好的壞的都得認，……要那幫人不胡說八道就沒事了。

”他也從來不相信自己手下的那些年輕人有多大壞心，能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來，更不相信他們是黑社會。

“他們都是年輕人，他們比我還年輕”，他說，“當時那種氣氛下，他們說了一些過頭的話，再加上當時聯想老同志又比較多，于是便促發了這件事。

”那段歷史于是就變成了一段蒼白的記錄：“1990年5月28日，孫宏斌被北京海淀警方刑事拘留。

10天后，被正式逮捕，案由是挪用公款。

1992年8月22日，在海淀看守所經過漫長的27個月后，孫宏斌接到了刑事判決書，他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罪名是挪用公款13萬元。

1994年初，孫宏斌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減刑1年零2個月，1994年3月27日刑滿釋放。

”是太多的偶然性促發了這件事，是太多內心的沖突促發了這件事。

傳說中的卷款潛逃并沒有發生，但孫宏斌依舊被判了5年徒刑。

或許在1990年春天，必須有一個局中人站出來解決當時正在交鋒的兩種觀點，以自己的出局來撫慰兩代人的內心，而這個人碰巧是孫宏斌罷了。

而對于柳傳志來說，一面是當年的“老兄弟”，他們無力駕馭這批年輕人帶來的新觀念和新的生活方式，一面是一個叫孫宏斌的“刺兒頭”，要他做出一個加減法(加N減1)選擇，幾乎無須耗費任何時間。

“我是把很多本該發生在三年里面、十年里面的事情，集中在一年里面，或者三個月里面發生了。

”有一次孫宏斌說。

現在，孫宏斌變成了一個囚犯，他生活的場景已經改變。

一間牢房里面住了三十多個人，他每天的生活就是畫日子，一天一天地畫，一天一天地想離開這無限漆黑的生活，想出去大吃一頓。

“不知道什么叫油水，真的沒有油水的話，你可以吃很多特別油的東西。

沒有糖水你可以吃很多巧克力，因為你身上缺糖了。

你缺油水，肥肉你可以吃三斤……”即使缺乏油水，他依舊沒有瘦下來。

他吃什么都長胖，主要是因為不怎么運動。

他在號子里面也挺受尊重，可能因為他是清華大學的碩士生，在號子里面屬于超級知識分子。

在那里，他學到了一些流氓的黑話，譬如“走的是面，玩的是腕”，懂得了“在江湖上，在流氓的江湖從來不是靠腿、胳膊粗”。

七1994年3月27日是孫宏斌永遠忘記不了的日子。

在這一天，他刑滿釋放。

那天他走出監獄的大門，看到了自由世界的第一抹陽光，呼吸到自由世界的第一縷空氣，開始設想自己的未來。

他在監獄中得到的一切，平和、冷靜、像個哲學家一樣思考問題，看起來馬上就要派上用場了。

他在監獄里已經思考過未來。

那時候他老婆去探監，說她媽一個月給她200塊錢去看他時，他就決定要介入房地產經紀這行當。

那時候賣房子的、幫別人賣房子的和房地產信息的都已悄然興起，吸引孫宏斌的，是這個行當不怎么需要錢。

他沒有在北京逗留，沒有與那些期盼與他見面的人喝酒、聊天，講述監獄中的生活。

他要告別過去，告別1990年春天的世界，一個殘酷的人的世界。

他當天就回到天津，不久后便開始做房地產代理。

辦執照時費了一番周折，不過這難不倒他。

他的公司名字最終確定為“順馳”，意思是一個姓孫的人的公司。

在孫宏斌走出監獄大門前的第18天，他與柳傳志見了4年來的第一面。

那一次，一位教官(他們都叫“政府干部”、“隊長”或“干部隊長”)派他出去買個軟件，他就找了個人與柳傳志聯系，說是想見一面。

中午的時候，他跟柳傳志在新世紀飯店樓頂上的那家川菜館吃了午飯。

他告訴柳傳志自己準備做房地產代理，柳傳志問他：“你行嗎？有什么優勢？”他便將自己的設想和盤托出。

柳傳志說：“如果要什么的話，我個人，包括李總，包括張總，我們以個人名義入點股，投點錢……”盡管他婉拒了柳傳志的提議，他依然很感動，其實當時已經有一些朋友愿意出錢幫他東山再起，也都被他謝絕了。

