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首席技術官到意外的牛奶商人

邵祈的乳業公司叫做華夏畜牧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夏畜牧)，他生產的牛奶品牌叫萬得妙。

這個品牌在過去只被少數特別在意自己所喝牛奶是否合格和富于營養的人所知。

但在2012年4月20日，出乎邵祈意料的是，前中國谷歌的總裁李開復為他做了一次成功的廣告。

李開復發出了一篇“我如何降低食物中毒概率”的微博，他提及9種安全的食材，而其中唯一有明確品牌注明的便是“萬得妙”牛奶。

在中國，與大部分使用UHT高溫滅菌的其他牛奶不同，萬得妙采用一種更古老，也更符合國際標準的巴氏滅菌法，這種滅菌法會將牛奶的溫度提升到攝氏70度至80度，在十幾秒內殺死細菌—這種滅菌法能讓牛奶的口感更加真實，同時極大程度地保留牛奶中的蛋白質含量。

20年前，中國的城市居民幾乎全部飲用口感更好的巴氏奶。

但是，巴氏滅菌奶對儲存、運輸、銷售的溫度都有嚴格要求，它要求環境溫度最好保持在攝氏4度左右。

否則，牛奶中的酵母、大腸菌會迅速繁殖并產生毒素—這致使它的保質期只有10天左右，而且不能被運送到太遠的地方。

因此，在20年前，人們理所當然地只喝自己居住城市附近牧場生產的牛奶，而這些本地牛奶企業的規模注定有限。

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牛奶產量最高的地區是上海，那里的牛奶產業是日本人和美國人留下的。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上海的光明乳業是全國最好的牛奶品牌，遠在內蒙古的伊利完全難以望其項背。

到了90年代，中國政府鼓勵國有企業通過上市解決融資問題，每個省都擁有上市名額，內蒙古給了伊利名額，使它從一個很小的地方企業變成了當時第一個A股上市的乳業公司，這使得它能極快地融資、擴張。

到了1998年，伊利副總裁牛根生離開伊利成立蒙牛，他選擇了一種激進的方式圈地：先建市場再建工廠，被形容為 “借腹生子”—這是一般企業不敢模仿的。

伊利與蒙牛熱衷于規模效應，于是就想通過塑造草原的意象，將產品賣到更遠更多的地方。

它們使用了一種更容易保存牛奶的滅菌方法—UHT超高溫瞬間滅菌技術。

牛奶經過高達135攝氏度的超高溫滅菌之后，用六層復合無菌材料包裝，無需冷藏，保質期就長達幾個月，這使得牛奶極大地克服了運輸與銷售半徑的限制，可以在常溫下在全國范圍內進行運送。

但此事有利也有弊，高溫致使牛奶之中80%左右的蛋白質等活性物質被毀壞，有人形容說UHT高溫滅菌奶更像是一杯白色的水，里面裝滿了細菌的尸體—在歐美發達國家，鮮有奶商會使用這種滅菌法。

這種擴張從一開始就帶有某種欺騙性。

很長一段時間里，一些專家在告訴消費者UHT滅菌更安全的的時候只字不提它對于營養的損害。

很快，由于大品牌的市場攻勢，一些生產巴氏滅菌奶的地方性奶業紛紛破產，或者淪為了為蒙牛與伊利制造UHT滅菌奶的奶源提供者。

因此，在中國，當一個奶商決定采用巴氏滅菌法加工自己的鮮奶時，他需要很大的勇氣。

因為這是一件極為昂貴和奢侈的事情：為了從一開始就控制細菌的數量，巴氏滅菌奶的生產需要比UHT滅菌奶更為嚴苛的環境，而為了把這些牛奶賣出去，這個企業要花很多的錢與時間去為自己的牛奶打造一個完整的運輸冷鏈。

更重要的是，你要在一個完全被錯誤觀念誤導、熱衷購買便宜貨的消費者群體里找出那一小部分真正懂得什么是好東西，并樂于為此付出更高費用的人。

事實上，53歲的邵祈從來沒有想過要成為一個牛奶商人，他更喜歡告訴別人自己對機器如何著迷。

在一個下午，我們坐著邵祈的車前往他位于河北省三河市李旗莊鎮一個農業高科技園區的牧場。

沿著北京長安街一直向東，通過通州與燕郊，便是邵祈的牧場。

對于一個嚴格的巴氏滅菌法牛奶制造商而言，這個地級市的優勢在于位于北京與天津之間—只需要兩個小時的車程，他就能把新鮮的牛奶制品送達北京或天津，不但符合他牛奶保鮮的半徑，這兩個城市也充滿了教育程度和消費力極高的城市居民。

