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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國外媒體報道,每周三東京市中心的一個酒吧都會舉辦不尋常的速配活動,活動中有飲料,還有很多羞澀的面孔。
但這些年輕人在酒吧不是尋找浪漫。
“我想認識相同想法的人--基本上是那些了解互聯網的人,”29歲的東芝前智能手機工程師、最近推出了新地圖應用程序Sanpo的Shingo Hiranuma表示,“我并非和任何人都打交道”。
當日本的老牌科技巨頭如索尼和松下持續低迷時,日本新一代的科技企業家正在發展壯大。
雖然與美國的同行相比,他們的數量還很少,但他們也在轉向新創企業孵化器,甚至直接從硅谷融資。
像東京市中心這個酒吧舉辦的新創公司約會沙龍,就是幫助潛在合作者見面。
26歲的Hiro Maeda表示:“日本現在有很多的不確定性,這實際上使日本年輕一代的人更愿意承擔風險和嘗試新理念。
”Maeda曾就讀于賓夕法尼亞州巴克內爾大學,并在美國多家新創公司工作過,后返回日本東京創建了新創企業孵化器“開放網絡實驗室”(Open Network Lab)。
自2010年成立以來,開放網絡實驗室進行了五輪新創公司融資活動。
Maeda表示,在今年最新一輪融資活動中,其收到了近100份申請,為去年的兩倍多。
該實驗室為企業提供創業資金、辦公空間和業務指導。
日本迫切需要創業血液的注入。
隨著經濟增長放慢和人口老齡化,在最近聯合國“全球國家創新力”排名中,該國跌至第25位,自2007年該調查開始以來首次跌出前20。
而且越來越顯而易見,不能指望該國大型電子公司推動創新。
日本頂級科技巨頭在從電視到智能手機等產品上的競爭力,因日元升值而受損,這些公司正在遭受巨額虧損,逐漸被更靈活、有價格優勢的海外競爭對手超越。
與以往相比,更多的創新似乎只是少許改進或僅僅是與眾不同。
8月份松下推出的價格為4500美元的可通過智能手機遠程操作的“網絡化”洗衣機,遭到日本博客圈的嘲弄。
一位博主問:“松下迷失方向了?”不過,日本的科技企業家還要克服大量的困難,如果他們希望在科技巨頭沒有成功的領域獲得成功的話。
日本社會依然推崇一生忠誠于一家公司,不能容忍冒險和失敗。
日本政府制定的復雜低效網絡監管法規,阻礙了新進入者。
不僅那些潛在的企業家缺乏冒險,而且投資者也是如此,他們仍然熱衷于支持老牌公司而不是培育新公司。
1996年與孫正義一起建立雅虎日本的孫正義弟弟孫泰藏表示:“不管是談論推動創新還是談論創造就業,顯然日本需要嘗試新的東西。
”現在經營著風投基金Movida Japan的孫泰藏稱:“人們只要敢嘗試還是有機會的。
”據東京風投企業中心稱,其擁有約50家風投基金成員,2011年這些基金的投資總額提高到246億日元(約合3.16億美元),同比增長35%。
但與硅谷公司去年126億美元的風投融資(安永數據)相比,這少得可憐。
日本參與創業的工作人口比例--新創公司門戶網站InternationalEntrepreneurship統計--2010年為3.3%,是工業化國家中比例最低的國家之一。
在美國這個比例為7.6%。
Satoshi Sugie、Junpei Naito、Muneaki Fukuoka和Hiroshi Kurita就屬于那些在嘗試的人。
他們都離開了舒適的工作--他們曾在日產、索尼、奧林巴斯和日本最大廣告機構電通公司工作--開發一種可固定在輪椅上,將輪椅變成電動汽車的設備。
對創始人來說這是大賭注。
因為他們無法獲得大投資機構的支持,他們投入的原型產品開發資金600萬日元是他們自己的積蓄。
去年在被邀請在東京車展上展示他們的原型產品時,該公司收到了大量來自日本、歐洲和美國的咨詢。
這家新創公司準備在下周宣布推出全新的型號。
Naito今年辭掉了索尼產品工程師的職務,并提出了創辦Whill的想法。
