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er最真實的創業史:創始人現在個個身家50億美元

Uber已經整整5歲了。

對于許多用戶來說，那些只能靠出租車或打電話叫車外出的日子，似乎已經成為一段難以想象的歷史。

Uber當然已經長大，就算它還沒有成長為一家巨頭級企業。

目前，Uber已進入全球58個國家的311個城市。

為了紀念成立5周年，Uber在它的家鄉和第一個市場舊金山舉辦了一系列推廣活動。

該公司CEO特拉維斯•卡拉尼克將對Uber的員工、司機和各路貴賓發表演講。

演講的主題包括大城市面對的挑戰（比如，怎樣讓道路變得更安全，怎樣應對交通擁堵，怎樣提高經濟增長機會等），以及Uber計劃如何應對。

此外，Uber在舊金山的員工本周也將分頭趕往城市各處，志愿參加一些市政工程建設。

為了紀念成立5周年，Uber最近允許最早加入該公司的5名員工接受媒體采訪，談談他們是如何來到Uber的，最早的任務是什么。

他們的故事都有一些共同的主題，比如意外加盟了一家一開始似乎毫不起眼的公司，然后拼命創新，利用Twitter求職，與重要的科技發展保持同步等等。

以下是采訪記錄。

萊恩•格拉維斯與奧斯汀•蓋特在公司創業早期。

2009年，萊恩•格拉維斯還在為通用電氣工作，他覺得自己需要改變。

我說：“我不能當一個通用人。

”我想進入創業界。

于是我在Twitter上關注了紐約的很多人，以及全國各地的天使投資人，因為我猜想天使投資人知道下一個大事件是什么。

我想了解下一個創新。

我去見了Foursquare（一家基于用戶地理位置信息的手機服務網站）的人，當時他們只有四五個人，也沒有提供任何實習機會或業務崗位，但我還是去了芝加哥，其實就算開始為Foursquare工作了。

我干了大約3個月，然后通過我關注的某位天使投資人的Twitter賬號看到了特拉維斯發的一條推文。

他談到了Uber獲得大機構投資，有大人物支持。

我覺得那聽起來非常有意思。

于是我給他發了私信，然后寫了幾段話介紹我自己。

我們整整聊了兩個小時，一直聊到凌晨一點鐘。

然后，我在半夜叫醒我妻子說：“嘿，我們搬到舊金山怎么樣？”當時我們住在芝加哥。

她說：“如果你覺得好，我支持你。

”格拉維斯于2010年2月搬到舊金山。

新公司當時有很多工作要做，特別是要繼續完善Uber聯合創始人加勒特•坎普開發的產品。

加勒特有一個原型產品，但運行得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首先做的，就是在進入蘋果應用商店之前，找家公司重新構造。

那家公司名叫Mobley，后來被團購網站Groupon收購了。

然后，我們設計了UberCab的網站。

我們還完善了注冊流程和集成信用卡支付系統。

所有最基礎的商務框架都需要被構建出來。

當時我們經常約一名司機在咖啡店見面，問他問題，以了解現實世界能否接受我們的理念。

康拉德•惠蘭此前一直在他的家鄉加拿大卡爾加里市的科技領域工作。

加勒特•坎普也是加拿大人，他們二人相識多年。

一次令人眼界大開的旅行和一通電話改變了一切。

2010年1月，我進行了一次瘋狂的橫穿歐洲自駕之旅。

在穿越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后，我認識到，外面的世界原來這么大，我必須走出卡爾加里。

但當時我并不想再去另一家創業公司，而是想休息一陣子。

有一天，我順手給加勒特打了個電話，想知道他最近過得怎么樣。

當他發現我正好閑著，并且準備搬家時，他差不多就等于向我下達了錄用通知，要求我來舊金山幫助他一起啟動Uber。

惠蘭是Uber的首位工程師。

我剛加盟公司的時候，那款產品還沒法接受注冊，只是預約車輛的一種途徑而已。

所以我構建了一個需要信用卡，能夠生成用戶賬號的注冊流程。

等這些做完，我們就能正式發布產品了。

當時是2010年的6月1日，距離我加盟Uber正好兩個月。

我做的下一件事就是優化Uber的調度算法，以避免司機錯過一次車輛分派任務。

這個過程大概持續了3年左右，這事兒挺酷的。

萊恩•麥基倫是Uber的第二位工程師。

他是從格拉維斯那里知道這家公司的。

格拉維斯和他一樣都畢業于邁阿密大學俄亥俄分校，兩人是在舊金山認識的。

當時，Uber從另一家名叫Zozi的創業公司那里租用了一小塊辦公室。

最終，我們在他們的辦公室租了一間小會議室，就是用玻璃幕墻隔開的那種。

那張桌子幾乎和房間一般大。

我還記得到公司的第一天早上，剛跨過門檻，我就注意到了堆在桌子上的一摞書，都是關于計算機科學、編程和數據庫的。

它們都是原裝的，連封皮都沒撕。

還有一本破破爛爛的書看來已經被翻閱了無數次。

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嘿，康拉德，為啥桌上還有一本西班牙語辭典呢？”他看著我說：“因為代碼是用西班牙語寫的。

