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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賣的好好的,憑什么要我的貨下架?”“罰款去向哪里,要給我出示證據。
”拼多多要是不把保證金還給我,我就在樓下一直坐著。
”在勉強回復了13名商家關于凍結錢款的置疑后,兩名拼多多員工,匆忙退回到上海金虹橋國際中心22層,這里是拼多多總部辦公的地方。
613事件只是拼多多諸多負面事件的縮影。
早在半年前,一系列響雷已相繼炸開。
一月份阿里的打假報告;五月份騰訊的封殺朋友圈淘口令鏈接;六月份的涉黃被央視曝光。
2018年7月31日,黃崢對拼多多一系列負面事件給出回應。
在會上,他提到了拼多多絕不售假的立場,重申了賠償金的受益人群是消費者而非平臺,講述了自己是如何辨別不清臨期奶粉,犯了和其它電商平臺同樣的問題。
然后,他話峰一轉,說“拼多多應該先分清消費者關心的問題,和被炒作出來的問題。
”黃崢此舉頗令人意外。
電商平臺因售假遭遇輿論譴責,不是新事。
迅速承認失誤來換取公眾的支持,是業內常用的做法。
一位投資圈經理感慨道,十月圍城事件爆發后,馬云手寫五個“忍”字,閃電出臺一系列措施,對新規讓步,“十月圍城”事件才收尾。
但是五年之后,馬云的學生,卻采用拉同行墊背的方式,招惹是非。
與以往拼多多歷次危機不同,黃崢的發言,罕見地受到了網絡上一邊倒的指責包括官媒《人民日報》在內的大量媒體,對這家公司進行了鋪天蓋地的批評。
網絡媒體上,一系列調侃與諷刺拼多多的段子在瘋狂傳播。
一些人開始懷念不作惡的谷歌精神,另一些人則稱拼多多的上市讓中國的歷史倒退了二十年。
最受直接影響的是的股價,從大漲到破發,一切逆轉,僅在四天之內完成。
今年38歲的黃崢,被稱為中國最耀眼的商業新貴。
與他在商業和戰略上的天分相比,他在面對輿情危機與處理政府關系的問題時,卻體現出了心口不一并不老練的一面。
他最受人譴責的話,是替拼多多辯解“山寨不等于假貨”,最讓人詬病的行為,是試圖袒露心胸,訴說自己“很委屈”——顯然,在涇渭分明的兩種立場中,如此說話,根本無法得到大多數人的諒解。
相比于其他互聯網企業家,黃崢一路順途,成名迅速。
從戰略上來看,他與一直倡導“消費升級、流量思維”的中小互聯網巨頭逆向而行,突破了傳統電商既有秩序,其在戰略上的優秀無需諱言,而事實證明他的商業決策往往都是正確的。
如今,在招股說明書上,成立8年的美團,估值是600億美元。
而這家成立三年的電商黑馬,IPO 數值已達300億美元。
但是黃崢的故事遠不止于此,正如拼多多所代表的創業奇跡也有另一面。
618事件事件爆發之后,他所背負的道德爭議和誠信問題;他在處理公關輿情上不顧自身情況的一味強勢;他在公開講話中,將自己與整個社會情緒完全割裂的狀態;他在公司持股比例上的極高占比;他最初的商業構想與實踐過程中的脫節,都讓公眾慢慢看到了另外一個黃崢——一個獨立思考、精通商業規則之外的,也同時更強勢,更孤獨,更看重結果而非過程的人,一個并不擅長在商場與社會之間長袖善舞的的企業家。
窗外如火,然而這位商業新貴,卻即將迎來自己的冬天。
爆雷2018年的6月13日,中小商戶圍剿拼多多事件爆發。
該事件起源于售假事件曝光后,拼多多一下子從對入駐商戶的無審核狀態,突然變成了重度監管,所導致的商家情緒反彈。
在中小商戶的視角中,黃崢是一個不守誠信,出爾反爾的人。
黃崢本人很懂得如何迎合中小商戶,這從長久以來,拼多多一直對這些商戶所采取無門檻零審查的準入法則中可以看出。
2017年11月,他提出“0元入駐,打造爆品”,曾吸引了一批商家從淘寶轉向拼多多,使它快速做到了2億~3億用戶的體量。
但是現在,黃崢則扮演了一個似乎一直站在消費者一端,對售假行為深惡痛絕的角色。
他強調,作為平臺維護者,“對于問題商品,賠付標準要嚴格。
”該事件的最終結果是,部分商家的保證金與貨款被凍結,同時,“拼多多靠罰款創收”的傳聞在網上擴散。
