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樸珺筆下的馬未都：勸李嘉誠做收藏

馬未都說當時勸李嘉誠做收藏，一年一個億，做自己的私人博物館。

一億對李嘉誠來說不多，但十年下來一個非常好的博物館，可惜沒有成功。

曾有人稱馬先生是“收藏界的相聲演員”，如果你跟他聊過天，就會知道所言甚是，整個聊天的過程都會笑聲不斷，笑完還得說一句“您太逗了”，才算盡興。

跟馬先生吃過幾次飯，其中一次難得他有雅興聊聊人生往事，一桌人從午餐開始就笑個不停，一直笑到太陽偏西才算打住。

笑歸笑，難得的是那些事，不但有趣，還有回味。

一個是他20多歲當銑工時的故事。

他當時是在北京的第七機械部二院，航天工業，屬于保密單位。

上世紀80年代初，那是個挺不賴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話說，銑工并非重復勞動，每天要根據不同圖紙加工不同零件。

正因技術含量較高，所以工作有一定靈活度，每接一個活兒，都會有專人為他估計工時，他手快腦子快，總能提前完成，騰出一大塊自由時間去圖書館看書。

他幾乎天天去，巨大的圖書館永遠都只有他一個人，所有書開架，隨便看。

沒正經上過學的他就是這么完成了自我教育，他當銑工的五年，就像上了五年大學，類似于《中國陶瓷史》這樣的大部頭都是在那兒啃下來的，基礎打得很扎實。

在圖書館里有很多難忘的時候，“我在英文版的百科全書里第一次看到毛澤東跟蔣介石笑容滿面碰杯的照片，大高腳杯，我都震驚了。

我小時候一直覺得蔣介石是公敵，他們倆怎么能碰杯啊？那個年月，嚇得自己心里怦怦直跳，一個人在那里面愣了好長時間。

”國共合作的歷史，后來才慢慢理解了。

要想了解他那段銑工生活的狀態，可以看看他的成名作《今夜月兒圓》，那篇小說1981年發表在《中國青年報》上，26歲的他得以調動到中國青年出版社做文學編輯，改變了命運。

當時《中國青年報》發行量500萬份，一份報紙10個人看，半個億的人看過了那篇占了一整版的小說。

他寫的是一個手快腦子快的工人如何被全車間的“間花”設計倒追的故事，非常有那個年代歡歡喜喜的氣氛。

還有一個是他30多歲拍電視劇掙了錢的故事。

那時他剛結束10年的文學編輯生涯，又摻和好幾個人寫了一部大紅大紫但沒掙到錢的電視劇《編輯部的故事》（一集稿費300塊），迅速醒悟過來后的一幫人，自己當老板開拍《海馬歌舞廳》。

在80年代，文學圈就像今天的電影圈那么熱鬧，他所在的中國青年出版社是僅次于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第二大社，他又是里面最得力的文學編輯，編輯部里他一個人的編輯量是另外一堆人總和的好幾倍。