他們不可避免地談起了往事，談起了1990年的春天。

已經從絕望中走出的孫宏斌對柳傳志說：“我反思這段經歷，更多地找自己的問題。

我當時比較年輕，比較氣盛，或者說比較急躁，其實還是太嫩，很多事情想得太簡單，出了這些事還是在自己，但是這種經歷，我不希望被一塊石頭絆倒兩次，怎么能從前面的吸取教訓，怎么將來走得更好……”事實上，多年來，柳傳志的心中始終沒有放下這塊石頭，在內部會議上他總是把“孫宏斌事件”當作一個公司的關鍵時刻來描述，將孫宏斌作為一個反派主角來刻畫，但是在他的內心深處呢？“我想柳總也一直在想這件事，這件事對誰來說，都不是一件小事，不是可以隨便放得下的”，孫宏斌說，“這是我當時的基本判斷……柳總還是愿意讓我，還是愿意幫我，對過去如何判斷，當時沒有說太多。

”他回到天津籌備“順馳”的時候，他老婆聽說了他與柳傳志的聚會。

她哭了，說你忘了受的苦嗎？他什么也沒有說，只是沉默。

四年時間改變了太多，中關村已經不再是昔日的中關村，聯想也不再是昔日的聯想。

楊元慶開始獲得廣袤的空間，他將挽聯想狂瀾于即倒。

柳傳志也不再是當年的柳傳志了，在他貓在號子里的四年中，柳傳志開始被劇烈的美尼爾綜合癥折磨。

他記得有一天晚上，他和一些朋友去東四十條橋保利大廈里的“伊甸園”喝酒，他看到那里燈紅酒綠，看到漂亮的保加利亞女招待，感到不適應。

一個人問他：“你跟柳傳志是不是使的緩兵之計？”他說：“不是。

”“你跟我說實話。

”“不是。

”“你肯定不是實話。

”“我肯定，不是。

”“為什么呢？”“如果你真是使緩兵之計，計劃等你磨刀以后再怎么著的話，那么你就永遠沒戲了。

為什么？因為你自己想不開，別人早晚能看出來。

如果想不開，我出來以后拎著把刀子就把柳傳志給宰了，但是你拎著刀子，誰也不敢跟你打交道了，你這一輩子就永遠沒戲了。

但如果你把這件事劃得開的話，有什么事還能劃不開呢？所以你必須劃得開。

有了這種心態以后，你做事可就一定是正的，一定不能去假裝什么。

”他的朋友聽完之后就開始沉默、喝酒，而他卻知道自己獲得了新的生活，一種超越1990年春天的境界，一種“特別正面的、一直往好處想”的充滿希望的生活。

他開始通曉中國智慧，看到加法哲學在大部分時間里優于減法哲學。

有時候他會回憶起自己接受審訊時的場景，想起那些檢察官們問他：“你還不說？”他總是記得自己當年的回答：“我說什么？”他后來說：“我這個人不是很愛說，到現在也不知道這里面到底發生過多少事，我也懶得理會他們知道什么，因為這不重要。

我是一個不太愛往后看的人，我一直往前看。

”9年來，他一直往前看。

他與柳傳志相逢一笑，泯了恩仇。

他還與聯想控股的子公司融科智地進行了大規模的合作，一起在天津、北京房地產市場上搏殺。

9年來，順馳已經在天津家喻戶曉，坐上了天津房地產界的頭把交椅，2002年以超過15%的市場份額遙遙領先于第二名。

孫宏斌期望順馳2003年能夠在天津獲得超過20%的市場份額，也就是說，天津新開盤的每5棟樓里面，就有一棟是“順馳制造”。

他的胃口不止于此，他帶領順馳進軍北京，他許下了獲得北京房地產市場前三名的承諾。

順馳干得不壞，但孫宏斌卻隱居在順馳的光環之外。

他有意地不讓自己去吸引公眾的注意，卻不露聲色地創造著奇跡。

他將一切奇跡歸于他的企業，而讓人們忽略真正的奇跡創造者。

有人形容他說：“在房地產界，孫宏斌屬于典型的不事聲張的實力派。

”杰出的企業家總是擁有驚人的學習能力。

1999年，孫宏斌從順馳消失了，他去了哈佛讀AMP。

他想知道哈佛商學院是如何培養商業領袖的，想聽聽來自全球各大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都在干什么、說什么、想什么。

