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毛作為一種商業模式

周末，和同事頭腦風暴了一整天，關于如今的創業和工業化時代的創業的區別。

這個題目很大，牽涉面也很廣，今天先寫這些，等我慢慢整理出來。

1、拔毛作為一種商業模式這是在上次謝國忠演講中聽來的觀點。

謝認為，東亞地區歷代以來最成熟的商業模式就是拔毛，先壟斷案資源，然后從每個人身上收錢，好聽點是納貢，難聽點是打家劫舍，“此路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要打此處過，留下買路錢”，最成功的是做到李淵、朱元璋之類，“率土之濱莫非黃土”;次一等的成為宋江方臘，至少還能割據一方，大不了被招安進入體制;再次一等的是成為和珅，一人之下同樣可以賺得滿盆滿缽，風險是隨時有被抄家的風險，(抄家也是我們獨有的另一種商業模式);再其次是成為胡雪巖，官商合謀拔老百姓的毛，這種模式的風險是當官家發現老百姓身上無毛可拔的時候，轉過來會拔他們的毛。

總之，拔毛模式就是當官的模式，當不了就合謀。

2、創業在傳統工業化時代和大數據時代的不同工業化時代對應的是匱乏，它是規模和范圍的經濟，產權和契約是基礎，產權是資本主義最原始的動力，契約保證了交易的公平，謹慎、正義和仁慈是這個時代的倫理基礎。

大數據時代對應的是豐饒，商業從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演化到滿足人們對品味的需求，產權和契約當然仍舊是商業得意正行運轉的基礎，但信任才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特征，而信任的背后是開放、平等、協作、分享這樣的新的商業倫理。

總之，從傳統工業化時代到大數據時代，是商業專制到商業民主的過程，前一個時代的典型商人是古爾德、范特比爾德、洛克菲勒、卡內基、皮爾龐特摩根這樣的壟斷資本家，后一時代的財富英雄是楊致遠、佩奇、貝索斯、扎克伯格這樣的數字精英。

之前在B座12樓寫過一篇《你是哪種類型的企業家》的文章，就是有感于創業者和企業家在如今是完全被割裂的兩個群體，前者鮮見于傳統的報紙和雜志，而后者也幾乎不知道36K、雷鋒網或者B座12樓這樣的自媒體的存在，只有當潛行的創業者有一天異軍突起成為劉強東、馬化騰這樣當量的時候，人們才會在喧囂于機場的成功學導師那里聽到他們的事跡。

記得當時柳傳志交班給楊元慶時候就告誡他，“你只有把自己鍛煉成火雞那樣大的時候，那些小雞才會承認你是大雞”，數字時代的創業者如今也難免要受到這樣的鄙夷，當傳統的企業家擁有土地、廠房、大樓這些固定資產的時候，我們的創業者們大多數還蜷縮在民房、孵化器里面，僅有的資產無非是一些天天都在貶值的電腦和服務器，但是誰更有未來，一目了然。

有一次和一位UT出來的創業者聊天，講到老東家的現狀，該老兄嘆道，UT現在真是窮得只剩下錢了，有現金，有資產，但是沒有未來。

3、大數據時代營銷的變化在做投資之前，我有過差不多10年的營銷生涯。

以前的營銷的所有立足點就是與媒體合謀，要么是廣告、要么是事件策劃、要么是軟文，總之，就是千方百計地把產品的賣點告知給消費者，也講究精準營銷，但無非是根據媒體特性選擇早報、晚報，地方臺、衛星臺，最多也就精準到版面和時段而已。

何也?傳播的通路就這些。

所以，科里斯安德森就認為，我們以前所認同的流行文化和大熱門并不是因為它們本身有多出色或多契合我們的口味，實際上它們只是供需失衡的產物。

在供給不足的時代，我們沒有足夠的空間為每一個人提供每一樣東西：沒有足夠的貨架可以擺下所有的CD、DVD和視頻游戲光盤;沒有足夠的銀幕可以放映所有的電影;沒有足夠的頻道去播放所有的電視節目;沒有足夠的波段去播送所有的音樂;也遠沒有足夠多的時間將所有內容都濃縮到某一個載體上。

大數據時代的最大變化就是信息的生產、儲存和傳播方式的變化，當信息簡化為一個個微小的字節以后，內容的生產就不再是一門記者專屬的手藝，而傳播的通路也變得無限寬敞。

媒體的專制一旦被瓦解，隨之而來的就是消費者主權時代的到來，因為每一個消費者或多或少都成為了媒體的一部分，以同心圓的方式構建了自己的影響力，就算我們的粉絲不可與大V們同日而語，卻是以我們自己為中心的社群的信任代理。

以前的營銷需要通過廣告和專業媒體里面吹噓的評論文章強行奪取消費者眼球，現在是以產品和服務為中心建立起一個消費者社群，對話取代了宣傳和推銷。