有人評論說,618事件反映了拼多多正在做將客戶從B端轉為C端的戰略調整。
考慮到黃崢表態的時機,是在赴美遞交IPO申請之前,也有人把他此時的舉動,解讀為向政策靠攏,為自身洗白。
在售假事件爆發之前,拼多多一直是上海的名片,被一直困擾于“上海無互聯網基因”的當地政府大力支持。
而黃崢也一直以來謹慎對待與政府的關系,這從拼多多最近一直提出的“覆蓋90%國家級貧困縣”、“扶持1萬名新農人”的口號中可以看出。
甚至就連這次的上市敲鐘,黃崢也沒有去美國,而是選擇留在上海。
7月26日,黃崢被上海市委副市長周波接見。
但售假問題則是政府的底線。
“在弱監管的社會,企業往往需要對自身有更高的道德自律”一位互聯網評論家說。
他認為,拼多多錯在尚未誕生出與其自身體量和影響力相匹配的商業倫理。
在拼多多增長的實現途徑中,黃崢更多地體現出了他作為一名公司CEO,關心企業增速勝過社會責任的一方面。
他始終將C端用戶看作是“KPI”的化身,盡管他強調“誰都得罪的得起,唯獨消費者得罪不起。
”但在實際推進時,卻依然極盡可能地去讓B端起量,這注定了拼多多用“寬進嚴出”的方法打假,無法給用戶信任。
在謀求上市之際,黃崢曾對媒體表示,“全中國可能沒有比我們更努力打假的平臺了”,但隨后有一名網友在下面評論,“但拼多多永遠也洗不掉兩個字“縱容”!”一位來自拼多多投資方IDG資本的高層指出,兩場圍城事件背后實則是戰略性問題。
商家是為平臺創造利潤的,而客戶是平臺的上帝。
“如果合伙人都走了,誰來陪你繼續玩?”上述人士稱,兩次十月圍城發生以后,黃崢出面開媒體溝通會,跟七年前馬云親自從澳洲飛回,本質上是一樣的道理,“因為黃崢自己很清楚,這是電商公司的底線”。
在過去的三年中,黃崢一直呈現給公眾的是一個“商業奇才”的形象:學霸、理工男、接受西式精英教育.....這也是繼BAT之后,年輕一代創業者的群體形象。
從這樣的環境里塑造出來的人,往往眼光敏銳,愛創新。
作為一名硅谷型創業企業家,他聰明、好勝、不走尋常路,不喜歡浪費大量資源過度競爭,善于把握底層邏輯,最重要的是,他往往能在看似沒有機會飽和的領域,尋找到新的商業突破。
從這點來說,黃崢是一名創新者、顛覆者,一個樂于打破規則的人。
但另一方面,黃崢早年曾經有一段跟隨段永平做二級市場投資的經歷。
段永平是oppo、vivo背后的男人,也是巴菲特最忠誠的門徒。
常年政策市場的不確定,讓黃崢養成了善于聚焦遠期目標,而輕視近期風險的豪賭之氣。
他曾經在一次采訪中聲稱,平時對電商相關的物流、金融領域的知識不會做刻意了解-----因為環境會變,“大部分知識是沒有用的,遇到問題再解決問題。
"在過去,談及黃崢的創新時人們會舉出拼多多對戰阿里京東的經典案例。
稱他顛覆了傳統電商以流量為核心的競爭準則,在中國市場了抓住了淘寶所忽視的小商戶和低收入人群,利用社交電商的流量優勢,創造了與抖音齊名的現象級產品。
但商戶風波卻讓公眾接觸都了另一個黃崢。
一個沉浸在底層的商業環境中,在追求增速與有限資源的困境下,運用市場機制最便捷的方式來追趕對手的投機者形象。
人民日報海外版評論拼多多《拼到最后拼質量》,警示了企業家們不該把企業增速看重于社會責任。
2018年4年,黃崢在一次采訪中剖析自己,當談到這段做投資的經歷時,他說這個過程讓他發現了,自己與常人迥異的性格,“我不容易在很多人恐懼的時候恐懼。
”——這不是說,他并不是沒有意識到失誤,而是他太自信,相信自己總能跨越失誤。
一位中小機構的投資人描述道,聽聞拼多多跌破發行價,自己心態復雜。
在投資圈,拼多多是圈子里的爭議。
人們既羨慕它帶來的回報,又懼怕這種“火中取栗”式的風險。
當賭性十足的資本圈碰上更愛冒險的黃崢,幾乎每個人都問過自己同樣的問題,如果給你150億,這樣的機會,你敢下注嗎?初心與現實3年前,拼多多上線,還只是一家日訂單量差不多30-40萬單的公司。