歡迎來到Uber。

”奧斯汀•蓋特是從實習生的身份加入Uber的。

最終她干了非常多的工作，成了Uber開辟新市場的“劇本”專家。

當時我剛出校門，正在找工作，經濟環境也很不景氣。

我在Twitter上隨機關注了一些科技界的人。

后來我看到了幾條關于Uber的推文，可能是賈森•卡拉坎尼斯發的吧，看起來很有意思。

我聽說他們正在招實習生，于是我找到了萊恩•格拉維斯，他當時正擔任Uber的CEO。

我對他說：“你必須給我一次機會。

”那是2010年的8月。

很快他就打來電話：“先回答幾個問題吧。

”我嘗試著給出自己的答案。

我喜歡看Uber今天的樣子。

然后他很快說：“你為什么不來一趟？”然后我就去見了他們。

當時他們正在借用Zozi公司的辦公室，空間很緊張。

我去見了他們。

我不記得當時我們談了什么，但氛圍很隨和，我喜歡這一點。

我記得那天我打扮得非常正式，但是他們都是一副書呆子的樣子。

當時我心想：“這些家伙真酷，對他們的事業充滿激情，他們的產品也非常有意思。

”所以我誠懇地請求格拉維斯給我一次機會，他答應了。

老實說，我其實并不是非常夠格。

前幾個月挺煎熬的，我做得也不是很好。

但即便是在我還比較生疏的時候，他們也沒有放棄我，直到我漸漸熟悉了業務。

我是個實習生，所以我的工作也不是很固定。

我記得我曾在莫斯康會展中心門口發過傳單，但是沒人想接。

我也給Yelp上的很多司機做過電話推銷。

后來第一個支持我們的司機來了。

當時我就覺得：“我能行。

”早些時候我們也試過電話支持，那些電話會直接轉到我的手機上。

如果我沒接，它就會轉到格拉維斯的手機上。

如果格拉維斯也沒接，就會轉到特拉維斯的手機。

但隨后，有人在凌晨三點打電話說，“我打不著車了。

”于是我們關掉了電話支持功能。

總之一開始的時候，這就是我能夠做出的貢獻。

由于當時我是剛出校門的菜鳥，我一度覺得自己寫不出一封得體的郵件。

然后我很快意識到：“噢，大家都是寫到哪算哪。

”在一家創業公司里，沒人知道他們自己在干什么。

自從我對這一點產生了信心以后，我的工作很快就上手了。

當我們開始得到用戶的支持時，我想：“好吧，我要做所有的支持工作。

”我承擔了博客社區管理方面的工作和許多瑣碎的事務。

然后我們負責司機運營的人從公司離職了。

他們說：“奧斯汀，你能把這一塊的工作也兼了嗎？”我說：“當然可以。

”于是從那時起，我開始負責管理與合作伙伴的關系。

當時我們做的還僅僅是禮賓車這一塊。

有一次我去接客戶，我正好陪他走出來，結果看到他走進一輛粉色的克萊斯勒Caravan里。

我想：“我們以后最后提前做一下車輛檢查。

”每次我在一個城市做推廣時，我把我做的每件事都做了筆記，那就是我們最初的一個非常草率的“劇本”。

后來每到一個城市，我都會修改“劇本”，使它變得更高效。

他們說：“為什么你不招聘一些推廣人員呢？”最終我大概招聘了50人。

我的態度是：“尋求寬恕。

”我負責了這次大擴張。

為了與男友團聚，雷切爾•霍特搬到了華盛頓——他的男友現在已經成了他的丈夫。

她回復了Uber的一份招聘啟事，開始在美國首都推廣Uber。

我是在2011年11月8日來到華盛頓的。

我們在11月18日做成了第一單。

所以在10天時間里，我們差不多把所有事情都拋在腦后了。

一開始只有我和另一個推廣團隊在做，他們大概是在我的兩周后開始的。

我覺得當時有一種盲人騎瞎馬的感覺。

華盛頓是我們碰到監管挑戰的第一個市場。

諷刺的是，我剛到華盛頓時就說過，我不想干任何跟政治哪怕有一丁點關系的事。

我們在2011年的12月15日正式發布產品。

我記得那是2012年1月11日，也就是離我們正式發布還不到一個月，我當時剛從舊金山返回華盛頓，但Uber在華盛頓已經火得不行。

從一家企業的觀點看，Uber已經做得很好了。

我在舊金山與特拉維斯和比爾•格爾利見了面，他們當時都在辦公室。

我們當時真的工作得非常努力，整個團隊每天都忙得團團轉。

我剛回到華盛頓，Twitter上就冒出了出租車管理部門宣布Uber在華盛頓為非法的消息。

我們想方設法地去解決這個問題。

當然，由于這是華盛頓，所有人都對監管領域的故事感興趣，所以《華盛頓郵報》和很多博客都在評論此事。

結果發現，有一名出租車管理部門的官員在沒有引用任何法規的情況下，就斷言“它是非法的”。

輕輕一句話，就讓大家瘋了似的急了兩天。

然后我接到了一個電話：“那位出租車管理官員要求試乘一下，我們怎么辦？”我說：“讓他試乘，反正我們什么也沒做錯。

”他讓車子停在五月花酒店，然后召集媒體，扣留了司機的車子，并且開了一張2000美元的罰款票據。

當天我就挨個打電話給每個合作伙伴，對他們說：“現在發生了這件事，我們百分之百地支持你們。

如果像這樣的事情再發生，不管是什么罰單傳票，我們都會原價賠償。

我們支持你們。

”我們給每名司機都打了電話。

當晚，我們上路的司機比發生這件事以前還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