邵祈是一個身材健壯，留著長發但氣質溫和的中年男人，白色襯衫扎在牛仔褲里，這是典型的硅谷技術人員的打扮。

邵祈來自臺灣，13歲那年，他的全家又從那里移民到美國。

在20世紀90年代，邵祈在一個叫Einux的公司擔任首席技術官。

這個公司為愛立信與諾基亞這種大型電信商生產一種大型服務器集群。

在一個新技術不斷產生，利潤快速下降的時代，電子行業獨有的殘酷而苛刻的一面令他印象深刻。

“在電子行業，如果你在一個電子設備上賠了10%，就不可能賺錢了，在很多時候，你必須保證它們的毀壞率低于0.5%。

”很大程度上，這使邵祈成了一個極為嚴謹的人，這些嚴謹最后又都轉化成對成本精密的計算和控制。

在 Einux被收購之后，邵祈與自己的朋友開發了一種叫做Adsense的語義搜索引擎。

由于在英語中，一個單詞往往有多重意思，而這個引擎可以根據一個單詞在句子之中的位置判斷它的詞義。

當谷歌在2002年大規模地進入廣告業務時，以1.02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了邵祈的軟件公司。

通過這種技術，在這項業務里，Adsense可以幫助谷歌的用戶更準確地找到他們需要的搜索結果，比如，一個想配眼鏡的人鍵入“glass”這個單詞時，這種算法會根據單詞在短語中的位置將用戶帶入眼鏡而不是玻璃的網頁。

拿到這筆錢，邵祈離開了IT行業，這種更新換代迅速、利潤快速下降的行業讓他疲憊不堪。

2003年，他遇到一個世交的大哥。

二戰結束之后，日本退出臺灣，作為國民黨的軍官，邵祈的父親與這位大哥的父親接管了臺灣的鐵路與公路系統。

他們沒有再回到內地，卻總期待自己的后代能湊在一起干些什么，而且是回到內地干—這是一種很特別的情感。

這種友誼多數源自戰爭，在臺灣這樣一個地方，世交或許是一件比血緣更為親厚的關系。

從90年代開始，中國政府在乳業上把自己的目標定為發展成牛奶生產大國。

在這個國家里，糧食、紡織、體育這些看上去毫無瓜葛的行業，都有其相似之處—它們都是一種在舉國體制的思路下迅速發展而成的。

當你聽到任何一個牧場主描述奶牛的生產能力時，你就會明白為什么政府會大力推廣這種畜牧。

奶牛在生下來11個月之后，就可以不斷地懷孕、產奶、生子—奶與小牛都可以換成財富。

一年之中，一只奶牛只有生完小牛后的45天空閑時間，它們那時在撫育孩子。

出于對奶牛精神的贊賞，毛澤東大力推廣魯迅那句名言—“吃進去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

政府不但希望中國人飲用更多的牛奶強健體魄，而且相信養奶牛能夠幫助農民致富—發展壯大之后的蒙牛與伊利，也被地方政府賦予了這樣一種特有的責任和期望。

20 世紀80年代，整個河北只有3000頭牛，4個養牛場，分布在城市的近郊。

但從1985開始，全國各地的政府大量地引進了進口奶牛，再通過優惠的貸款和補助等方式把它們分配到農民手里。

到了2004年，河北省的奶牛飼養戶達到了28.1萬，奶牛數則達到了161萬頭。

從2000年以來，中國的牛奶產量一直保持年均23%的高增速，聯合國糧農組織的報告說，中國2005年的牛奶產量為2750萬噸—在當時，這個增速是全球最快的。

中國很快就在2006年變成了僅次于印度和美國的第三大牛奶生產國。

這個行業里的實惠和可持續也同樣打動了邵祈的大哥。

“一年之中，一只奶牛只有45天的空閑時間，在剩下的近300天里，它們都在產奶。

但如果你是養了雞或者豬，把它們殺了也就沒有了。

”邵祈的大哥說。

對于邵祈而言，這和IT業太不同了，IT界的摩爾定律指出，電腦處理能力幾乎會每兩年提高一倍，而其價格會降掉一半。

“這簡直是一個一勞永逸的生意，”邵祈說，“而且一只奶牛的產奶年限可以超過十年。

”在2003年，一頭同樣種類的荷蘭奶牛在大陸與海外的差價有幾百元，邵的大哥在其中看到了高額利潤—他做了一個簡單的算術題：用幾百塊乘以中國龐大的人口，從而認定就算他們只將奶牛買進賣出，也會是一本萬利。

決定飼養奶牛之后，邵祈花了半年時間去考察當地奶農的生態。

他看到的場景“慘不忍睹”：當時，中國的奶牛大部分處于散養狀態，牛就睡在牛糞上面;牛奶緊俏的時候，農民擠完一桶奶擺在屋外就有人來收;桶上只蓋一層紗布，上面爬滿了蒼蠅。