而如今,拼多多GMV已超千億——僅用了2年3個月,它就完成了其它電商平臺,需要花費5到10年才能達成的數據。
從企業增速來看,黃崢是一名成功的企業家,他締造了一家商業價值巨大的上市公司。
在創立之初,他就不止一次的表示,拼多多要做一家不靠流量,靠人推廣的公司。
他希望拼多多能成為電商界里的今日頭條,但有人調侃,它分明是電商界里的快手。
那種感覺就像人們突然發現了一座浮出水面的冰山,表情錯愕。
在某種程度上,五環里與五壞外,兩個各說各話的圈子,最終通過拼多多,交匯到了一起。
從這點來說,黃崢無疑是近十年來中國最有膽量的商業巨頭之一。
除了五環外,中國尚有3億多用戶的需求還待開掘,盡管這需求泥沙俱下,極其冒險,但他也要放手一試,因為這是對手即使想做,也無法下手的一招,是競爭戰略中最高級招式——他的原話是,“全品類擴張是上個時代的邏輯”他眼光毒,很早就和團隊分享過,人才是最好的盈利模式。
在一次采訪中,他描述自己與順豐CEO王衛見面的情景。
“順豐做電商肯定做不成。
你見過哪家快遞公司做電商做成的?”簡直毫不留情。
當年財經雜志刊登了一篇拼多多的報道,曾引起轟動,標題就是黃崢的戰略定位——“他們建帝國,爭地盤,我要錯位競爭”在商業模式中,黃崢是第一個用“反向定制”來詮釋商業愿景的人;他還是國內最早想到可以用半“計劃經濟”去實現供給側改革的人,可以說,黃崢在這幾年所做的一切努力,包括渠道下沉、社交推廣、搜集數據、都是為其梯次實現用數據精準,服務不同人群這一戰略做準備。
這也是拼多多未來的商業進階路線。
很難解釋一位從不研究物流的人緣何成為互聯網最懂電商的人。
互聯網電商公司中,為了控制品控,大多數平臺都會做自營,但唯有拼多多不同。
它既不控貨,也沒有自己的倉儲物流體系。
黃崢的理由是,阿里已經做得很好了,干嘛要做。
黃崢擅長反向思維,這毫無疑問是原因之一。
但拼多多從劍走偏鋒到飽受抨擊的現在,卻飽含了它即將要去的未來。
而關于這點,卻始終并沒有被人們,大規模的討論過。
“事實上,拼多多讓大量消費者一起產生購買行為,其實已經描畫出了一條從消費者到廠家的路線。
”前經濟觀察報的記者李翔發出感慨,他認為,拼多多的真實,“有很多面,但至于你理解到了哪一面,只取決于你看到了哪一面,或者你更愿意接受哪一面。
”黃崢擅長穿透表面直達本質。
在他早期的個人公眾號中,曾詳盡記錄了他在早期投資時,巴菲特對他的啟發。
“保險,是巴菲特的一個讓人敬佩而偉大的創新,因為它可以促進財富積累的再分配,做到讓周期更短的錢從富人向窮人回流”。
黃崢曾舉過一個一群人組團向生產廠商表達購買意愿的例子,這群人可以通過這個方式議價,言外之意是,拼多多也可以依法炮制。
他將拼團看作是人的邏輯,而非GMV增量的工具,因此拼多多的APP里幾乎沒有搜索,也不設購物車。
它是中國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第一家把信息量而非商品流,擺放在極其重要位置的企業。
但黃崢也強調,在這種相對去中心化的生產流通的過程中,應避免欺詐,才能形成良幣驅逐劣幣的正循環。
從商業和道德的權衡來看,全世界服務窮人的項目都不好做。
”逐鹿網創始人闌夕發出感慨。
盡管互聯網的研發精神在于解決每一個生活中的問題,但互聯網公司的研發團隊就沒有幾個掙扎在貧困線上的成員。
包括快手在內,所有依賴和觸及底層人群的公司都會遭遇這樣的質疑,這個國家經濟發展的不均衡程度,到底是什么樣子?或者換一個說法,這個時代的消費需求與供給狀況,應該是拼多多上所呈現的這個樣子嗎?拼多多里的那些人,難道不應該被引領走向一種更有質量的生活嗎?黃崢不會感到隱隱不安嗎?如果供給側的商品辜負了大家的美好意愿,該怎么辦?創投界作者曾翔提出了疑問。
“那些構想,看起來似乎可行,但實現起來是真的難。
”曾翔推測,因為現實中的場景太多,情況太多,黃崢極有可能在推演拼多多模式的時候,已經預料到了問題,但他依然束手無策。
自負先生7月30 日,“拼多多只是個孩子”成為網絡上的一個梗。