他表示:“在Whill我們的行動速度與在索尼完全不同,我們做事的速度快多了,我喜歡這一點。
”27歲的Makoto Fukuyama和25歲的Kota Uemura都是谷歌的前職員,他們在去年10月份推出了Social Lunch,并看到用戶興趣激增。
基于Facebook的Social Lunch應用,是幫助年輕專業人士舉辦休閑商務午餐擴大他們的社交網絡。
該新創公司現在擁有6萬用戶,而且正在以每月1萬多用戶的速度增長。
今年日本第二大電信公司KDDI創立的新創企業基金向其提供了3200萬日元種子資金,但該公司在日本依然很難找到投資者提供更多資金。
問題在于,日本依然沒有真正的收購新創公司的良好記錄,這意味著科技企業家獲得投資的唯一途徑是上市--對大多數公司來說這個目標太高了。
(去年只有11家科技公司成功上市)日本投資者對成功收回投資沒有很高的期望,因此他們的投資遠遠低于硅谷的同行,從而導致更少的公司成功,這種惡性循環抑制了創業。
Fukuyama稱:“種子資金在日本已經生根發芽,但都數目很小。
企業家依然被視為無所事事的盲流。
”Taku Harada稱,但越來越多的更年長、更有經驗的日本人辭職創辦自己的公司,這正在刺激當地新創公司的發展。
Harada經營著活動管理新創公司PeaTiX,可讓用戶搞活動邀請和發門票。
Harada曾在索尼、蘋果和亞馬遜工作過,2009年成立了PeaTiX。
他表示,現在從大公司吸引人才也比以前更容易了。
在他20人的公司里,平均年齡遠超30歲,所有員工都有豐富的科技部門工作經驗。
Harada稱:“成功的例子越多,越能激勵更多的企業高管跳槽。
”盡管如此,很多可能跳槽的人告訴他,在日本如果失敗對他們的聲譽打擊太大了。
Harada表示:“如果你失敗了,你就沒有太多機會了。
”日本本地新創公司領域的限制,促使網絡翻譯新創公司Gengo到海外尋求投資者和人才。
Gengo創始人和首席執行官33歲的羅伯特·萊恩(Robert Laing)想建立一個平臺,可讓要翻譯的客戶立即與全球性的自由職業翻譯者網絡聯系。
但Gengo還是難以成功。
英國人萊恩1年里沒賺到一分錢,只靠自己的積蓄生活。
他的合作伙伴、有部分日本血統的馬修·羅梅恩(Matthew Romaine),睡在他父母在東京公寓的地板上。
由于沒有多年的公司報表,房東不肯出租寫字樓給他們。
2010年初他們的好運才來了,美國天使投資者戴夫·麥克盧爾(Dave McClure)提供他們種子資金,并幫他們聯系日本以外的其他投資者。
現在Gengo的主要投資者為倫敦的Atomico和一些非日本投資者。
即使Gengo獲得了投資者和客戶,但還是難以找到愿意加入這個團隊的人才。
因此他們求助于Craigslist、口碑和招聘人員,組成了萊恩所說的混合國際團隊,現在該團隊有30多人,并還在不斷增長。
去年Gengo才在日本進行大規模招聘,期間招聘了前谷歌高級產品經理Hiroto Tokusei。
萊恩稱:“我們最終招聘外國人,是因為只有他們才愿意加入瘋狂的新創企業。
在東京新創企業很少,我們無法和其他人討論事情,無法咨詢我們是否處于正確的軌道。
”這種每周舉行一次的新創公司約會沙龍,如東京市中心Nomad New’s Base酒吧,都在試圖滿足這種需求。
在最近一次活動中,在推杯換盞之際,前東芝工程師Hiranuma在房間里不斷走動,拿著他的MacBook Air筆記本電腦兜售Sanpo應用。
Sanpo在日語中是散步的意思,可讓用戶規劃去目的地的路線,如果谷歌地圖一樣。
此外,該應用可為流行的商店、餐館和沿街的其他場所提供路線建議。
Hiranuma稱:“該程序可幫助人們獲得有趣的路線,嘗試新的東西,我喜歡嘗試新事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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