“中國的養牛業至少落后西方50年。

”邵祈說。

作為一個誠實的人，他相信，在一個落后的地區，自己只要用先進的方式去生產牛奶，就會獲得機會。

2003 年，當邵祈進入中國牛奶市場時，蒙牛“每天一斤奶，強壯中國人”的口號喊得正響—那一年，在神州五號升天之后，蒙牛獲得了“航天員專用牛奶”的稱號。

它還從伊利手里戲劇性地爭來了當年中央電視臺標王的位置。

在伊利出資2.14億元后，11月19日，蒙牛以3.1億元的總投標額登上了標王寶座—據說，在央視的招標會上，他們動用了15家公司舉牌競標。

獲得標王稱號后，蒙牛制定了一個2004年完成100億元的瘋狂銷售計劃。

在2003年，它的銷售額也只有50億元。

很多人對蒙牛要實現100%的增幅大表疑慮。

因為達到這個目標只有兩條路徑：一是大力爭奪競爭對手的份額;二就是把整個市場總量這塊蛋糕做大。

盡管中國不斷進口奶牛，但奶源危機還是顯現了：2003年，全國乳制品產量比2002年增長了50.6%，但這一年，原料奶產量為1625 萬噸，只比2002年增加了225萬噸，增幅僅達16%，原奶的增長量遠遠不能滿足市場的需求。

蒙牛和伊利這種大型奶企在21世紀初發現 1噸國外奶粉的進口價格在1.5萬元左右，1噸奶粉可以做成8噸液態奶，而當時8噸鮮奶的收購價是2.5萬元左右。

大部分奶商在這時開始減緩從農民手中收購鮮奶，而改為用進口奶粉制造牛奶。

這種投機行為加上鋪天蓋地的廣告、瘋狂的市場促銷行為以及亢奮的民族情緒，周而復始，變成了蒙牛、伊利增長神話的主要部分。

在許多地區，奶農賣1公斤奶甚至收入不到2元—這就使得農民用現代方法養好奶牛和出產好奶的積極性大受打擊。

到了后來，一些奶農們之所以仍愿意留在這個行業，并不是因為養奶牛賺錢，而是因為能撈到一些國家優惠政策與政府撥款。

而邵祈對這一切一無所知。

剛開始養牛時，他的牧場對面有一個日本的飼料廠，邵祈便從那里買來飼料運到牛舍，一開始，他覺得這個生意簡單極了，他要做的只是用車子把飼料從馬路這邊的飼料廠運到牧場這邊。

但當邵祈把牧場第一批牛奶賣給三元時，他發現自己賠本了。

他生產1斤牛奶的成本比三元收購鮮奶的價格還要貴上幾毛。

他所選擇的飼料廠，當時主要是利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加工飼料，然后將其賣給發達國家—按照當時中國食品加工業的行情以及人們對便宜貨的期待，沒有食品企業能夠承受這樣的飼料價格。

而且當時國家制定的大部分補貼政策都是針對本國企業的，作為一個外資企業，邵祈一分錢也拿不到。

邵祈與那些身段柔軟的商人截然不同。

他不相信快速的財富，一夜暴富的童話從來沒有在他的人生經驗中出現過，作為一個固執的人，他相信如果自己是對的，就應堅定不移地按照這條路走下去。

離開IT業之前，邵祈曾經在一個臺灣華人創立、生產LCD顯示屏的公司Syntabrillian工作。

一開始，這是創新行業，但當LCD技術廣泛用于電視機后，這個行業主要仰仗的就是一種類似快速消費品的運作：大量資金涌入，大規模生產、制作壓倒對手的廣告，迅速控制銷售渠道以及大幅度降價—創新因素在其中變得極其微不足道。

“這不符合我的興趣。

”邵說。

而在美國，奶制品企業由于生產流程完全標準化，它幾乎沒有所謂壟斷性的品牌。

“在美國，牛奶是一種非常樸素、規范而且去品牌化的產品—人人都選擇自家附近的牧場生產的巴氏滅菌牛奶，所有的牛奶幾乎都是一個樣子，一個味道，就像菠菜不需要任何牌子一樣。

”邵祈說，這原本是他選擇這項業務的初衷。

在發現自己的生意出了問題之后，邵祈重新變回了一個謹慎、吝嗇的IT業的從業者，他那種根深蒂固的理性與對成本強大的計算能力發揮出來了。

首先，邵祈做了一個簡單的計算，在國內，幾個大的奶牛場每頭牛每天的平均產奶量是25公斤，如果自己的產奶量能夠達到25公斤以上，那么他就可以賺到錢。

在單純地把問題還原為成本與效率的矛盾后，他決心用更先進的生產方式來生產牛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