這緣于黃崢說過的一句話,“假貨是社會問題,讓3歲的拼多多承擔是不公平的!”這句話,迅速激發起了公眾對創富中積累原罪的憤怒。
有網友譴責,“世上最怕的事,是你和他說法律,他和你說發展階段。
”在邏輯上,稍具一點情商的CEO會如此說話,頗為少見。
黃崢是一個善于隔絕外部壓力,回歸本源的企業家。
但在企業危機來襲時,不共情,不考慮大多數人的感受,顯然是一種極為招黑的策略。
這不禁讓人懷疑,如此失敗的公關,究竟是拼多多內部反復慎重討論的結果,還是出自黃崢的個人意志?黃崢是拼多多的戰略制定者。
其好處是,拼多多成為了公司發展中戰略意圖最清晰的公司之一,壞處就是,其它人都成為很難發出自身聲音的執行工具。
黃崢曾經多次對內對外強調,拼多多的企業文化是本分。
“什么是本分?其實就是聽話。
”一位拼多多前員工這樣理解。
在拼多多,聽黃崢的話,被視為公司文化的信條之一。
據內部人士透露,拼多多的另外一位高管聯合創始人達達,最早是拼好貨CEO,后被黃崢調入合并后的拼多多負責運營。
在公司內部,職位幾經變化。
而達達僅有幾次在公開場合的講話,幾乎都是在復制黃崢的思路與想法。
這幾年,黃崢對于拼多多的管理一直都是:基本不插手業務,也很少給員工開會。
他負責給公司制定戰略和輸出價值觀,并通過股票的高控制權,來保持控制力。
2018年7月17日,拼多多的招股書顯示,在稀釋一輪之后,黃崢仍然占股46.8%,且擁有89.8%的投票權。
在BAT等公司,各部門的力量勢均力敵,可以彼此互相牽制,相互妥協。
但在拼多多,幾乎找不到明星員工,陸奇也只是一個虛銜,所有部門都是AB角的設定。
“Colin是一個性格非常強勢的人,董事會早就領教過他了。
”一位與黃崢有過接觸的投資人稱,資方的意志對黃崢的影響其實不大,他的態度一直都是,要么聽我的,要么別投我,投我是投資人的幸運。
而這種獨裁和自負同樣體現在他與員工的相處,以及公司內部的管理文化與企業文化中。
在一次媒體采訪上,黃崢當面糾正了公司員工關于公司運營指標的錯誤說法。
當該記者質疑,黃崢個人的構想與員工理解,是否存在長期脫節的時候。
他回答,“很抱歉,到現在我和員工的統一思想還沒有做好。
”一位拼多多的員工稱,在拼多多,只要黃崢不做決策,其它人也不會做決策。
“無論你是BAT什么背景,到他手下就是普通員工的身份,他不需要你有太多的想法,需要的只是聽話,如果你有太多想法那也可以,他會歡迎你離開”。
一位接近黃崢的人士稱。
拼多多公關危機事件爆發的部分原因,正是緣于黃崢過多的相信個人決策導致。
-----當企業的的決策高度集中在一個人身上,其風險在于,哪怕有一千次做對了,但只要有一次做錯了,后果就會很嚴重。
一位接近黃崢的好友稱,“他的性格,在他在工作、生活、家人都是如此。
他離婚的時候就沒有協商的余地,需要做的就是讓對方簽字,所以我們周圍的這些朋友們都在擔心以他的性格,今后該怎么辦?"但他停頓了一下,“當然這個前提是,他擁有極好的戰略格局觀,有的人是野心配不上能力,有的人是有能力沒有野心,他剛好都有。
”不久前現任IDG董事總經理樓軍曾經做個一個有趣的分享:CEO的孤獨如同跟一桌人吃飯,但是誰也不愿意做那個點菜的人,因為又累又煩還要承擔所有的風險,——顯然拼多多這一桌子大餐上桌,只有黃崢才配做那個點菜的人。
“從小到大我都是學校的第一名,目標導向太明確”這是黃崢對自己的描述。
他并非傳統意義上的中國企業家,更多喜歡獨立決策,既不混圈子,也不想和其他人交流。
“我相信他一直是孤獨的。
谷歌上市的期權套現而早早的財務自由,錢花都花不完,公司現在估值200億美金即將上市,可是黃崢要這么些錢干什么呢?”黃崢的朋友說。
在阿里,馬云有30多個“阿里合伙人”;在騰訊,馬化騰有劉熾平、張小龍這樣為公司建言獻策的左膀右臂,但是在現在的拼多多,只有一個黃崢和他散落在中國各個區域的2000名員工。
一位拼多多的員工告訴記者,危機事件來襲時,很少看到黃崢在公眾場合表達過低落。