他是王朔第一本小說集的編輯，劉震云、蘇童、莫言、余華等當時的這批青年作家都跟他來往密切。

后來他們成立的海馬影視創作中心，王朔是干事長，他是秘書長，第一部戲《海馬歌舞廳》，王朔、劉震云、梁左、海巖這些大牌作家，一人一集輪著寫。

他說那部戲是真的賺了錢，那時沒有植入廣告的概念，山東煙臺一家鐘表廠來談合作，廠家說把一臺鐘放在海馬歌舞廳的門口，我給一百萬。

片方問，那你們要什么回報呢？廠家說，我投資。

片方又問，那你們投資要什么回報呢？廠家急了說，我投資！還是馬先生第一個反應過來了，趕緊接茬兒，“投資好啊!你就投資吧！”這么一句，才算把一百萬拿下了。

再有一個是他勸李嘉誠做收藏的故事。

那是90年代，他在北京琉璃廠有個店，李嘉誠來店里看古董，先問有沒有地方能帶他吃個飯，說想吃碗面。

馬先生帶他去胡同里的一個小院，真的就只請他吃了一碗面，一碟榨菜。

李嘉誠吃完非常高興，還問那榨菜是什么。

吃完飯去店里看貨，李看中了一盒明代的象牙象棋，上好貨色。

“他說很喜歡，我說您就買吧！他說多少錢，我說標價四萬塊，給您打一個六折。

六折是我主動打的最低折，我就不想賺他的錢，他特別牛，還說貴。

我就愣了，我說是這樣，您要喜歡我送給您，但我不能賠錢賣給您，這是原則。

我說您賣那樓不也都賺錢嗎？然后他就樂了，樂了以后就付錢了，他只是要這么個過程。

”聽他這么一說，我也偷樂，覺得自己也有當富翁的潛力。

因為我也愛砍價。

馬先生說當時勸李嘉誠做收藏，一年一個億，做自己的私人博物館。

“我當時老幻想著有一個大企業家，人家有錢，突然找我，說我想做一個好的博物館，你能不能幫我做一個計劃？”馬說西方很多大富豪都是大收藏家，但很奇怪，華人的一流富豪中沒有一個是真正在成系統地做收藏的，至今如此。

“我當初試圖勸李嘉誠，我說您一年拿一個億，對他不多的，十年是一個非常好的博物館，我幫您做。

”可惜沒有成功。

后來，他的觀復博物館堅持下來，特別是2008年之后社會大環境改善，博物館越做越順。

他到世界各地看一些財富家族的私人博物館，越來越有感觸。

他特別講到王安，“王安曾經是美國非常富有的人，如果他不走錯路，他的企業很可能就是今天的微軟。

美國40歲以上的人中很少有不知道王安的，但年輕一代卻幾乎沒有人知道他。

唯一留下的，只有三個圖書館。

”而摩根、洛克菲勒、哈默、蓋蒂、卡耐基這些大家族博物館和圖書館，卻成為整個國家的文化財富，實現了某種永恒價值。

對他自己來說，他也希望蓋棺定論之時，人們能說，這個人曾經做過這樣一件事，這件事起碼能夠留下來。

“ 我自己也知道，我的經歷無法復制，我是可丁可卯地趕上了一個代，我算算我25 歲到35 歲，我最好的黃金時代是收藏的黃金時代，就是1980 年到1990 年，這10 年文物沒有價錢，很多東西都是白來的，比如說我幫忙搬個煤，人家就送給你的，那個東西價值連城，當時卻沒有價錢。

我到北大的教授家，臨出門時他問說這個要不要，給50 都行。

那時候我就積攢了很多東西，沒有價錢，也沒有認知，你買這個東西所有人都另眼看你，覺得你腦子有水。

”而現在，當他成為中國當代最知名的收藏家之后，卻在考慮把私人博物館變成公共財產。

他講到齊白石弟子、一代國畫大師許麟廬去世后，70 多歲的子女為財產把95 歲的老母告上法庭的事情，深有感觸。

“ 我發現人老了，如果你有財產，隨著你年齡增加，你身邊圍的人就越來越壞，好人圍不上來，有尊嚴的人圍不上來，然后就很難過，我看見我身邊這種事天天都在發生，我不愿意這樣生存。

我希望我晚年的時候沒什么財產，當然起碼想花錢的時候有錢花。

我也不那么清高。

”馬先生的生日是1955 年3月22日，白羊座的第二天。

當年，父親給他取名未都，意思是羊年出生于首都。

還有個意思，是“首都未來的建設者”，他母親的家族清末是山東利津的首富，他的外曾祖父和魯迅、胡漢民、黃興、楊昌濟、陳寅恪等都是東京弘文學院的校友。

而他的曾祖父卻是孤兒，12歲上船做漁民，提著腦袋謀生活，掙了錢，蓋屋置地，才有錢供兒孫讀書。

家里為供他父親念書賣了四十畝地。

后來他父親加入了共產黨，從抗日戰爭打到國共戰爭。

村里一起出去的39人，到1949年只剩下兩個人，一個人已經殘疾，另一個得以保得全身的就是他的父親，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馬先生來之不易，幸運之極，如果畢生不有點成就，都會愧對上天的恩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