他試圖讓順馳的理念和模式進入世界水平，在他看來，未來的順馳應該是世界級的。

但順馳的營業額并不是十分高，在2003年也沒有超過40億，離世界級依然遙遠。

然而孫宏斌總是相信：“干自己該干的事，把自己該干的事干好。

”他在順馳制造了驚人一致的話語體系，并且驚人地與世界接軌。

他使他的員工驚人地充滿激情，“女人像男人，男人像牲口”。

因為跟聯想合作，聯想派人到了順馳以后，很多人感覺跟在聯想一樣，文化很相近。

孫宏斌曾經對柳傳志說：“這是同一個師傅教出來的。

”但他的內心卻在想——“我離開聯想的時候，聯想還非常小……”盡管那時候的聯想非常小，但是聯想對孫宏斌的影響依舊很大。

那一段聯想之旅讓他刻骨銘心。

那一段的砥礪也讓他相信：好企業的文化氛圍是一樣的。

他放棄了執著，明白自己“沒有這個經歷可能也沒有今天”。

他相信那一段漆黑的人生使他的胸懷更寬廣，他不再是一個較勁兒的人，既不再跟別人較勁兒，也不再跟自己較勁兒了。

他也更加理解柳傳志，他說：“這些年，其實我從柳總身上學得最多的，是他做事非常堅決，另外他又很寬容。

這兩方面對我影響很大。

柳總在反思這件事的時候，他實際上也在提高。

但要從頭再來一次，我估計他還這樣做。

也許我碰到這樣的問題，也這樣做。

沒有對錯。

當時柳總說，他把這件事當成聯想生死存亡的大事，在那種情況下的那種堅決，是柳總骨子里的東西，如果不這樣的話，他就不是柳傳志了……”他有一次還說：“當時的情況肯定沒有他們想象得那么嚴重，但是在那種情況下，他必須那樣判斷。

因為環境在那里，周圍老同志都那么說，那些年輕人確實說過那樣的話，他只能做那樣的選擇。

柳總還是為企業負責。

他是一個要求過于嚴格的人，他對自己要求非常非常嚴格。

他對這個企業的感情如此深厚，我想他為聯想做任何事情都不會后悔。

”然而除非柳傳志確信孫宏斌在聯想歷史上的地位，否則孫宏斌永遠不敢相信，他曾站立于聯想分水嶺的潮頭。

是他點燃了聯想兩代人之間的觀念沖突，是他促使柳傳志改變了聯想的管理風格，是他的犧牲成就了聯想的權力轉移。

他曾從一個局外人變成一個入局者，最終卻從一個局中人變成一個局外人。

所有人都只關心1990年春天他與聯想集團博弈的結局，而局后的那場變革才是他屹立潮頭的惟一證據。

他總是說他從柳傳志身上學到了很多，但他不大可能明白，他給予柳傳志的遠遠超過他從柳傳志那里得到的。

如果說今天的柳傳志是一個巨大光環，那么他就是那個無意中點燃光焰的頑童。

特別備注：2003年2月19日，孫宏斌向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提出申訴，要求取消原判決，改判無罪。

2003年10月22日下午，事隔十三年半后，孫宏斌申訴成功，他收到海淀區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撤消1992年8月22日判決，改判無罪。

在改判的過程中，他得到了柳傳志和聯想控股公司的全力支持。

拿到判決書的那天，他恨不得打電話告訴全世界的人。

他用十三年半的時間守望到一個清白的四年，守望到一個與1990年春天完全不同的世界。

順馳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也掃清了最后一個障礙。

改判過程中，聯想就“孫宏斌事件”出具了一份說明：孫宏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是聯想集團職員，負責聯想集團除北京以外全國各地的業務發展，他領導的團隊管理著當時聯想在各地的分公司。

在此期間，孫宏斌和他領導的團隊在管理理念上與集團發生了激烈的沖突，乃至發生了嚴重違反公司規章制度的行為，其中最重要的表現是試圖獨立掌控資金，使其所管理的業務獨立于公司的監控體系之外，也確實造成了資金在公司財務體系之外的運行缺乏監督監控的事實。

而且，當時在孫宏斌的團隊中有一些人存在著更為嚴重的問題，他們放言要將公司的款卷走，這樣的行為已處于法律邊緣，由于難以判明孫宏斌的主觀動機，為了控制事態發展，防止損失，公司采取了果斷措施，請求司法機關立案查處。

孫宏斌因挪用公款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

公司了解到孫宏斌在服刑期間有著很好的表現，對自己錯誤的做法有了很好的認識。

在孫宏斌出來后初期創業過程中，給了積極的扶持和鼓勵。

目前聯想控股旗下子公司與孫宏斌在業務上有很好的合作。

我們希望孫宏斌的業務能夠得到順利發展。

事過十幾年，對于孫宏斌申請再審的訴求，聯想控股公司不持異議，對于法院依法重審改判，我們認為是國家審判機關獨立行使法律職權的行為。

我們予以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