盡管獨立決策的風險,未必勝過群體決策。
但一但爆發,后果就會很嚴重。
可黃崢的自負之處在于,他竟然可以在失誤中快速糾錯。
“他的目標是不斷提高勝率”。
性格決定命運,但命運反過來又強化著性格。
幸運的是,早在危機爆發之前,黃崢已經開始著手改變。
挺住意味一切黃崢承認,拼多多現在對整個商品的管控、對服務的品質都很初級。
“我們正在通過升級供應鏈來提高商品質量,用人工來選擇和推薦商品來避免腐敗。
”“對這樣一家公司,應該站在發展的立場審視它與它的粗糙跟不完美”夸克傳媒創始人王如晨說,“危機對于任何大公司來說,都存在,應該給予它通過技術迭代更新、完善治理的時間與空間。
”一位自媒體人告訴記者,今天大家都在笑拼多多,但他認為,所有的電商今天的優勢也都不會永遠是優勢,一旦有穿透性的新技術出現,危機近在咫尺。
“想要不爭議很簡單,做不起來就是了,把拼多多一棒子打死,有什么意義呢?”從許多方面來看,拼多多還處于構建自己的商業構想的初級階段。
盡管實現過程極其艱難,但它更大的意義在于,作為一家業務簡單的年輕公司,拼多多的未來可能有更多的變化。
在拼多多的招股書上著重販售的未來是”Costco加Disney”和模擬社交傳播路徑最終改造供應鏈的分布式AI技術。
”在黃崢的構想中,Costco想要做到的是,為不同人群提供不同的貨架,甚至開放大數據給制造商,幫助其生產適合該人群特性專屬的貨,并在貨找人的過程中融入娛樂性環節----即越來越多的用戶,越來越多的貨,算法越來越智能,進而能有更多實惠和樂趣。
黃崢自己是技術出身。
拼多多的技術甚至還高于一些巨頭公司,目前,拼多多已經有一個研究算法的技術團隊,拼多多IPO的40%的融資會用于技術研發。
據報道,拼多多內部目前有個團隊專門做與購物結合玩法的開發,目前已有數十種。
目前,以“廣告加傭金“收入為主的C2C電商平臺,模式粗暴簡單,又因為人為的因素,釀成了一場危機,拼多多一直要想在搜索之外創造出新的、規?;氖杖雭碓?。
黃崢預測,用千人千面的數據薦貨的業務,或許能夠改善這個問題。
盡管這些才剛剛進步。
這是一條幾乎所有人都認可的光明大道。
黃崢承認,拼多多現階段還在多實惠的階段,商品豐富度還不夠,算法也還在積累的早期。
“我們不做流量邏輯,我們要做的事情是反向定制”黃崢稱。
“淘寶是流量邏輯,主體是搜索,所以需要海量SKU來滿足長尾需求;拼多多代表的是匹配,推薦商品給消費者,把海量流量集中到有限商品里,有了規模之后再反向定制,從而降低成本。
這是沃爾瑪和costco的差別”-----這讓人想起來拼多多的年輕。
越成功的公司,走向新時代,就越有包袱,淘寶無法做拼多多想做的事,就好比百度無法做今日頭條的事情,它們都面臨成功所帶來的阻礙。
“我們不向做第二個阿里,拼多多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模式,而我們正處在這種模式開創的早期。
你可以說我low,說我初級,但你無法忽視我。
”黃錚說。
中國互聯網三大巨頭BAT都曾遭遇過不同程度、不同性質的危機——阿里巴巴2011年的支付寶事件,騰訊2010年所經歷的“3Q大戰”,以及百度的魏則西事件。
但這些危機,都事后深刻改變了三家公司的命運。
支付寶事件令阿里陷入低潮,但螞蟻金服因此獨立;騰訊在3Q大戰之后大舉開放旗幟,隨后微信誕生。
“只有在戰略、產品、公司文化,價值觀等一系列環節中出現了系統性風險時,這家公司才會在一次又一次的問題中被擊垮。
”一位騰訊集團的高管說。
或許,拼多多的這次危機可以帶給黃崢一次改變的契機。
從今天到未來,他需要跨越的不僅是用戶與利潤,速度與底線之間的鴻溝,也是管理與文化、創始人與團隊之間的平衡。
這需要黃崢給出更令人信服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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